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7.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福建商品经济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

明清时期，福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唐宋迅猛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沿海一带。

在九龙江、闽江、晋江、木兰溪的下游，是漳州、福州、泉州、莆仙平原。这些地区兴建和修复了很多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海澄的广济陂、福州的西湖、晋江的六里陂、南安的万石陂、莆田的木兰陂和延寿陂等，海澄的广济陂经过修复和改造，使3000顷田地免受灾害，这些水利工程同时具有蓄水、排涝、灌溉、捍潮的功效，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作用重大。

在农作物生产方面，除了水稻和麦、黍、粟、梁等五谷杂粮的种植外，高产作物番薯的引进和推广十分值得一提，它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国引进的。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初一，旅居吕宋华侨陈振龙从海外携归番薯藤苗后，其子长乐县生员陈经伦向巡抚禀告，同年十一月试种成功后再次禀告说：“缘伦父久在东夷吕宋国，深知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岛夷传授法则，由舟而归。”《金薯传习录》卷上，福建省图书馆1963年翻印，升尺堂刊本。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对番薯的引进功不可没。福建巡抚金学曾积极推广种植番薯，也做出很大的贡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大旱，人们靠种植耐寒的番薯仍可亩收数千斤，渡过了灾荒。番薯的引进和种植，增加福建农作物的多样性，也体现了福建人热爱家乡、开拓进取的精神。

烟草的引进和种植也与福建有关。明人张介宾《景岳全书》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姚旅《露书》明确指出，烟草是由吕宋国经漳州传入的，“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复多于吕宋，载其国售之”（姚旅：《露书》卷10）。福建的闽西、闽北都大量种植烟草，并逐步传到长江南北和全国各地。烟草的引进和种植也与闽人的面向海外、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有关。

随着明清时期福建农业生产的显著发展，制茶、造船、冶铁、制瓷、造纸等手工业生产部门获得很大发展。比如制茶业，由于“西洋番舶岁来买”（陈棨仁、龚显曾：《温陵诗记》卷2），福建的武夷茶蜚声海内外，“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董天工：《武夷山志》卷21），茶农、茶园、茶厂、茶行，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

福建造船业的规模和水平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早有定评，宋代就有“海舟以福建为上”（《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的说法。明清以来，随着海上交往的增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造船业更有长足的进步。郑和下西洋时，郑和船队多次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泉州港，在那里补充给养、修船、造船以及招募航海人员，永乐元年（1403年），福建造海船137艘以供郑和船队使用（《明成祖实录》卷19），第二年又继续为郑和船队造海船5艘（《明成祖实录》卷26）。福州的河口、南台，泉州的申公亭、漳州的海澄都有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福船和广船、沙船一样，成为我国航海木帆船的三大船型之一，享誉海内外。

明清时期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国家主导的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一种是私商主导的私人海外贸易。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明清两朝的琉球朝贡贸易属于前面一种，而明代后期的私人海上贸易则属于后面一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之中”“华夷之别”的观念，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加强对内部的管理和控制，在国际关系方面实行朝贡制度，实施朝贡贸易。朝贡制度就是中国统治者准许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随带货物，限定期限、贡道、人数、船数和贡品种类数量，统治者则以“赏赉”的方式向朝贡国购买“贡品”。贡品分为进贡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者附进物，对于所有的这些进贡方物和其他物资，统治者则给予大量的赏赐和高价收买，以显示“天朝上国”的恢宏气度。目的是在政治上羁縻海外诸国，从而建立和巩固宗主国的地位。“厚往薄来”是朝贡制度的内容，政府要花费大量的钱物赏赐，其根本宗旨乃是在国际关系中努力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和平共处，这与后来西方殖民者带有征服性的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截然相反，是一种和平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制度。尽管它带有许多虚幻的、不求实际的理想主义成分，然而却给朝贡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私商主导的私人海外贸易则以明代月港的海外贸易为典型。他们尽管受到官府的限制和欺压，但仍顽强地在与西方商人、海盗的交易和抗衡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和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所处的滨海的有利地位，福建的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兴起，不仅范围广，而且规模大。“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加、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2）。根据《明实录》记载，仅从1544年底至1547年初的两年多中，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因风漂至朝鲜而被解送回国的福建商人就达1000多人（《明世宗实录》卷321，嘉靖廿六年三月乙卯）。

明代的月港是私人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月港原是九龙江出海口的一个无名小港，位置偏僻，官府威命不到，各国商人往来互市，十分兴盛。嘉靖二十年（1541年），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的就有500人。当时月港除了有国内贸易外，海外贸易主要对象是日本和南洋各国。顾炎武说：“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寨诸国，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物，是皆中国所需。而东洋则吕宋，其走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有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利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而江西之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傅元初：《请开洋禁疏》，广雅书局光绪26年刊本，第13册）

明末，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迅速兴起并垄断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从事海上贸易。之后，郑成功在海上抗清复明，并率部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从此，福建与台湾经济政治形同一体的密切关系便掀开了新的一页。

清朝康熙皇帝起用福建人施琅收复台湾之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停止海禁，同年设立闽海关，分驻福州南台和厦门两地。开海禁后，福建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海禁后的40年里，福建赴日本的贸易商船有640艘，其中从福州发船的有219艘，从厦门发船的有170艘，从台湾发船的有130艘（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第224页）。福建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继续保持繁荣和发展的势头，贸易的国家和货物据《厦门志》记载有“噶剌巴、三宝垅、实力马辰、赤子、暹罗、柔佛、六坤、宋居胜、丁家卢、宿务、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雨伞、木屐、布匹、纸扎等物”（《厦门志》卷5）。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厦门港迅速崛起。厦门港地处闽南，距台湾很近，是个天然良港，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它迅速成为外商进出福建以及台湾海峡两岸交通往来的最佳港口，国内和国际商船频繁往来。18世纪30年代，英国人胡夏米认真观察了厦门港的进出口船只，他在寄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写道：

“1832年我们的船在厦门港中，每天看见一二十只三百至五百吨的帆船入港，装运白米蔗糖。我又派人计算船数，七天之内有一百至三百吨的帆船进口，为数不下四百艘。大部分是来自满洲的沿海商船，装运各种谷物。也有从海峡（指马六甲海峡）开来的，装有很多贵重的货品。”“厦门的商务要比天津的商务繁荣得多。”（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利益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厦门成了“大小帆樯之集辏，远近贸易之都会”（《厦门志》卷2）。

明清时期福建农业、手工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私人海上贸易兴盛的局面，私人海上贸易到达国家众多，贸易货物丰富。同时，这也使台湾海峡两岸联系更为密切，政治上、经济上形同一体。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