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史纲卷）06.“东方第一大港”
一、宋代泉州港的蓬勃兴盛
宋元时期，泉州港是闻名世界的大港，它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晋江入海口北岸。这里地处江海交汇之处，又有优良的港湾。从南朝时起，泉州港就有驶往海外的大船。隋唐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并出现了“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繁荣景象。五代时，留从效据闽，发展海外贸易，将泉州城垣拓展，环城遍植刺桐树，因此泉州城又有“刺桐城”之称。宋元时期泉州港便以“刺桐港”之名而称誉世界。
泉州港包括泉州湾、围头湾、深沪湾等区域，而以泉州湾为主。泉州湾中的后渚港，背山面海，港道深广，是个很好的避风港，便于海船的停泊和启航，是泉州港的主要泊所。围头湾内的安平港港阔水深，无大风浪之险，这里距泉州城30千米，道路平坦，交通方便，是泉州港著名的支港。此外，尚有崇武、秀涂、乌屿、蚶江、石湖、祥芝、永宁、深沪、围头、东石等众多支港。泉州港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206℃，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在13℃以上，终年不冻，又因属于季风区域，春冬多刮西北风，夏秋多吹东南风，这给主要靠风帆推进的海舶以强大的动力。泉州这一天然良港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便成为它日后迅速发展的基础。
北宋初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就已有一定的规模，从泉州开往高丽等国的海舶很多（《高丽史》卷4~8）。北宋中期，由于广州港一度不景气，一些海外蕃商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除广州以外最靠近南海诸国的贸易港口。泉州港便在这种形势下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卷330《杜纯传》）。的繁荣港口。北宋神宗时，泉州港已颇具规模，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宋史》卷489《勃泥国》）。，外国使节要求从泉州港乘海舶归国，可见泉州港已为南海诸国所知。
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这是泉州成为重要贸易港的标志。此后，泉州市舶司就与广南路市舶司、两浙路市舶司一起，并称为三路市舶司。市舶司的设立也进一步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开展。
南宋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福建一度成为统治者的大后方。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人数多达2300余人的“南外宗正司”迁往泉州，是宋廷管理在都城以外宗室的机构（《宋史》卷164《职官志》）。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宋高宗“命六宫自温州泛海往泉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大批皇亲贵族和中原人士来到泉州，这也给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宋的都城在临安（今杭州），与北宋比较，泉州至都城临安的路程只有泉州至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一半，如果走海路还更方便。泉州因此而改变了以往远离政治中心的情况。跟广州比较，广州历来是中国海外通商的主要港口，广州纲运上供临安限“六月程”，泉州纲运临安限“三月程”，从泉州上供比从广州上供要节省一半的时间和大量的费用。因此泉州港便借着当时政局变化和它的地理优势而迅速发展。
南宋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十分重视海外贸易，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外商前来泉州贸易。原来政府规定，蕃舶只能于市舶所在地进行贸易，不得出境。这不利于外商的利益，也不利于海外贸易的开展。淳熙元年（1174年），朝廷规定，到泉州港的外国商船，只要经过市舶司征榷以后，“疏其名件，给据付之，许令就福建路州军兴贩”（《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0、31），允许他们在福建各地进行贸易，这样外商舶货的销售范围得到扩大。开禧三年（1207年）又一次规定，蕃舶入港后，舶货除按规定抽解和买入官之后，其余货物允许商人自由交易。这使得销售范围更为扩大，销售渠道更为畅通，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和蕃舶前来贸易。
泉州港的市舶收入也迅速增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绍兴末，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5《市舶司本息》）。按当时广、泉二司收入相等计算，则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年收入为100万缗，是南宋朝廷税收的重要支柱。
宋宁宗开禧年间，由于市舶官吏对舶商抽税过重，舶商收利甚微，泉州的海外贸易曾一度出现不景气的现象。不久，真德秀知泉州，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泉州的海外贸易就又逐渐繁荣起来。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赵汝适《诸蕃志》详细记述了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盛况，与泉州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8个。
南宋末年，泉州的海外贸易又有新的发展，这是由于朝廷果断任用了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提举泉州市舶司，通过蒲寿庚在海外商人中的影响，招徕外商前来贸易，不仅福建商人从泉州港出发到外国贸易，就是两浙一带的商人也经常从泉州港出洋贸易。据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出海，泛往外国也”（吴自牧：《梦粱录》卷12）。泉州港成为南宋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与广州并称泉广，并且有逐渐超过广州的趋势。
宋代，泉州有很多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外商人，经商已成为风气。这种风气与传统的耕读传家不同。“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刘克庄：《泉州南廓二首》，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这是宋代诗人刘克庄对泉州一带闽人重视经商活动的真实写照。泉州商人十分活跃，《夷坚志》载：“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泉州纲首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通志》卷9《金石志·石八》）。。泉州商人王元懋，“其富不赀”洪迈：《夷坚三志》已卷第6《王元懋巨恶》。。各国商人也大显身手，发家致富。南宋绍兴年间，大食商人蒲罗辛来泉州贩卖乳香价值30万缗（《宋史》卷186《食货志》）。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泉州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他家积存的财产中竟有“珍珠一百三十石”。时人李邴叹曰：“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二、元代的“东方第一大港”
元代，继南宋偏安东南所带来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泉州港再次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并走向极盛。泉州港被外国旅行家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元兵攻取泉州时，首先采取内部分化的办法，争取了“素主市舶”、掌握泉州港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的蒲寿庚势力的归降，避免了一场兵灾浩劫。泉州归元后，元廷鼓励海外贸易，派出有不少泉州人士参加的使团前往南海诸国“招谕”，并在泉州设省，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泉州港开始走向极盛。当时泉州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中写道：“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这种梯航万国的海外交通盛况，在当时的中外史籍上都有十分生动、详细的记录。
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末来到泉州。马可·波罗记道：
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泉州），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自己投资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商人们租船运货，对于上等商品，须付该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的运费，胡椒却须付百分之四十四的运费，对于檀香木，其他药材以及一般商品，运费是百分之四十。据商人们计算，他们的花费，包括关税、运费在内，总共达到货物价值的一半。然而，就是从这余下的一半中，他们也能取得很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常常能够用更多的货物，回销到原来的市场（《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2卷第82章）。
泉州港中外贸易的繁盛景象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他还谈到这里的生活和生产状况：这里风光秀丽，居民崇信佛教，“一切生产必需品非常丰富”，德化城的瓷器制作工艺精细，“既多且美”，质优价廉，“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八个瓷杯”（《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2卷第82章）。
受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的派遣，意大利传教士马黎诺里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出使元廷，任务完成后由泉州乘海舶归国，他是这样描述泉州的：“又有刺桐城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马黎诺里游记》，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54页）
伊本·白图泰是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他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经海路来到泉州。他记道：
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泉州）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屋即在其中央。正犹吾国之赛格尔美撒（Segelmessa）城内情形（《拔都他游历中国记》，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75—76页）。
他盛赞泉州城的繁荣、美丽和先进。他说这里生产的绸缎质量优良，比京城生产的质量还要好；这里生产的瓷器可以运抵印度诸国，甚至可以到达自己的故乡摩洛哥；这里制造的船只很大，有3至12帆，可以运载千人，设备精良，技术先进。泉州港“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拔都他游历中国记》，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75—76页）。
中国人的记载就更多了，除了庄弥邵以外，还有与泉州港结下不解之缘的元人汪大渊及其《岛夷志略》。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年少时就到泉州并长期住下。在他约20岁时附舶由泉州出洋，历时5年，元统二年（1334年）返泉。汪大渊第二次出洋是在顺帝后至元三年到五年（1337—1339）。汪大渊两次出洋，遍历诸国。归国后10年，至正九年（1349年），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编修《泉州路清源志》，鉴于泉州交通海外诸国之盛，必须有人专记，乃延请游历诸国知悉蕃情的汪大渊撰《岛夷志略》，附于《泉州路清源志》之后。汪氏于是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写下了这一部不朽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四库全书总目纲要》卷71史地理类4）
据《岛夷志略》记，元代泉州输出商品种类繁多，有各种布类、帛类、陶瓷器、金属器、食品以及生活用品。这些物品，以福建各州县生产的为主，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产品，如苏杭二州的苏杭色缎、浙江处州的处州瓷、江西景德镇的瓷盘等。这说明了泉州港出口商品产地广阔，全国各地的商品大量通过泉州港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泉州港的进口商品仍以香料药物为主，同时还有各国土特产品、外国布帛等物，数量巨大，与泉州有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比宋代的《诸蕃志》增加了30多个。
随着海外贸易的大规模展开，泉州的城市建设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郡守偰玉立的主持下对罗城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将原罗城的南垣拓展至晋江岸边，这样把最繁华的城南商业区大部分也包罗进来，城周达到30里（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泉州城的规模和繁荣达于极盛。
元代的泉州是个十分繁荣的国际都市。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除了蒙古官吏，汉族商人、百姓之外，还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南海诸国、印度人，中外客商云集，番货异物堆积如山。元代文人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吴澄称泉州“号为天下最”，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称泉州“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中外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泉州港“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地位。
宋元时期，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人很多，且有专门的“番坊”。宋元时，在泉州城南，就有“番人巷”的地名。祝穆《方舆胜览》载：泉州“土产番货，诸番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番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祝穆：《方舆胜览》卷12《福建路·泉州》）。
元代泉州也有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据《白图泰游历中国记》载：“刺桐城极扼要……回教徒另居城之一隅，与他人隔绝。”（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75—76页）
泉州“番坊”的遗址，据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组认为：泉州“南门城附近的地区，东起青龙聚宝、经车桥市，西至富美与风炉埕，北从横巷起，南抵聚宝街以南的宝海庵止，这一个地区就是宋元时代的‘番坊’所在地的范围”（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组：《泉州宋元时代“番坊”遗址调查》，见《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第三辑）。
三、福州港和其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港口
宋廷建立之后，设市舶司专掌海外贸易。福州虽不是市舶之地，但因为宋以前福州已发展成为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闽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一个繁华都会，与海外保持着商业和文化联系。在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有不少福州人从事海外贸易。在日本，有福州商人在从事中日贸易，如北宋仁宗时的“福州商客陈文祐”（[日]《小右记》）、神宗时的“福州商客潘怀清”（[日]《朝野群载》）等。在高丽，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就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高丽史》卷4）。之后又不断有福州商人前往高丽。也有福州商人往南洋做生意，如天禧三年，福州商人林振从南番购入香药而归（《宋会要辑稿》食货38）。
其次是海船制造业继续发展，福州大海船数量相当可观。有关学者研究指出：“《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3）。根据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的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3），每年调发的船只不超过三分之一。因此，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三百艘以上。”（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140页）而且，还出现了为海商提供船只的“番船主”，这是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可知，福州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和商人数量不少。
福州的海外航线继续保持畅通并有所增加。福建出产荔枝，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始运销海外。每当荔枝收获季节，福州海船对外运输已能东行新罗、日本等地。正如蔡襄《荔枝谱》所写：“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3）
元代福州海外贸易继续发展，《马可·波罗游记》有过生动的描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末，马可·波罗经过福州写道：
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16公里，两岸矗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这里各种物资供应充足，还有许多爽心悦目的园林，出产优质味美的瓜果（《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2卷第8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福州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远达印度，印度商人运来珍珠宝石，福州港的船只满载着大量食糖准备外销。元代的福州城环境优美，建筑精致，物产丰富，外国船舶众多，海外贸易发达。
元代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到福州经商或传教，他们死后就长眠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福州井边亭的元代圣人墓亭、清真寺的元代伊斯兰教徒墓石，都是他们行踪的记录。元代由福州港前往海外的商人和各种技术人员也不少，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的就有福州南台桥人陈伯寿、陈孟千和莆田人俞良甫等。
漳州的海外贸易活动也很兴盛。宋代在漳州设有“巡检”，负责招徕海商。蔡襄在《乞相渡沿海防备盗贼》奏折中说：“……漳州旧有黄淡头巡检一员，号为招舶，亦是夏间下海。”（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17）设“黄淡头巡检”的目的在于夏间下海“招舶”，鼓励国内外船只到漳州贸易。
漳州的海商也不少，有些海商还有自己的船只。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漳州的特产有甲香、海舶、香药等（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路》）。可见当时的漳州有海船与海外贸易往来，贩运甲香、香药等舶来品。
南宋以后，漳州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真德秀说过：“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船通行。”（真德秀：《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真文忠公文集》卷8）当时的漳州也和泉州一样，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事业日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