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15.东亚诸国

一、日本

福建与日本的海上交通最迟在唐代就已开始。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从此，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往来不断。

泉州僧人昙静参加鉴真一行前往日本，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帖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帖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帖、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帖、天竺、朱和等杂书50帖等3种”[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物品都是在中国采办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是参与者之一。同时，昙静自己也带上物品、佛具等前往日本。他也参与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日]《类聚三代格》。。

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出海后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今霞浦赤岸镇海口）[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日本学问僧空海法师随行。当地乡民友好地接待他们，九月二十日，时任福建观察使阎济美将使者和空海一行百余人迎住福州开元寺，日本使者和空海在福州与福建各界人员进行很好的交流，两个月后，赴长安履职。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两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阴阳师、医师、射手、水手、船师、船匠、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中国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3领、御衣1袭、黄金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1袭、黄金150两[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日本遣唐使团到中国，带来的礼品有絁、绵、帛、布等。据《延喜式》载，日本赠予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匹，叠绵二百帖，屯锦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团的成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以及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在他们临行前，政府会赠予数量不等的絁、绵、布，如给大使“絁六十匹、绵一百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匹、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匹、绵六十匹、布四十端”，录事“絁六匹、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絁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其中有些物品供遣唐使团成员到中国后作为费用，使团人员也会把这些物品带往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

随同遣唐使舶到达中国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如留学生橘逸势、僧人空海等。空海在唐期间，认真学法，拜青龙寺密教灌顶国师惠果为师，学习密教祖法，广泛研读佛教、经书和典籍，还与许多唐朝著名的文人名士交往，切磋学问，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典籍。他回国时，将佛教和其他文化典籍带回日本，传播了中国文化。回国后，空海创立真言宗，实现佛教日本化。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另一位日本僧人圆珍附商舶来到福建，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日]《行历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圆珍后来离开福建，参拜天台山，在越州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到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他在日本近江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给“智证大师”称号[日]《智证大师传》。。

北宋建立伊始，政局较为稳定，经济发展，政府重视海外贸易。福建商船到达日本的不少。根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日本和北宋往来一览表”[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39—243页。所列人员，明确指出是福建商人的有：

（1）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风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关照，留住7年才回国。周世昌在日期间，曾与日本诗人互相赠诗唱和，并编成诗集带回给宋真宗。与周世昌同船至宋的还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亲自接见藤木吉，还赠送时服、铜钱等物，送其归国。《宋史·日本传》。

（2）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秋，福州商客陈文祐由日本归国。

（3）第二年（1027年），陈文祐又到日本[日]《小右记》。。

（4）天圣六年（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赠送土特产品[日]《小右记》。。

（5）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日]《朝野群载》。。熙宁三年（1070年），潘怀清献佛像给大宰府[日]《续本朝通鉴》。。

（6）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乘中国商舶来华，他在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当时船头有三人，一为（广东）南雄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7）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泉州商客李充到日本从事贸易[日]《朝野群载》。。

（8）崇宁四年（1105年），李充等再次来到日本大宰府，“呈上本国公凭，请求贸易”，这份公凭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为《朝野群载》一书所辑录。

北宋时，福建与日本已有比较固定的航线。南宋时期，日本和南宋没有建交，但商船的往来颇为频繁。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明州以及离明州不远的福建。赵汝适《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罗木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日本僧人等各色人也常到福建，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在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用波斯文写的文书和其他书籍[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有些书现在还珍藏于日本宫内厅图书馆。

元代中日之间发生战争，福建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大受影响，然而两国之间的民间私人贸易和日本天龙寺船贸易仍时断时续，也常有日本僧人到达福州。

明嘉靖（1522—1566）以后，大批福建海商赴日经商，虽然明廷明令禁止对日贸易，但福建商人仍无视禁令，接踵赴日。“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引，驾驶乌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铝、硝等货，潜去倭国”。徐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00，第4334页。有些商人甚至在日本居住，娶妻生子，建立庙宇。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郑芝龙海商集团以安平港（今晋江市安海镇）为基地，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进行频繁的海上贸易。郑芝龙海商集团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是福建海商的经商展才之地。

安平港早在唐宋时期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港口，明代末年，随着海商集团的兴起和西方海商的侵入，安平港更趋繁荣。从事海上贸易是安平人的历来传统。郑芝龙，出生于福建安平港，他“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明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到达广东香山澳，跟随舅父黄程从事海上贸易。天启三年（1623年），郑芝龙到达日本，与当时的李旦海商集团建立了联系，深得李旦信任并被过继为子。郑芝龙在李旦海商集团中崭露头角，他曾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译，对西方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活动有深刻的了解。天启五年（1625年），李旦去世，郑芝龙继承了他的全部资产，累积巨万，富甲八闽。随后，郑芝龙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收买人心，他接手了颜思齐海商集团的资产，还劫掠福建广东沿海，袭击漳浦旧镇，占据金门、厦门招兵买马，逼勒富民助饷。他认为台湾是块膏腴之地，用船把福建沿海受旱的灾民送至台湾垦荒，每人分发3两白银，每3人领牛一头，耕种纳税。由于郑芝龙的有意经营，到明崇祯年间，“聚艇数百，聚徒数万，城社之鼠狐，甘为爪牙；郡县之胥役，尽属腹心，一一以小惠以济其大奸，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济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郑芝龙集团已成为当时东中国海最大的海商集团。

郑芝龙海商集团还与荷兰等西方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627年，郑芝龙舰队在福建东山岛打败荷兰舰队，控制了东南中国海的制海权。1641年，郑芝龙派6艘商船到日本，运载的货物中有生丝30720斤、丝织品90920匹，等于当年到达日本的其他中国船只载运生丝和丝织品总量的将近三分之一。郑芝龙海商集团的规模和显赫可见一斑，其与日本的关系特殊明显可见。

清代，福建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私人海上贸易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康熙开海禁后的40年里，福建赴日商船有640艘，其中从福州发船的有219艘，厦门170艘，台湾130艘，泉州56艘，漳州39艘，沙埕26艘。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第336页，据《华夷变态》和《唐蛮货物改账》统计。福建商船成了中日贸易的主力，其贸易量一度占全国各地区对日贸易量的首位。只是后来由于日本“正德新令”的实行，福建商船赴日受到限制，福建商船大量减少，福建商人转而到其他中国商船上继续从事中日贸易。

通过中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向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有锦、绫等丝织品、各种棉麻织品、瓷器、皮革、文具、书籍、铜线、矿物、铁锅、香药、砂糖、茶叶等。日本则向福建出口沙金、硫黄、金、银、水银、琥珀、水晶、木材、药材、锦、绢、花布、屏风、刀、扇、砚等等。

二、朝鲜

朝鲜又称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福建与高丽有悠久的通商历史。由于宋朝与高丽王朝的陆路交通为辽、金所阻，故宋与高丽的往来主要通过海路。福建在宋与高丽的海上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泉州、福州是福建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在高丽有很多福建商人从事贸易。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宋史》卷486。。北宋时在杭州任官的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写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仅据朝鲜史书《高丽史》卷四、五、六、七、八的记载，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至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短短的六七十年间，福建商人就有16批500多人到高丽从事贸易，名义上是献“土物”“方物”“珍宝”，事实上是运去大批货物，开展贸易活动。

也有许多高丽商人、使者到福建来。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高丽使者寿介等乘泉州海商徐戬的船出使杭州。公事办完后，杭州地方官苏轼送寿介等至明州，但当时明州没有便船，便要求送寿介“往泉州，附舡归国”苏轼：《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东坡奏议》卷6。。可见当时往返于泉州与高丽之间的商船络绎不绝。南宋时到泉州贸易的外国商舶中，也有高丽的海舶赵彦卫：《云麓漫钞》。。

元代，福建与高丽的海上贸易仍未中断，福建商人经常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福建商人也有不少前往朝鲜从事贸易。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同安商人李乞、李章等人乘坐大船“装载货物外国买卖”，同船商人有150多人，在朝鲜海域停泊，被朝鲜官兵查获。《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7—1370页。

福建输往高丽的商品主要有绫、锦、绢、瓷器、药材、茶、酒、书籍、钱币等，高丽输往福建的商品主要有人参、金、银、铜、毛皮、硫黄、扇子等。

三、琉球

福建与琉球的交往主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两种形式进行。明朝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准许琉球在朝贡的名义下随带货物入明朝贡，由官方给以收买，并在福建专设市舶司加以管理。福建市舶司初设于泉州城南水仙门内宋市舶务旧址，来远驿设在城南车桥村。怀荫布：《泉州府志》卷12，《公署》。福建市舶司设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一人，从六品；吏目一人，从九品。下有土通事、门子、弓兵等。

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由泉州移至福州。凡琉球贡船及谢恩使、庆贺使、进香使等所乘船只均在福州登陆。福建市舶司设在布政司西南，都指挥佥事王胜故宅，设进贡厂在城南河口，以贮存贡品，设柔远驿于水部门外，为贡使馆寓之所。

明清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以高于“贡品”数倍的代价作回馈，这样，朝贡一次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贸易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满足明清天朝大国的虚荣心，对琉球国来说却因此而获得大量赐品，并且还可以在东南亚发展中转贸易，从而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因此，琉球国积极遣使入贡，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至清光绪二年(1876年)琉球被日本吞并的484年间，琉球遣使469次，几乎每年一次，福建与琉球间的航线船舶往来频繁程度可以想见。

在朝贡贸易的同时，明清两朝还规定，中国册封琉球使团人员可以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出使，这些货物到达琉球后也可进行交易，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贸易形式，册封使谢杰载：“洪武间许过海五百人，行李各百斤与夷贸易，实以利啖，亦以五万斤所载也。著契令。故甲午之使因得万金，总计五百人，人各二十斤上下，多者三四十斤，少者亦得十金、八金，于时莫不洋洋得意”谢杰：《日东交市记》，载《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第281页。，这些货物的输入也有利于琉球经济的发展。

琉球国贡使一行人到达福建后，除了主要人员赴京进贡外，余下的琉球人可以将贡船附载的货物交付牙人进行交易，琉球人回国时需购置的货物也由这些牙人代为采办。这些承办琉球商务的商人，被称为球商。

由福建输往琉球的物品主要为丝、棉织品、瓷器、药材、茶叶、食品、工艺品等，琉球输往福建的物品有刀、玛瑙、折子扇、牛皮、硫黄等。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