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5 15:23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彭一万

施琅平定台湾确保海上丝路畅通


施琅塑像

施琅(1621-1696年)在领军平定台湾之前,多次上书康熙皇帝,如《边患宜靖疏》、《决计进剿疏》、《舟师北上疏》等,内容除了希望他早日举兵攻台、肃清边患之外,还陈述敌我军情,谈及台湾在海路上的重要性。如在《边患宜靖疏》指出,台湾“上通日本,下达吕宋、广南等处,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贸易备具。”奉命平定台湾后,施琅又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深刻分析台湾战略枢纽地位、战略屏障作用、战略门户理念,力主留守台湾、开发台湾,以确保我国的海疆、海权、海防、海路,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意义。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知古鉴今,以面向未来。试想,如果当年清廷没有接纳施琅的意见而弃台,那么,台湾岛及台湾海峡受他国控制,东海到南海的通路必然受阻,我国也就失去通往太平洋的黄金通道和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走廊。也会给今天管控东海、南海防空识别区造成麻烦,不利于我国的海防、空防安全。当今日本安倍政权,妄图依托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建立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台湾如不在我国手中,他们的阴谋就容易得逞。

施琅平定台湾与郑成功收复台湾,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郑成功为统一中国收复台湾,施琅平定台湾而使中国统一。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解决了台湾归属问题,使台湾海峡这一重要的国际通道重归当年的福建商人掌握,为施琅平定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完成了国土统一并正式设治,保障了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畅通无阻。施琅续写了郑成功开创海洋世界格局中国地位的历史篇章。从此,福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厦门成为福建海商汇聚之地。他们东渡台湾,南下广州,开发澳门,闯荡南洋,涌现出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

清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1684、1685年),闽、粤、江、浙四海关先后开设,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上贸易、海上贸易、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江南、浙东到福建的海运通道特别繁忙,并延伸到东印度群岛。福建海商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把货物直接运往澳门、越南等地;外国航运业者跟进,利用这四处海关重启其对华贸易,商贾云集,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这就促进了东西方贸易,打开了福建、广东通往世界的大门。一批又一批福建人、广东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东南亚谋生打拼,参与世界市场的交往与竞争,不仅“西学东渐”,而且“东学西渐”,文明多种,文化多元,加速了欧洲社会转型的过程,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施琅的建议,1684年5月,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并管理福州南台、泉州、涵江、铜山、闽安镇、宁德、云霄、诏安等19个税口,在琯头、江南桥、东岱、罗源、蓁屿等20处设役巡查。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内沿海及渡台商船征税。这一年,施琅作为福建水师提督驻扎厦门,兼管海关,于第二年在厦门城内建衙署。这些措施,对于我国东南海防、政务,对于海上交通贸易都具有重大作用。

清道光《厦门志》卷八“番市略”载:“将军施琅有开洋之请,巡抚高世倬有南洋之奏,所以裕民生者非细。”连横著《台湾通史》卷二十五“商务志”载:“清人得台,渐开海禁……于是漳、泉商人贸易于东南洋者逐年而多。”“洎乾隆间,贸易甚盛……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因此,海上丝绸之路遍及东南亚、中亚、东非甚至欧洲,并留下丰厚的陆地印记和水下文化遗产。

施琅平定台湾之后,福建商帮利用台湾海峡上连东海、下接南海之便,一方面到我国江南地区,一方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经商贸易活动。这些活动,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直接推动福建、江南各省乃至东南亚各国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大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尚。福建商帮会同徽州商帮、山陕商帮、江浙商帮,持续地将江南一带大宗商品输向全国乃至出口海外。据清同治《福建通志》卷五十二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年),两广总督杨应琚等奏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

虽然施琅之前,也有人认知台湾的重要性,但未付诸行动。施琅把“靖海”作为“开海”的首要前提,并付诸实践,为靖海宁疆、江山一统作出贡献,因功而晋封“靖海侯”。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通洋裕国”的新版。特别是,我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主要通过海路进入,没有台湾的最终收复,这条海路就无法顺利通行!

清同治、光绪朝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曾上书指陈加强台湾的经营与防务、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性: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奉命巡视台湾、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上《请移驻巡抚折》曰:“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

1875年(清光绪一年),沈葆桢又与闽浙总督等上《会筹全台大局疏》曰:“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

1876年(清光绪二年),以福建巡抚身份巡视台湾的丁日昌上《请速筹台事全局疏》曰:“台湾有关东南大局,因而为未雨绸缪之计,小臣愚见,台湾若不认真整顿,速筹备御之方,不出数年,日本必出全力以图规取。其时恐不止如前时尚能以言语退敌也。”

1881年(清光绪七年),“清流派”健将陈宝琛上《论东三省台湾宜慎简贤能折》曰:“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台湾治,而后七省之海防可渐固矣!”

……

这些见解,可谓深刻;这些语言,掷地有声;这些警告,富有远见。而且,与施琅的主张一脉相承。联想到孙中山先生为统一祖国而奔劳,陈嘉庚先生在“鳌园”中的石屏上,特地镌刻一幅台湾地图……一股金瓯无缺、寸土不丢的爱国主义热流奔腾在历史的长河中!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据了台湾。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来,日军以台湾、厦门等地为前进基地,侵占香港,向东南亚进逼,发动太平洋战争,祸害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已经预言:“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针对康熙皇帝“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言论,施琅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主张:台湾“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我们不能不佩服施琅的深谋远虑、真知灼见;为了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舍得一身剐,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的大无畏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政府根据1943年12月签署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于1945年10月25日收复台湾,随后正式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样,涉及南海“九段线”的法律地位明确无疑。当年施琅坚留台湾,让台湾海峡与南海连成一片,具有多么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施琅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留给后人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理论遗产和实践遗产。“知今日台湾之重,即可以见先侯当日之心。”(清·施葆修《重刊靖海纪事序》)

我们今天研究施琅,应当将之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加以审察。施琅继承郑成功的伟业,大胆挑战欧洲人在东亚的海上霸权,大力阻止西方殖民者进军掠夺东亚的步伐;同时,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之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开辟厦门和台湾鹿耳门为对渡港口;100年间(1685-1784年),厦门和鹿耳门是海峡两岸唯一对渡港口。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五十七年(1792年)先后再开辟晋江蚶江港和彰化鹿港、福州五虎门和淡水八里岔港为对渡港口;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开辟晋江蚶江港和彰化五条港、福州五虎门和噶玛兰乌石港对渡。当时,台湾形成了鸡笼(即基隆)、竹錾(即新竹)、梧栖(即台中五叉港)等民间海内外商贸口岸。这些都是施琅平定台湾的直接效应。

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期间,还为福建做了许多大事、好事,影响巨大。如捐资修复厦门普照寺院宇旧观,增建大悲阁,更名普照寺为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及后来的闽南佛学院在台湾影响极大;同时,又重建万石岩;修缮泉州府文庙、天后宫、承天寺法堂、安海龙山寺、安平桥、马平桥、顺济桥等寺庙桥梁,兴修水利;在厦门后溪镇建造霞城城隍庙,成为台湾一批城隍庙的“祖庙”、“太祖庙”;重建被毁的厦门城,扩大规模,在城内建造福建水师提督署,厦门成为八闽门户、海疆重镇;题奏在厦门设立闽海关,使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厦门港因此崛起,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龙头港”,奠定了日后依海建市、以港兴市的基础。

施琅给福建、厦门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福建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加上厦门对台的区位优势,让厦门获得建设经济特区、自贸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的机会。厦门不仅处于闽南金三角,而且处于厦门-港澳-台湾三角地域中,是“唐山过台湾”和“唐山下南洋”的主要口岸。自贸区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将使两岸直接往来便利化。自贸区接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大时代的发展机遇。在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厦门港将转型为以航运人才、航运服务为主的大型港口。

纪念施琅,研究施琅,要继承和弘扬他的爱国主义传统,学习他独到的政治视野、经济眼光和军事谋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圆“中国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