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绪 论
“闽在海中”，“涨海声中万国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有一种说法：“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33—1925）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他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事实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德国人起的名字，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作家克泰夏斯的作品中就提到过罗马人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丝绸——“赛里斯”。丝绸之路名称出现之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在《西突厥史料》中说：“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这便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描述。
今天我们所讲的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由于福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名中“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定义为福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海上交流历史久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译使从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境内）、日南（今越南）起航，载运杂缯（即各种丝绸）等物，到达都元国（今马来半岛）、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今缅甸）、黄支国（今印度半岛南部）、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可知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早已存在，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代，中国的海舶已从广东南海的徐闻、合浦，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联通起来的远洋航线。公元1世纪以后，随着古罗马通过红海到印度的贸易的繁荣，“恒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大秦王（罗马皇帝）通过海路与东方的汉王朝直接交往。至此，横贯东西两大帝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这一航线自中国广东沿海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斯里兰卡中转，直达红海，与欧洲国家接触，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由于这条海上通道经过了诸多国家，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中国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罗马人、西班牙人等在海上交通和贸易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并非中国专有，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各地区共有。
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交流的大宗货物不同，有时是丝绸，有时是陶瓷，有时是香料，有时是书籍，因此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或“海上书籍之路”。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丝绸”只是一个输入输出物品的代名词，是约定俗成的称呼。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内涵博大精深，远非一本小书所能涵盖得了，其中有些内容只是提纲挈领，或者是蜻蜓点水，有些甚至还未涉猎到，故冠以“史纲”之名，仅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求方家指正。
也许有人会问：在中国广阔的南部、东部沿海，都有相当发达的海上交通，连接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福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福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有何鲜明的特点，这是本书首先必须回答的。
先说南边的广东、广西。有人说，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汉书》记载得清清楚楚：中国海舶始发地之一是徐闻港（今广东徐闻。广东徐闻和广西北海在汉代同属合浦郡，郡治一度位于徐闻）。在徐闻曾出土有汉代的“万岁瓦当”，可知汉代派驻徐闻的官员级别之高。而当时海路交通的主要都会是番禺（今广州），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可知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物品之丰富。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的造船工场遗址，勘查出3个长度超过100米的木质造船台，可造出宽8米、长9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可见，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在岭南。而且，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开辟了从广东经海南岛东面、西沙群岛至中南半岛的航线，不必绕行北部湾，广州便成了中国对外海上交通贸易的中心港，广东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
广西的北海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北海合浦设置合浦郡，合浦成为汉代中国海舶的始发地之一，也是汉代对外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中国从海上通往中南半岛、南亚、欧洲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北海重要的3个文化遗产点草鞋村汉城址建筑遗存（考古发掘现场）、合浦汉墓群、大浪汉城址都有力证明北海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
福建的北边是浙江。有人说，浙江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其依据是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深海鱼骨，以及在舟山群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浙江的特点之一是岛屿众多，全国6500多个岛屿，浙江就有3061个，占了全国的将近一半。从远古时期起，浙江沿海的民众就与海洋同进退，进行海洋捕捞，甚至跨海航行、定居海岛。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浙江的造船、航海以及海洋贸易一向相当发达，甚至曾领先全国。浙江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乡，丝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此外，成为外销出口的大宗商品还有瓷器。隋唐时期的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南方瓷器的最高水平，宋代浙江龙泉窑代表了我国青瓷的最高水平。这可以从宁波附近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得到证明。宁波古称明州，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极其重要的港口。
再往北看山东。有人说，中国文明中心区域最直接的沿海地带和海上门户就是山东。山东是中国最早彰显海洋特色的地区。在6600年至4500年前，大汶口人和龙山人就先后从山东半岛下海，乘木筏逐岛漂航东去。山东最早的“东夷文化”其实就是“东海文化”。考古界还在山东半岛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渔漂、鱼钩、网坠以及沿海城市遗址。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齐景公“游海而乐之，六月不归”（《韩非子·十过》），说明山东地区海上交通的方便。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曾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人，于山东琅琊郡乘船出海，寻找海外仙山，这便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最早大规模航海的记录。山东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北方连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中心地区，山东人自古以来就有向海洋、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因此，山东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这些观点各有其道理，关键在于衡量的标准。我们不能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事物拿一把尺子统一衡量，硬要分出个高低。其实，它们都各具特色，各有春秋，难分伯仲。既然它们都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该取其精华，探讨其特色。基于这种想法，我们不妨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特色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从时间概念上看，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具有早熟性，且持续性强，没有中断。
早在18万年以前，福建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从三明万寿岩灵峰洞和船帆洞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得到证明。到了新石器时代，福建平潭的壳丘头遗址极具海洋文化特质。这是一处距今约7450~589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有新石器时代灰坑21个，出土石器、骨器、玉器、陶器、贝器等文化遗物200多件及大量陶片。石器多打制，少磨制；陶器以低温的夹砂陶为主，形制有釜、罐、盘、碗、壶，陶器上流行贝印、刻画、戳印等纹饰（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在平潭的南厝场、祠堂后、西营及闽侯的白沙溪头、昙石山，金门富国墩、金龟山等地，都分布有这类文化遗存。从福建以上诸多处考古发掘看，福建先民的海洋活动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他们驾一叶扁舟，漂浮于大陆的东南沿海、台湾海峡两岸，进行生产和生活。以至于后来史籍称“闽在海中”（《山海经》卷10《海内南经》），称福建先民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36册104页）。
正因为福建有如此悠久的与海共生、向大海讨生活的历史，所以其历史积淀丰厚，造船业和海上航行的历史也十分悠久。
福建省连江县发掘的独木舟，证实了福建先民善于造舟。这艘独木舟长71米，前宽11米，后宽15米，残高082米，用整根樟木制成。在舱体部分有明显的火烧石凿及粗笨金属器加工的原始痕迹，其制作年代为战国末至秦汉前期（黄开柱、林宗鸿：《连江汉代独木舟初探》，《福建文博》1980年第1期）。
秦汉时期，福建曾为闽越王统治，闽越王每年要向西汉中央朝廷朝贡，还要以各种奇珍异宝与各地诸侯王交往，江都王刘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蝯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闽越王这么多的珠玑、犀角、奇兽，当有相当部分是由海外输入的。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朝派兵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与宗族计谋杀郢降汉，如归降不成，“乃大战，不胜，则亡入海”（《史记》卷114《东越列传》）。可知，闽越人对于海上活动是相当习以为常的。
秦汉时期，福建的海上交通已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后汉书》卷33《郑弘传》载：郑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今福州。可知，汉代的福州不仅是闽中的海上交通中心、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而且也是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的海上口岸。福建所处的重要海上交通地理位置也进一步促使其海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孙吴统治者在福州设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在闽东沿海设温麻船屯，将一些北来的谪徙之人派到此地造船。这些造船工场不仅规模大，而且所造船舶船体大，种类多，设备好，也有力地满足孙吴政权及海上交通的需要。同时，当时孙吴的丝织业在广泛的民间织造基础上，又开始创立官营丝织。因此，载运丝绸等物的福建船只便北达辽东、朝鲜，南抵两广、南洋，东至日本，开始扮演以贩运丝绸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角色。
两晋时期，福建有很多熟悉海上交通的篙工楫师。左思《吴都赋》说：“弘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闽禺指福建和广东（番禺）。可以看出，福建的船工、航海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航海技术，迅速地到达航海目的地。
可以说，秦汉、魏晋时期，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先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不仅不可或缺，而且相较于中国的其他大多数地区，它具有早熟性。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持续性强，从未中断。如果说，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唯一文化没有断裂的国家，那么，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港口尽管有盛有衰，但海上交通从未中断。即使在明清一度严苛的海禁条件下，仍有不少福建人冒险犯禁，驰骋于海上与外国进行交易活动。据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载，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福建私商很多，“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加、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2。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有时还迫使统治者改变政策，部分开放海禁，使海外贸易得以持续，海上交通得以畅通。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漳州月港的兴起。漳州月港原是九龙江入海口附近的一个无名小港，贸易船只出海时需要数条小船牵引方能航行，且地处偏远海隅，天高皇帝远，官府威命不到。明景泰（1450—1457）年间，有中外商船在此私自驻扎，以后，又有葡萄牙、日本、西班牙商船载货来此贸易。月港海商也乘风挂帆，大舶数百艘，出海私相贸易。由于月港的私商贸易已是既成事实，明王朝不得不对此加以承认。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下令部分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张夑：《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福建海上丝绸之路遂在新的港口继续向前发展。
其次，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具有世界性，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乃至美洲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世界性的网络，影响了世界，也反哺了中国。
早在秦汉时期，福建就与东亚、东南亚国家有了往来。隋唐时期，福建港口迅速兴起，闻名于世，正如唐代诗人在描述福建港口中外交往盛况时所写：“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载《全唐诗》卷208，又见《文苑英华》卷271，《舆地纪胜》卷203）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断取得长足的进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福建泉州港终于以“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而著称于世。
根据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所撰《诸蕃志》记载，当时与福建有通商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8个。具体来看，东亚有高丽和日本，东南亚有占城、三佛齐、阇婆、真腊、罗斛、兰无里、渤泥、凌加斯加、麻逸、三屿等，南亚有南毗、故临、注辇、鹏茄罗、细兰等，西亚有麻嘉、翁蛮、记施、白达等，非洲有勿斯里、遏根陀、默伽猎、层拔、弼琶罗、昆仑层期等，欧洲有斯加里野等。到了元代，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福建海外贸易除了原有的国家和地区外，又增加了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十多个国家的30多个地方。明代，福建商人通过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从福建漳州月港等港口，将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运送到万里之遥的美洲墨西哥。这是一条从福建经马尼拉到美洲的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横跨太平洋，到达西半球的美洲，使原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长度骤然向东延伸了一倍以上，达于除南极洲之外的世界各大洲，更好地诠释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性的特点。福建商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集中居住、贸易，在专门的交易市场，有从福建运来的中国细丝、粗丝、色丝等各色丝织品，还有白绸、彩绸、面纱、锦缎等各种纺织品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由福建商人和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共同商定，西班牙人以白银支付。西班牙人将货物装上大帆船运往美洲，从中获取600%或800%的利益。优质的中国丝绸等商品受到美洲市场的欢迎，而美洲盛产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大帆船贸易成为当时横跨太平洋两岸的一种崭新的洲际贸易形式，是太平洋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盛事，与福建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的28年时间里，以郑和、王景宏（宏又作弘）为正使的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每次海船一般有100多艘，多的达260多艘，搭载官兵船工等各色人员2.6万至2.8万名，“云帆高挂，昼夜星驰”，“涉沧溟十万余里”，经南中国海、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口，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程13万多海里。郑和舟师中的很多官兵、船员来自福建，与郑和并列为最高指挥官的正使王景宏是福建漳平人，在太仓、长乐发现的碑文中，郑、王二人名字均以正使并列，可知两人品级相同，地位相当。两人排名的先后，只说明所负职责的不同。郑和为总揽全局的总指挥，王景宏则是负责具体航海事务的总管，两人地位同等重要。为了铭记王景宏的功绩，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将南沙群岛的一座岛屿命名为“景宏岛”，沿用至今。郑和下西洋，福建是主要基地和人力物力供应大后方。福建长乐、泉州等港，是郑和下西洋驻泊候风补给的港口。郑和宝船有部分在福建建造，随行的技术人员、通事、水手有不少是在福建招募和补充的。候风开洋常在长乐太平港，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达10个月。祭祀海神等活动也多在福建举行。郑和所立的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泉州灵山圣墓《郑和行香碑》、郑和发心铸造的三清宝殿铜钟等文物保存至今，都有力地证明福建在郑和下西洋盛举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书籍等物品输往世界各地，丰富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的丝绸运往美洲、欧洲，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欢迎。中国的瓷器远达世界各国，既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又常被收藏，成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发展。中国的茶叶输往欧洲，丰富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中国书籍传入日本、朝鲜、琉球，也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也传入世界各国。宋代，福建海员已广泛使用指南针。阿拉伯人接受了中国人的四十八分向法的罗盘导航技术，并将之传播到西方，引起欧洲航海业的大变革。17世纪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从事贸易的大帆船多数是在菲律宾建造，而建造的技术人员和工匠则主要是福建籍的中国人，大帆船规模巨大，性能优越，最大载重量达2000吨，为大宗贸易提供了保障。
中国的火药传入西方也是经由福建与阿拉伯海上交通的途径，宋元时期侨居福建的阿拉伯人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后来火药和武器又由阿拉伯人经西班牙传入欧洲。中国的印刷术、采矿和冶炼技术也先后经福建传入日本、东南亚及海外诸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们在关注福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丝毫不能忽略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为福建及中华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通过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来自国外的货物，主要有乳香、沉香、安息香等香料，蔷薇水、苏合香油等药物，诸蕃布等纺织品，槟榔、波罗蜜等食品以及各类杂货，这些都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国优良农作物也传入我国。占城稻原产越南中南部，耐旱，成熟期短，产量高，从播种到成熟仅50余日，宋真宗时，福建引入栽种占城稻种并向全国推广。番薯又名地瓜、红薯，原产于中美洲，因来自“外番”，民间称之为番薯。明万历间（1573—1620），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购置薯苗带回福建并种植成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大旱，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福建巡抚金学曾幕僚，上书请求推广种植番薯，以度荒年，获准后在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大量种植，成效显著。世界各国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也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如日本的倭缎织造技术，学习自中国，又有所改进，倭缎输入福建后，“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乃服篇》。，改进、丰富了福建的织造技术。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大量丝绸、瓷器、茶叶、书籍外销，反过来也促进了福建丝织业、制瓷业、种植业、刻书业等事业的兴盛。
再次，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孕育了福建人文性格的拼搏开拓精神和团结特性。
福建地处亚洲大陆东南部，山高路险，陆上交通极为不便。原住民闽越人尚武好斗，史称“闽越悍”。魏晋南朝时期，大量中原汉人南下，并与闽越族融合，逐渐形成福建人刚强彪悍的性格。隋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进一步孕育了福建人拼搏开拓的精神。
海上交通贸易是一种比农业生产危险得多的活动。沿海一带民谚云“行船走海三分性命”，就是说明海上交通贸易十分危险。宋人刘克庄诗云：“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实堪悲。”( 刘克庄：《后村集》卷12《泉州南廓二首》)然而福建人似乎因长期与海洋打交道而具有一种天生的不惧海涛的冒险拼搏精神。他们不仅不惧怕海洋，而且敢于与海上的强敌做斗争。
明清之际，西方殖民者东来，气焰嚣张，以福建安平港（今晋江市安海镇）为发祥地的郑芝龙海商集团与之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627年，郑芝龙舰队在福建东山岛打败荷兰舰队，荷兰舰队一艘被焚，四艘被俘，落荒而逃。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廷招安，被命为“海防游击”，并名正言顺地消灭了李魁奇、杨禄、钟斌等海商集团，掌握了从日本到南洋的东南中国海的制海权。任何海舶，没有郑氏令旗，不得航行于海上；过往船只每年要缴纳每只船两千金的费用。郑芝龙集团拥有船舶1000多艘，每年收入以千万计，俨然是个跨国的海上大统领。
福建人的拼搏开拓精神，也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子里，反映在他们的著述和行动上。
李贽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明中叶，成长于福建泉州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里。他的童年、青年和壮年时期，都是在家乡度过的，家乡浓厚的商业氛围无疑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具有对孔孟之道的反叛精神，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主张“人必有私”，对商人充满同情和赞扬，成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异端。他重视商人的作用，在《又与焦弱侯》的一封信指出：“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李贽的思想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窠臼，体现了当时社会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的开拓反抗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福建人。
郑成功、林则徐等人也是一代又一代开拓进取的福建人的典型代表。郑成功，福建南安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以福建人为主的大军约2.5万人，分乘200余艘战船，自金门料罗湾出发跨海东征，收复台湾。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积极进行政治建设，在台湾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郑成功重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仿效前人的经验，推行“屯田”，寓兵于农。郑成功还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推行“通洋裕国”（江日昇：《台湾外纪》卷5，齐鲁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政策，这是对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重陆轻海”思想的重大冲击，扩大了国人看世界和海洋的眼界。他兴建洋船乌船，上通日本，下贩暹罗、交趾等处，郑氏因之“财用益饶”。“通洋裕国”思想促进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使台湾经济得以繁荣。郑成功抗夷御侮、“通洋裕国”思想长期以来成为福建人抵御外来侵略、勇敢拼搏的精神武器。明朝末年以后，福建人以更大的勇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向外移民。郑成功的思想和实践，成为广大福建人的行为准则和楷模，也成为激励他们与各式各样的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动力。
林则徐，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成长于福州，长期在东南沿海担任清朝接触“夷务”的高级官员，视野开阔，勇于拼搏开拓，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意识到有海必须有防，马上着手加强海防。他不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吓倒，而是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长短利弊，主张采用夜战和火攻的突击方法来困扰敌船，并发动粤东渔人、疍户以及滨海居民，招募他们为水勇，进行操练。由于林则徐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周密防备，英军的挑衅不断遭到失败。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禁烟以及后来接任两广总督期间，英国侵略者无隙可乘，只好倖倖离开广东北窜。鸦片战争清军失败后，林则徐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应迅速地建立“炮舰水军”的主张，他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并确定水军的规模；“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杨国祯：《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第180—186页）。林则徐提出这种水上主动出击的主张，他的海防思想趋于完善。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影响了当时和后世。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原则，编写《海国图志》，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一直景仰林则徐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和林则徐女婿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建马尾所创办的福建船政，可以说是林则徐海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近代造船业和近代海军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培育了福建人的团结精神。海上风险浪恶，海上生活艰辛备至，九死一生，这就需要人们团结一致，共克艰辛。福建人从事海外贸易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乡族或行会特质的团体或组织，如人们常称的“福建帮”“闽南帮”“漳州帮”“泉州帮”“福州帮”等等。大量福建人到达海外，要想生存并立足下来很不容易，这必须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互助。福建人无论是从事贸易或侨居海外，都相当团结。他们通过同业公会互通信息，提供商机，制定规则，共同发展。他们通过同乡会、联谊会、宗亲会、校友会，联络感情，互相帮助，给新来的同乡介绍工作，给遇到困难的乡亲提供资助。因此，在海外的福建人关系相当融洽，富于团结精神。
福建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地缘性强。例如闽南籍福建人多集中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宿务，印尼的雅加达、三宝垄以及马来半岛的柔佛、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等地，福州籍的多集中在沙捞越的诗巫、马来西亚吡叻的实兆远等地。他们保留福建方言，保留中国的风俗习惯，重视华文教育，创办华文报刊。闽籍华侨华人帮派以及相关的地缘性社团是闽籍华侨社会的核心，对团结海外闽籍华侨华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福建人的乡族团结特性，也形成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爱乡、回馈乡里的浓厚感情和实际行动。
陈嘉庚是闽籍华侨的典型代表。他自1906年在马来半岛经营橡胶业开始，20年间发展迅速，成为富甲东南亚的华侨大亨。然而，他发家后不忘祖国和家乡。自1913年起，他耗尽毕生心血和财富兴学育才，捐资数亿元，在厦门集美村先后创办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各类职业学校和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的各类普通学校，1921年又捐资4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以他为主席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动和领导东南亚近1000万华侨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他们通过捐款、弃商从戎回国参战、创办报刊宣传抗日等各种形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杰出的贡献，体现了闽籍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回馈乡梓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