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3.隋唐五代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成长 

一、隋朝在福建的统治与航行台湾

1. 隋朝在福建的统治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相国杨坚受周禅，建立隋朝，改元开皇，是为隋高祖文帝。隋王朝建立后，以贺若弼为庐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马上着手进行南下灭陈的准备。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下诏伐陈，任命晋王杨广为南征总指挥部淮南行台尚书省行台尚书令，担任最高指挥官。晋王杨广、清河公杨素等皆为行军元帅，率兵518000人，东起沧海，西至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大举南下。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后主投降。平陈后，隋王朝取得了包括福建在内的南方的30个州、100个县，增加户口200万人。隋统一了广大南方地区，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可是，江南的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制造借口，煽动民众起兵反叛。《资治通鉴》记载：

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咸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会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稜、饶州吴世华、温州沈玄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资治通鉴》卷177·文帝开皇十年）。

泉州的王国庆是这次反叛的主要头目。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升晋安郡为闽州，管辖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州治设在晋安郡（今福州），这是福建自成一州之始。晋安郡后升为丰州。隋统一福建后，开皇九年，丰州因州治（在今福州）有泉山，故改名泉州。

隋朝廷得知泉州的王国庆等江南世家豪强反叛后，便派杨素为行军总管，出兵讨伐。杨素率领水军，先击败京口一带的叛军，然后直逼浙江东岸叛军主要巢穴。这时，盘踞在浙江东岸的是越州高智慧。高智慧拥有海船千艘，据海岸为营，周亘百余里，兵势强盛。杨素设计袭破其营，纵兵奋击，大破高智慧。高智慧只好弃营南逃。杨素自余姚航海追到永嘉，高智慧败走闽海。

泉州王国庆自以为海陆艰险，对杨素的北方兵麻痹轻敌，不设防备。岂知这时的隋军水师已今非昔比，发展得十分强大，从浙江沿海穷追不舍至福建泉州（今福州），王国庆弃州而逃。“素分遣诸将水路追捕。密令人说国庆，使斩送智慧以自赎，国庆乃执送智慧，斩于泉州，余党悉降。”《资治通鉴》卷177·文帝开皇十年。在杨素强大的水军攻势下，福建平定。可见，不管是隋王朝还是据福建作乱的王国庆，其海上舰船人员都相当多。

2. 隋炀帝与台湾

隋朝炀帝时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等人多次大规模航海到达流求（今台湾，《隋书》卷81《流求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进一步发展了三国时期以来福建与台湾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隋书》卷81专门有《流求传》。流求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是冲绳群岛还是台湾岛，学界有不同意见。《隋书》专门将其与高丽、百济、新罗、靺鞨、倭国等东夷国家并列，可见其国不小。从地理位置看，《隋书·流求传》称：“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建安郡往东的海岛正是今日的台湾，从航行距离看，建安与台湾大约也就五日水程。《新唐书·地理志》“泉州清源郡”条记载：“自州正东海行二日到高华屿，又二日至句鼊屿，又一日至流求国。”一共是五日水程。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宋史·流求传》等书都说流求在建安郡东边的大海中，海行五六天。因此，多数学者认为，《隋书》上的“流求”就是今日的台湾。

隋代的台湾，生产生活方式相当落后。据《隋书·流求传》记载：

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纻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有刀、鞘、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纻为甲，或用熊豹皮。

炀帝即位后，为巩固对东方、南方的统治，于大业元年（605年）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又开通济渠，北起黄河附近的洛阳，南至淮河边的江苏盱眙；开邗沟，连通淮河和长江。这年八月，炀帝乘龙舟沿着运河到达江都，船队连绵200余里。在安定大陆之后，大业三年，炀帝命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入海求访异俗”（《隋书》卷81《流求传》），到达台湾，“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隋书》卷81《流求传》。。大业四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隋书》卷81《流求传》）。到了大业六年，炀帝遣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隋书》卷64《陈稜传》）。

隋炀帝为什么要频频派人前往台湾？《隋书》说是为了“求访异俗”，有学者说是为了“掠夺人口”“补充劳动力”，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纵观当时隋炀帝遣使倭国、结好赤土、修大运河等将统治视野投向广阔海洋的一系列做法，有学者指出，“加强与流求的联系，正是隋炀帝的海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隋炀帝与以往帝王明显不同的是他已把统治的视野从传统的陆地投向宽广的海洋。隋炀帝派人到达台湾，与秦始皇派徐巿东渡不同，炀帝派人到台湾，不完全是为了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而是为了隋王朝的扩张，所以，他才能做到先礼后兵，一再派人前往‘慰抚’，朱宽、陈稜、张镇周并没有为炀帝带来奇珍异宝，相反，隋炀帝还认为他们航海有功而将陈稜进位为从二品散官右光禄大夫，将张镇周进位为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隋王朝的造船业相当发达。隋平陈时在永安所造的五牙大战船和黄龙战船，炀帝游江都时所造的龙舟、翔螭舟、浮景、漾彩等船，船身高大，制作技术高超，是当时发达造船业的代表作。尤其在江南，制造海船的技术更为先进。不仅官府，就是民间也经常制造大船，在沿海以及台湾海峡两岸航行。隋统一后曾下诏取缔江南吴越人私造大船，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卷2《高祖纪下》）。可见这一时期，江南一带民间私人造船业也很发达。隋将陈稜率大规模船队前往台湾就是当时公私造船业发达的结果。”

二、唐代福建的屯戍与汉人迁徙台湾

1. 唐初福建社会与屯戍

唐初，福建经济落后、人口不多，尤其是闽南沿海一带，这里地处南疆边陲，距离唐代政治中心长安遥远。在广袤的泉、潮二州之间，还有不少丛林密布、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当地的土著居民以狩猎为主，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这一带是唐王朝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经济落后，社会也很不安定。为了加强对福建沿海一带的统治，唐王朝经常派兵士前往戍守。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州、 潮州之间“蛮獠啸乱”，唐政府命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府兵3600人”《云霄厅志》卷17《艺文》。入闽平叛，戍守七闽百粤交界的绥安县（光绪《漳州府志》卷24《宦绩·陈政》）。派兵入闽屯戍是唐政府对边陲地区的一种军事管理措施，它有利于地方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以及陆上、海上交通的安全。

陈政死后，陈元光代父为将。陈元光很有作为，他亲自率兵前往岭南潮阳，平定陈谦、苗自成、雷万兴联合的地方叛乱，还军于漳。永隆二年（681年），他又奉循州司马命令率兵入潮州平叛，伐山开道，潜袭敌营，取得胜利。对于九龙江流域的“蛮獠啸乱”，他派人在上游结筏，顺流而下发动袭击，蛮军败退。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还在九龙江西岸建寨屯兵，对当地少数民族施行教化，促进当地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称这片地区为“唐化里”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85《关隘·柳营江把截所》。。

为了更快地改变九龙江一带蛮荒落后的状态，陈元光重视制度建设，向唐朝廷建议，在泉州、潮州之间设置一州以加强对当地的统治。

2. 陈元光治理漳州的政绩

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唐中央在泉州、潮州之间增置一州，因州址在漳江边，故名漳州，下辖漳浦、怀恩二县，令陈元光兼任刺史，属官自别驾以下，可自行辟署。

陈元光担任漳州刺史后，重视选用有才干的人担任各种重要职务，以形成政治清明的风气。许天正刚正无私、处事公允，被任为州别驾，成为陈元光治漳的得力干才。在陈元光居祖母丧时，许天正代领州事，处事井井有条，“岭海辑晏”。李伯瑶、卢如金、丁儒等人也都各有勤于职守、练达事务等才干，都被陈元光委以重要职务。承事郎丁儒参理州事，政绩颇丰，当地人称颂陈元光时，也往往会赞扬佐郡丁承事。由于所任得人，各尽其职，漳州建州以后吏治廉正，经济繁荣。漳州州址原设于隋绥安县故地（今云霄县），后陈元光之子陈珦移至漳浦县李澳川，德宗时又移至龙溪，即今漳州市区。

在经济上，陈元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推行屯田制，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营农积粟。他在州的行政机构中设有司田参军事官职，专掌屯田事务。他自己带头在漳水之北开屯。他的部下如府兵校尉卢如金等人也纷纷组织兵士开荒辟田，兴建屯营。陈元光还组织散居各地的中原移民建立村落，垦荒种植。他要儿子陈珦时时牢记劝课农桑这个根本。由于陈元光的重视，加上措施得力，随同他入闽的五十八姓也都安下心来。大批汉人的移入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漳州地区的开发。陈元光鼓励民众发展生产，除了种黍稷外，还开始种植麦和稻，以及甘蔗、麻、芭蕉、龙眼、荔枝、柑橘等经济作物。陈元光鼓励发展手工业，扶持商业，“兴贩陶冶”，使漳州一带各项生产事业蒸蒸日上。

在民族关系方面，陈元光重视民族和睦、社会安定。对于居住在深山老林的畲民，陈元光一方面派人入山向他们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放弃原始的耕作方法，另一方面将他们编入户籍，按唐朝赋役制度征税，“平均徭赋”，使畲民居住的地区逐渐步入发展快车道。

陈元光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在州行政机构中专设文学一职主司教育，由有文学才干的人担任。他创办乡校，鼓励子弟入学，传播文化知识。在他的提倡和带动下，漳州习诗颂文蔚然成风。他的儿子陈珦、孙子陈鄷也都认真读书，学有所成，儿子为明经及第，孙子举秀才。陈元光的部下参军许天正、别驾丁儒等人也都能诗善文，所写诗文为时人所称。

总的来看，在陈元光的治理下，漳州一带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

鉴于陈元光开漳、治漳25年对福建和漳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开漳的首创之功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褒奖。宋徽宗特赐“威惠庙”匾额，后人对他更是怀念，漳州人民为纪念陈元光而建造的庙、祠、碑、社等遍布各地，有“威惠庙”“陈圣王庙”“唐将军庙碑”等等。人们尊奉他为“开漳始祖”。以后，随着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陈元光的后裔又迁居台湾和海外，根据台湾1953年的人口统计，500户以上的大姓有100个，在这100个大姓中，根据其族谱和其他资料称是唐初随陈元光从中原迁到福建，以后再到台湾的就占了45个。至今台湾有一支陈氏苗裔称“开漳圣王派”，他们在台湾的彰化、淡水、噶玛兰等地建有“开漳圣王庙”50多所，每年二月十五日陈元光的诞辰日，都要隆重致祭，以表达对陈元光、对故土的怀念之情。

三、唐代福建的港口与海外贸易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社会比较安定，有足够力量来维护中外交通孔道的安全，陆上丝绸之路兴盛发达。王维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贺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万国使节拜倒丹墀，朝见天子，何等威武庄严。唐中期的“安史之乱”给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也导致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和中断。同时，随着南方经济发展，海上商贸逐渐兴起。丝绸之路由于西部陆路的衰微而转向东部的海路，并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在这转变的过程中，福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的泉州、福州等港口迅速发展并闻名于世。

唐代初年之后，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有了超乎前代的大发展。福建背山面海，西北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峡谷、山地；东南面对大海，有优良的港湾和狭小的平原。著名的福州、莆田、泉州、漳州四个平原就濒临大海。但由于平原狭小，福建先民便利用江河冲击和海潮运动下的大量泥沙淤积，不断进行围海造田，扩大平原面积。如今福建沿海有不少以浦、洲、渚、埭、屿等命名的地名和村落，就是筑堤、堵水、围海而成的。正如《重纂福建通志》卷56《风俗·晋江县》所言：“凡诸港、埭、塘皆古人填海而成之，所谓闽在歧海中也。”如唐建中年间（780—783年），莆田人吴兴塍海为田，筑长堤于杜塘，又筑延寿陂，溉田400余顷，是莆田北洋平原的开拓者（《重纂福建通志》卷34《水利·兴化府》）。太和三年（829年），闽县令李茸在县东5里筑海堤，堤成后堵溪水种稻，其地附近皆成良田（《新唐书》卷41《地理志》）。在山区，人们普遍兴建梯田，种植粮食和茶叶、果树等各种经济作物，规模和产量都有很大提高。

水利的兴修也得到重视。长乐修有严公湖，“唐宝应二年邑人严光施田为之，周3880丈，溉田450顷”（《重纂福建通志》卷35《水利》）。福清的元符陂于唐天宝年间建，又名天宝陂，叶向高《重修元符陂记》称：“吾邑滨海，土田瘠薄，又鲜泉源灌溉之利，雨旸一不时，苗立枯矣。惟西有陂，名天宝，水自仙游而来，历清源、善福，达新丰、仁寿二里，沃田数千顷。”李厚基：《福建通志·水利志》卷1。泉州尚书塘，“在县东一里，唐贞元五年（789年），检校户部尚书赵昌为刺史，置塘以溉民田，人蒙其利名常稔塘，元和二年（807年）刺史马聪美赵公之留惠，名为尚书塘，周围28里，与东湖仅隔仁风街一带。东湖在街南，尚书塘在街北，水由清源山诸坑而下，溉田300余顷”（《重纂福建通志》卷35《水利》）。

土地的垦辟、水利的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促进了福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唐以后福建成为江南的主要产粮区之一，包括福建在内的江南八道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之地，福建的粮食开始可以向外调出。贞元二年正月，唐德宗“诏浙江东西至今年入运送上都米75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100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内送100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军及行营粮料”《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156卷《漕运部·汇考二·唐》引《册府元龟》。。到了咸通四年（863年），福建可以外运粮食到广州以供军需（《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四年”条）。

除了粮食生产，经济作物也得到发展。福州的茶叶在唐代被列为土贡之一（《新唐书》卷41《地理志》）。福建沿海一带的果树种植也颇负盛名，如荔枝、龙眼、柑橘等。唐末避乱入闽的韩偓诗云，“遐方不许贡珍奇，密诏惟教进荔枝”（韩偓：《吴评韩翰林集》，《关中丛书》第5集），可见福建荔枝被列为贡品。

在手工业方面，福建的制瓷业已有悠久的历史，到唐代陶瓷生产已有一定规模，据不完全统计，闽南泉州一带的南安、晋江、惠安、同安、永春等县共有唐五代窑18处（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的生产》，载《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在福州及闽北山区也有不少唐五代窑址。

福建的制盐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福建沿海的侯官、长乐、连江、长溪、晋江、南安等6个县是海盐的产地，其中侯官县是唐代十大盐监之一（《旧唐书》卷54《食货志》），福建已成为唐代榷盐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隋唐以来，随着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泉州港、福州港成了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泉州和福州也成了两个造船中心。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要东渡日本，就与日本僧人荣叡、普照派人到福州买船见《唐大和尚东征传》。，可见这时福州所造船只可以横渡东海。

唐朝末年，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交趾被南诏攻陷，“陈蟠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千斛大舟当有大部分造自福建（《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四年”条）。

从地方行政体制看，福建州县之设自隋至唐前期有很大的变化，隋时福建仅有建安一郡和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唐武德初年，设泉、建、丰3个州和闽、长乐、连江、长溪、建安、南安等10个县，州数和县数均为隋时的二至三倍。

唐武德至开元年间，又新置了漳、汀二州。漳州设置于武后垂拱二年（686年），这是由于要镇压在闽粤一带“蛮獠”的反抗以及“收散亡”、搜括逃户而设置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在今闽西一带设置汀州，主要是为了加强对闽、粤、赣交界山区的逃户的控制和管理。这样，唐初至天宝年间有“福州所属的闽县、侯官、长乐、福唐、连江、长溪、古田、梅溪、永泰、尤溪，建州所属建安、邵武、浦城、建阳、将乐，泉州所属晋江、南安、莆田、仙游，漳州所属龙溪、龙岩、漳浦，汀州所属长汀、宁化、沙县”（《新唐书》卷41《地理五》）。全闽县数总计25个。这个县数从天宝年间一直维持至唐朝末年，除了个别增加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安史之乱”以前，福建州数由3增至5，县数由10增至25，说明经过唐前期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户口数来看，已由隋代建安郡的12420户发展到《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福、泉、建、漳、汀五州的91186户，增加了近7倍。户口的增加，州县的增设，反映出福、泉、漳三个沿海州的发展尤为迅速。泉州、福州的户数均超过内陆的建州，泉州的口数为160295，位于五州之首（《新唐书》卷41《地理五》）。

唐代，福建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州县的增置、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商业和海外贸易迅速兴起，特别是在沿海一带，泉州港、福州港已成为阿拉伯、波斯以及南洋各国从海外来华经商的主要地区。唐政府对此相当重视。唐文宗在《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对福建及岭南、扬州的海外贸易发布德音，称：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因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惩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卷75。

福建和岭南、扬州一样，是海外蕃舶的主要寄泊地，朝廷对这些海外蕃客来华经商实行鼓励、开放政策。除了少量的舶脚等税外，任其来往通流，与百姓交易。这种政策促进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贸商业港口城市泉州、福州因此迅速崛起。

唐代福建港口除了以福建为市场和腹地外，还是东南内陆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江西等福建邻近地区有的通过福建进行外贸往来。唐人沈亚之《郭常传》载：“郭常者，饶人，业医，居饶中，以直得信。饶江其南导自闽，其南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病且亟，历请他医莫治。请常，常为诈曰：‘病可去也。’估曰：‘诚生我，我酬钱五十万。’”［唐］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4《郭常传》。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9册，第22页。可见，往来于福建、江西从事商品贸易沟通的中外商人不在少数。

唐人包何曾有《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清］曹寅：《全唐诗》卷20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又见《文苑英华》卷271，《舆地纪胜》卷103，该诗作者均为包何）。但《全唐诗》卷99载该诗作者为张循。可以看到，当时的泉州是对外贸易港口，中外商贾云集，而且外国使臣也从这里登岸前来朝贡。这时的泉州城、泉州港已有一定规模，乾元元年（758年），晋江令赵颐正凿沟通舟楫于泉州城下《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而城外则是“市井十洲人”的市场和民居。泉州城内有城楼、衙署等建筑，与韩愈同榜、泉州中进士第一人欧阳詹曾于贞元九年（793年）作《泉州北楼记》介绍了泉州城池。

唐代的泉州港由于海外贸易发展，已迅速成为闻名于世的著名港口。据成书于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的《道里邦国志》所载，当时中国有四大贸易港口，即鲁金（Luqin）、汉府（Khanfu）、汉久（Khanju）和刚突（Quafu）。经后人考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鲁金即今越南河内的龙编一带，汉府即广州，刚突即扬州，汉久即泉州。汉久尚有福州说，明州说、杭州说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从地理、物产、译音及文献角度详细论证了汉久即泉州，为多数学者赞同。

唐代的福州港也发展迅速。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分乘4艘海舶赴中国，第一艘海舶因海风漂散，于八月十日在福州长溪县赤岸（今霞浦县赤岸）登陆［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年六月乙己条。，船上载有大使、副使、学问僧空海、留学生橘逸势等人。他们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的安排下离开福建，北上长安。空海在唐留学期间，与著名的僧人、文人广泛接触交流，回国后大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还以汉字草书为依据，始造平假名，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和中日的文化交流贡献巨大。

唐代后期，日本停派遣唐使。中日之间主要靠民间贸易商船往来。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航行出海，在海上航行6天后于福州连江县登陆。日本僧人圆珍等人附舶前来，在福州开元寺跟随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日］《行历抄》）。圆珍等人在福建等地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达6年之久，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是日本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予“智证大师”称号（［日］《智证大师传》）。

福州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也交往频繁。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校注本，第101页）。一直到唐末，新罗人常航行于新罗与福州之间。

福州与东南亚各国也多有往来。位于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的三佛齐诸国，经常派使团到福州，向唐朝廷进贡和开展贸易活动。唐末“天佑二年（905年）夏四月，佛齐诸国来宾”(《十国春秋》卷9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2页)，有些三佛齐商人还定居福州(《唐会要》卷100，《杂录》，第438页)。

东洋、南洋航线畅通，使福州与各国的往来更加频繁。对此，唐人周朴有《福州神光寺塔》诗曰，“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周朴：《福州神光塔》，载《全唐诗》卷673，北京中华书局，1967年版)，一派中外交往、人员交流的兴盛景象。

唐代的福州，还居住着不少外国商人和其他人员。1958年出土的元和八年（813年）《毬场山亭记》残碑，描述了当时福州“迩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引自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遗》，载《福建史志》1992年第5期。，说明由于受到海外诸国侨居人员的影响，异国风俗充斥，以至于改变了福州原有的习俗。为了管理外国侨民，唐政府在此设置了“都番长”一职，《唐会要》载：元祐元年（904年）六月，“授福建道福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栗宁远将军”(《唐会要》卷100，《杂录》，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7册第438页)。都番长负有管理外国侨民事务的职责。

四、五代王闽政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长

唐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时，河南固始县佐王潮率其弟审邽、审知投奔王绪，王绪以王潮为军正使，共同反唐。光启元年（885年），王绪因起义军内部分裂，难以立足，便率领光、寿二州军民5000余人渡江南下，经江、信诸州入闽，所向无敌，轻取福建汀、漳二州。因王绪生性多疑，心胸狭窄，部队又纪律涣散、沿途劫掠，王潮兄弟乃在南安发动兵变擒杀王绪，王潮被起义军拥戴为首。王潮三兄弟才气知名，深得民心。泉州张延鲁等率耆老奉酒遮道，请王潮留为州将，以驱逐贪暴的泉州刺史廖彦若。王潮于是自沙县引兵围泉州，杀了廖彦若，吏民悦服(《资治通鉴》卷256)。

唐福建观察使陈岩欲剿不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向朝廷保荐王潮任泉州刺史。大顺二年（891年），陈岩病死，陈岩妻弟范晖自称留后，骄奢不得人心。景福元年（892年），王潮抓住时机，命从弟彦复为都统、三弟审知为都监，发兵北上攻打福州。福州民众素闻王潮军纪严明，自请输米饷军，以迎王潮之师，平湖洞及滨海的“蛮夷”也以兵船相助。经过一年的苦战，王潮军攻克福州。福建其余各州郡都纷纷归附。于是，王潮尽有福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893年）十月，唐昭宗委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审知副之。乾宁三年（896年），唐升福建为“威武军”，委潮为节度使。翌年，潮死，审知继任。

光化元年（898年）三月，唐中央任王审知为“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继而授“紫金光禄大夫、右仆射、本军节度使”，封“琅琊王”。天祐四年（907年），唐亡。开平三年（909年），后梁皇帝朱全忠进封王审知为闽王。

福州闽王祠王审知自光化元年（898年）受唐王朝正式任命为威武军节度使，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二月（926年初）去世，实际统治福建近30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地区屡遭战乱，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之时，王审知审时度势，胸有韬略，全力经营和开拓福建。

为了保境安民，王审知摆正福建在全国的地位。首先他密切注视唐中央王朝和全国各地的动态。唐亡之后，王审知已实际掌有福建的军政大权，因此有人劝他称帝，当时一些地方节度使也纷纷称帝建国，王审知坚决拒绝。他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向继唐之后的后梁王朝称藩纳贡，使用后梁年号。后梁灭亡后，他又向继之的后唐王朝称藩纳贡，使用后唐年号。他与邻国吴越交好，尽量避免把矛盾争端诉诸武力。这样，为福建争取到一个较为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他向后唐进贡的物品有金银、象牙、犀珠、香药、金装宝带、锦文织成的菩萨幡等物《十国春秋》卷90《闽一·世家》。。这些进贡物品特别是象牙、犀珠等物，显然是来自海外。

王审知治理福建，政绩卓著。

一是对内勤修政事，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因此，当时天下名流纷纷到福建投奔王审知。唐末诗人韩偓原想去江西，被王审知的诚心感动，半途决定留居福建，晚年寓居南安，对福建的文化事业多有贡献。王审知知人善用，胸怀宽广，不计较地域差别，只要有才干，一律重用，特别是福建本地的人才。福唐人翁承赞，乾宁二年（895年）登进士第，又擢鸿词科，任京兆府参，累官右拾遗、户部员外郎，审知重其才，待之殊厚，擢为宰相。莆田人黄滔，乾宁二年进士，除四门博士，颇有才干，审知任他为节度推官。黄滔对审知的施政多加规正，对福建当时的清明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如郑良士、王淡、杨沂、徐寅等，也都因才重用。

二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农耕，兴修水利。开平四年（910年），他组织人力物力疏浚侯官西湖，扩湖周至40里，溉田无数。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私富实，境内以安。

三是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听从翁承赞的建议，在福州创设“四门义学”，为福建培养人才。据福州闽王祠《恩赐琅琊王德政碑》载：“尝以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乃为诱掖蒙童，兴行敬让。”福州闽王祠《恩赐琅琊王德政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后劲。

四是重视保护工商业，发展海外贸易，这是王审知治闽的一个亮点。在他的鼓励、扶植下，福建的商贸有较大的发展，福建商人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帮助王审知沟通与中原王朝的往来。王审知还采取种种措施，发展海外贸易，他开辟甘棠港，招徕外国商贾。《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条载：“……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王审知鼓励海外贸易，德泽后人。另据福州闽王祠《恩赐琅琊王德政碑》载：“公（指审知）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竞教廉让之风，聚都乐康之俗。”

他任用张睦领榷货务，招徕海上蛮夷商贾，使福建沿海港口海外贸易繁荣兴盛，商贾云集，货物充盈。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继承父亲王审邽为泉州刺史有17年之久，重视海外贸易，每次蕃舶都是安全出港，“每发蛮舶，无失坠者”，因而赢得“招宝侍郎”的美称《十国春秋》卷94《闽五·王延彬传》。。当时福建与东边的朝鲜半岛、南边的东南亚、远至西边的阿拉伯诸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闽国境内的福州、泉州、漳州、建州等地有诸多来自新罗、占城、三佛齐国的商贾和使节，各国的奇珍异宝琳琅满目；犀角、象牙、珍珠、沉香、龙脑、胡椒充溢福建市场。闽国统治者还用这些舶来品进贡中原王朝。

福州鼓山涌泉寺。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建，初名“国师馆”。乾化五年（915年）改名“涌泉禅院”。总的来看，王审知治闽，对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外则奉中原王朝后梁、后唐正朔，贡使不断，且与吴越联姻以自固，使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正如《旧五代史》对他的评价：“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王审知去世后，长子王延翰继位。他野心膨胀，自称大闽国王，设置百官，在西湖大建宫殿。他猜忌兄弟，骄奢淫逸，政治败坏。王延翰登基不到一年，便在王氏兄弟内部的斗争中身首异处。继任者延钧、继鹏、延羲、延政等皆为平庸之辈，且残忍暴虐，为争夺“闽王”宝座，时常发动宫廷政变，兄弟叔侄自相残杀，内讧不休，引起邻国的觊觎和中原王朝的不满，外患不断。开运二年（945年），闽国为南唐所灭。

闽国灭亡后，据守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仍继续从事海外贸易活动。“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佚名：《清源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福建省图书馆藏本，第48页。闽南的海外贸易继续活跃。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还设置榷利院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泉州开元寺出土的南唐保大四年（946年）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幢，落款署名“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兼御史大夫陈匡俊，榷利院使刘拯”(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载《泉州文史》1986年第9期）。海路都指挥使是维护航道安全的军事指挥官员，榷利院使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

五代时，在王延彬、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泉州城相继进行了扩建。唐代的泉州城，周围只有3里，设4个城门，即东行春、西肃清、南崇阳、北泉山。唐天祐年间（905—907），王延彬扩大西城门，南唐保大四年，留从效又建罗城和翼城，城门从4个扩大到7个，即东仁风，西义成，南镇南，北朝天，东南通淮，西南通津、临漳，城高1.8丈，全长20里，为唐城的7倍。《清源留氏族谱》云：“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开通衢，构云屋。”留从效扩建泉州城时，还“重加版筑，旁植种植刺桐环绕”（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0，《古迹》）。，加筑城墙，种植刺桐树。刺桐是由海外引种的树，晚唐时期已在泉州普遍种植。唐大中年间（847—860）陈陶作《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云：“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屏障满中都”（《全唐诗》卷746）。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诗云：“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全唐诗》卷717）泉州港便以广栽刺桐树的刺桐港而闻名于世。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