·“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52.海丝腹地的主要涉外贸易商品种类（下）
五、纸品
海丝腹地的山区竹木茂盛,自古就是优质的纸品产区。
１.闽江流域
闽江流域是福建纸的重要产区。唐代,闽北生产的纸制作精良。明代,“闽中延平属邑,新笋出土经尺者,皆伐之,暴为明笋(笋干),岁千万斤,贩行天下,其利无算;又制为纸,利皆以万计”（ [清]祝文郁修,李世熊纂:康熙 «宁化县志»卷２ «土产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５页）。明代,闽北土纸还销售到越南等地。在越南与明朝廷确立宗藩关系后,越南为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对书籍和纸张的需求量大增,但是越南受本土条件所限,不具备独立造纸的能力,于是闽江流域的纸商主导了北部湾沿海的纸业市场,他们源源不断地将闽产竹纸销往北部湾沿海区域,促进了当地的文教风化。
至近代,土纸也是闽北手工业的中坚,闽江上、中游地区２０多县都产纸,尤以邵武、顺昌、南平、建阳等地为多,形成完整的销售体系.近代闽北纸业经营者有所谓槽户、纸贩、纸栈、庄客、过塘行、纸行、行客、承友等名称。（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７页） 纸品除了在本地及邻近市场销售之外,还借助闽江干支流水道向外销售。土纸沿闽江抵达福州,福州因此成为全省最大的纸品中心市场。除本地、本省消费之外,土纸在福州集散后继续向外转运,向北销往华北、东北的沿海各口岸,向东向南销往日本、安南 (今越南)及南洋诸岛,以满足当地华人华侨和爱好中华文化人士的需要。闽江上游的明溪主产五色纸,民国 «明溪县志»记载:“五色纸为明溪 (即归化)出产大宗,系行销湖广、广东、江西、福州各地。运往湖广销售者有汉口帮,运往福州销售者有榕城帮。两帮皆利市三倍,从前巨商富室,多由此发迹.在嘉道以前,设厂制造, 出产甚富。业五色纸之店铺凡二百余家.迄咸同以后,生产锐减。现营此业者寥若晨星。锡纸亦为明溪出产大宗,行销江西、邵武、泰宁、福州等处。皆由女工造成,女人借此营生者达数千家。以行销江西为最大,每年有赣客数十家派员驻县,采办出口。”②清流所产的长行、玉扣、大广、高连纸,除了运往邻近的宁化、长汀、连城等县销售外,还行销永安、福州、江西、汉口、潮州、香港、越南等地。（林善庆修,王琼纂:民国 «清流县志»卷１３«实业志»,上海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０页）
２.汀江与九龙江流域
纸品是汀江流域外销的重要物资。连城主要生产质地优良的漂染纸,长汀生产的玉扣纸、毛边纸,上杭、武平主要出产迷信用的海纸,漳平生产连四纸、大边纸。明清时期是汀州造纸业的全盛时期,纸是各县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史载 “汀境竹山,繁林翳荟,蔽日参天。制纸远贩,其利兼赢”（[清]赵成修,赵宁静纂: 乾隆«上杭县志»卷１«风俗», 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刻本）。自宋代以来,汀州就是手工造纸的重要基地.明清时期,除供应本地销售之外,汀州土纸几乎垄断了广东土纸市场,还远销东南亚地区。昔日广东及东南亚华人社区所用的玉扣纸,都认准汀州出产红色印章标记。据１９３９年统计,长汀县有造纸作坊６２０个,遍布全县１００多个村庄,年产土纸３１９０吨。至１９４６年,这一数据仍然保持相同水准。（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长汀县志·土纸»,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５页）除了出售本地土纸之外,汀江纸商还收购转销宁化、清流、上杭、连城、将乐等地土纸,通过汀江航运将土纸运到潮汕,海运至广州,再经海路外销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
为更好地经营纸业,汀州客商在潮州、广州等地开设纸行, 形成了汀州纸业商帮.清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长汀、连城两县纸商在广东佛山建莲峰会馆, “销行内地四乡、外埠及广、肇各属”（冼宝干编纂,佛山市图书馆整理:«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校注本),岳麓书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２４页）。乾隆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汀州和龙岩在潮州的商人共同倡建 “汀龙会馆”,以纸业经营为主.连城生产的中高连纸、玉扣、玉版、漂贡纸等还远销安南 (越南)、暹罗 (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销往国内外的各种纸产品达７.８万担,每担值光洋６０元,总值４６８万余银圆。（周雪香: «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６页）据统计,１９３９年汀江流域五县产纸达３１.６万余担,产值４５０.６万元,均占全省量值三分之一以上。（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福建经济概况»,１９４７年,第１１６—１２３页）据 «长汀县志»记载,清末民国时,汀州客商在外开设了数十家纸行,其中较为著名者包括:
潮州:长安行 (许蔚营)、荣丰行 (童子揖)、长丰行 (李鸿楷)等十多家。
汕头:建安行、连兴行、公兴行等十多家。
广州:长兴行 (李惕生)、公安行 (罗左衡)、德和行 (陈旭和)、永丰行 (陈伯醇)、安乐庄 (陈伯醇、蓝其伟)、建昌隆 (童少青)等数家。
佛山:长连行、长兴行、建兴行等数家。
香港:汀州行 (郑云松)、南连昌等数家。（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长汀县志·土纸»,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５页）
除以上大商埠之外,汀州纸商还在广东韶关、惠州、老隆、梅县,江西的赣州、吉安、南昌等地开设纸行。据１９３５年统计, 汀州城的纸行有１０１家,１９４５年时发展到１２５家。
除了当地纸商外出经营外,外地商人亦来到闽西设立纸庄, 如乾隆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广东行商黄洋华、朱广菊等来到连城土纸产地,先后在姑田、莒溪设立泰安、鸿安、义生、永昌等纸庄,收购土纸,运回广东佛山、香港、澳门等地销售。（周雪香:«清代汀州两江流域区域经济比较»,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不同等级的汀州土纸,销路也有所不同。书籍、账簿、账本印刷用纸,用汀产玉扣纸１、２、３号高级纸,其特点是纸质细嫩、色泽洁白、质地坚韧,书写后不会渗墨;手卷烟的烟纸,大多用汀产玉扣纸４、５号,其特点是纸质坚韧,含在口中不易湿断；色纸、识字课本、描红簿用纸,用汀产玉扣纸６号,属于中级质量土纸,这类纸主要用于红白喜事和普及性书籍课本,每年需求量极大;包装用纸,主要用汀产土纸中的７、８号———是玉扣纸中的低级纸,纸质粗糙、颜色偏黄,但是有韧性且无毒,因此一般用作药房、百货、布匹等行业的包装纸.此外还有毛边纸,虽然由其制作的印刷品保存年限不及玉扣纸,但胜在价格低廉、轻便易携带,因此也深受欢迎,主要用于练习毛笔字,或染成各种色纸。这类土纸也是销量极大的种类之一。（毛星:«建国前长汀商业贸易鳞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长汀县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 «长汀文史资料第１２辑»,１９８７年,第３４—３９页）汀州客家纸业商帮几乎垄断了广东土纸市场,故而罗香林在 «客家研究导论»中就已谈到福建客家地区所产纸在华南地区的广泛销售情况。自宋代开始至民国年间,汀州客家纸业商人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土纸销售网络,并将此网络纳入海上贸易。
龙岩是九龙江上游地区最为重要的造纸中心,县志载:“岩邑天产颇富,其可制造之原料甚多……今工业品之销售于北溪。湖邦、龙门、大小池、适中等社出品,则运售于西溪.西溪多粗料,北溪则兼运白料.白料纸质极良,销路远及于南洋.虽年计售不及百万,而贫民资以为生.其乡出纸者,虽妇孺皆有生计,则甚矣,工业之觅宜振兴也。”（马龢鸣修,杜翰生等纂:民国 «龙岩县志»卷１７«实业志»,“中国方志丛书”,据民国九年铅印本影印,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１８６页）
六、书籍
１.建本
南宋时,建阳跻身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列,被称为 “书林”。建阳刻书不仅促进了福建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也辐射八闽,影响全国,并融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线。明嘉靖 «建阳县志»卷四 «货产»记载:“货之属:书籍、花毯、布、纸……碗窑、黑窑。”书籍排在首位,可见建本在建阳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明代,建阳崇化里书坊市是建阳最大的集市。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的书坊火灾,烧毁大量书版,对书坊业造成沉重打击。晚明时,因应书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书版重新刊刻发行,总数比弘治年间大幅增加.至明末,书坊市的商业化程度更甚,在明代主要刻书业中心中,建阳以数量取 胜,“书坊之书盛天下”（[明]何乔远:«闽书»卷３８ «风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４３页）,天下客商如织。但谢肇淛对建阳书坊业有所批评,他说:“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最为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卷１３ «事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６页）他认为建阳所出书质量不高,是因为书商急于求成,因此使用劣质材料刻书以求快速获利。但从这条记载中也可以感受到书坊商人对书籍市场的敏感度和书坊业激烈的商业竞争氛围。
宋元明时期,建本图书走向海外.宋末元初建阳学者熊禾说“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元]熊禾:«勿轩集»卷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８８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０４—８０５页）,指出了建本传播到日本、高丽等周边国家的情况。
据熊禾所处的时代可知,建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迟于宋末,大致在南宋中叶。清代杨守敬有诗:“读罢七经开宝笈,传来足利阐儒宗。”（[清]杨守敬:«藏书绝句»,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５页）大致概述了东传日本的汉籍主要为佛家及儒家经典。从目前的资料看,东传汉籍中有不少建阳刻印本,如宋建安黄善夫刻印的１２０卷 «汉书»、宋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本 «广韵»、元朝翠岩精舍刊本 «重修玉篇»等。日本还翻印了不少建阳刊本,日本后水尾天皇在元和七年 (１６２１)将宋绍兴二十三年 (１１５３)建阳刊本 «皇宋事实类苑»用铜版活字印刷赐予幕府公卿,称为“元和敕版”。宽政年间,日本医官复刻福建元代建阳刘承文刊本«新刊续添是斋百一选方»。孙楷第在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记载了他在日本所见的元代建安 (今福建建阳)虞氏书堂出版的通俗小说５种,时间大致在元至治年间 (１３２１—１３２３)。“福建本几遍天下”就是对麻沙本 (建本)图书的最高赞誉。从明中叶至清初,福建籍商人在中日贸易中居于重要位置,建本的对日输出达到一个高峰。在中日贸易产品中,除传统的丝织品、药材之外, 福建的书籍也是重点.从明末至有清一代,在国内市场上的建本中,大量是满足当时普通人需要的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以及类书、医书等实用读物,因此流传到日本的建本很多也是此类小说、戏曲、类书、医书等通俗读物。«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西厢记»等故事的传播,也使得日本在文化上与中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三国故事、«西游记»故事至今仍是在日本社会深受欢迎的故事。入清后,建阳刻书业逐渐衰微,但仍有建本图书运抵日本长崎,其中既有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也有 «天工开物»等介绍中华生产技术的书籍,对日本幕府时代的教育界、知识界乃至大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高丽人安珦及其弟子权溥推动了汉文化及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元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高丽使臣安珦从大元带回朝鲜的书籍中,包括 «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 «朱子语类»等朱子学重要著作,«四书集注»后由权溥在朝鲜刊行.明朝时,朝鲜使团往返大明的朝拜活动使得汉籍源源不断传入朝鲜。如明成祖就曾赐给朝鲜使团包括 «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等在内的一批建本汉籍.除典籍之外,小说也是流入朝鲜书籍中的大类.明代,建阳作为古典小说出版重镇,不少建本小说因此传入朝鲜,如建本的«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武穆王精忠传» «新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这些小说讲述的是中国经典故事,它们的传播,在丰富民众娱乐生活之余也起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
明嘉靖万历之后,来华传教士充当了中西图书交流的中介。他们通过携带、寄送等方式,将中国图书传播到西方世界,其中也包括建本,虽然数量有限,但难能可贵的是保存了一些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的孤本.据方彦寿考证,这些孤本保存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美国等国的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等高等院校,包括明余绍崖自新斋刻本 «新刊韩朋十义记»,明富沙刘荣吾藜光堂刻本 «全相三国志传»,明嘉靖建阳刻本 «道南书院录»,清扬州阮氏复刊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 «新编古列女传», 明叶文桥南阳堂刻本 «荔枝记»,明嘉靖叶逢春刻本 «三国志传», 明正德熊宗立刻本 «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明郑尚玄刻本«订补全书备考»,明天启建阳余氏萃庆堂刻本 «四种争奇»,明弘治建阳种德堂刻本 «中庸章句» «中庸或问»,明麻沙植云所刻本«玉堂鉴纲»等。（方彦寿:«刻书中心建阳对外传播的基本走向及其影响»,«中国出版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７—２１页）
从宋至明,建阳麻沙镇都是重要的书坊刻书之地。有学者认为,明代后期,华中和华南的书业已形成以建阳、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的统一市场。建阳之所以能成为宋代以来的印刷中心,一是当地有丰富的制作书籍所需的自然资源,二是当地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建本的印制成本远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建本如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价廉质低.大量史料证明,建本种类繁多,包括经史、医书、日用类书、蒙学读本、戏曲歌谣集、历史小说等,不仅对全国的普通读者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也借船出海,影响到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美]贾晋珠著,邱葵等译: «谋利而印:１１至１７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页,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２.四堡雕版印刷
四堡位于今连城县四堡镇,地处闽西连城、长汀、宁化、清流四县边缘,是跨越县份的泛区域村落群概念。四堡附近山区有丰富的木材和较为成熟的纸业,为四堡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基本条件。从明万历起,四堡已开始经营雕版刻书业。历经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在清乾嘉道年间进入鼎盛时期。１９世纪初,当地在原有１３家书坊的基础上又增加新书坊４６家。（[美]包筠雅著,刘永华等译: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四堡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６页）清代,连城四堡、浒湾(江西)、汉口和北京并称为四大印刷基地。（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连城文史资料»第４辑,连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２页）四堡书商主导了中国南方的图书出版和销售,有 “垄断江南,行销全国”之说。（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连城文史资料»第４辑,连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２页）
四堡书商实行家族经营模式,当地的邹氏、马氏宗族形成了自己的家族商业网络。四堡书商开辟的商路和主要经营地点在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境内,以这些区域的腹地府城、县城、集镇和乡村为主。自清初起,每年元宵节过后,四堡开设书市,迎接来自广东、江西、浙江、广西、湖南等省份以及本省各地的书商。这些省份也是邹氏、马氏书商组织族人前往贩书的主要目的地.他们或开设固定的书肆书摊,或走街串巷肩挑贩卖,或从事批发行业,还可以与买家签订期货合同,通过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和跨地域的经营方向,四堡书商最终在中国南方建立起庞大且细密的书籍销售网络。四堡的书贩和书籍还进入海外贸易网络,远销越南及爪哇、暹罗等南洋多地。
四堡所印书籍种类繁多,根据包筠雅对族谱、账册及现存书版的统计,四堡刻书主要可以分为教育类书籍、指南类书籍和文艺类书籍三类。教育类书籍指蒙学、杂字、幼学、诗选以及四书五经等,如 «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及 «弟子规»等幼学书籍;指南类书籍指医书、药书、通书、实用类书、善书、家礼等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书籍,如 «千金翼方»«人家日用»等;文艺类书籍包括戏曲剧本、小说、诗集、书画集、歌册等,如 «文心雕龙» «楚辞»等,甚至一些明清禁书如 «金瓶梅»亦有刊本。同时,四堡书商的销售网络与明清客家移民路线之间具有相关性, 其销售区域多在靠近城市的腹地,也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区。除上述通行书籍之外,四堡书商特别刻印了供客家人使用的书籍,如马林兰堂的 «使用杂字文»、武平人林宝树编纂的 «一年使用杂字»等。这些书籍以客家方言写就,浅白易懂,因此在客家地区流传甚广。
连城四堡邹氏以雕版印书为主业,（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９３—１０９页）从明中叶至清初,受限于朝廷的海禁政策,四堡书商的活动范围一度局限于国内市场。１７世纪后期到１８世纪初,南洋作为中西贸易中转地而迅速繁荣。在英国和荷兰围绕着武夷茶所开展的商业竞争中,荷兰人最终掌握了主导权,巴城 (今雅加达)也崛起为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１６８４年九月初一,清政府颁发 “开海贸易”谕旨.１６８９年,中国与巴城之间进入间接贸易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依靠中国帆船往来于闽粤和巴城之间,以完成进出口贸易。这些主客观条件都为福建商人参与海上贸易提供了机会。在这一大趋势下,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初,四堡族商也将市场向海外拓展。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四堡邹氏十七世裔孙邹信国 (字炬臣)、邹敬国 (字威臣)率先开拓了暹罗市场。（福建省汀州连城四堡雾阁六修邹氏族谱委员会编: «范阳 邹 氏 族 谱 (敦本堂)»卷３ «萍踪拾粹·历年纪要»,１９９６年修）除此之外,邹世忠前往吧国（长汀四堡龙足 «范阳邹氏五修族谱»卷３３ «世忠邹公行略»,１９４７年修） (巴达维亚城及其周边,约为今雅加达),同行者还有其叔辈和族弟。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邹章国 (字斐臣)、信国、世忠 (字观辉)、宗发 (字世白、兴祖)等人贩书出海前往吧国。章国甚至迎娶异国女子为妻,生二子,俱留吧国。同辈族人多有前往南洋谋生者,邹章国的故事证明邹氏族商已开始融入当地社会。到了十八世邹世忠一辈,已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据族谱载,(世忠)奔波于“暹巴诸岛屿”,虽然当地 “语言服食迥异中原”,但世忠凭着才干和品格,在长期相处中获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彼邦人,亲公爱国,遂与公同声气,称莫逆”。（长汀四堡龙足 «范阳邹氏五修族谱»卷３３ «世忠邹公行略»,１９４７年修）
由于受到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加之石印和铅印技术的相继出现,四堡无力跟随新技术的发展而引进机械化印刷所必需的技术与设备。在科举时代,四堡雕版印刷的主要产品是科举应试书籍,但随着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四堡在新式教材和读物的出版市场中败下阵来。因此,在清末民初, 处于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双重边缘的四堡,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外地分店开始脱离本家书坊的束缚,转型成为书铺或新式出版机构的零售商.最后几家印书店勉强维持至１９４２年前,终告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