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史纲卷）16.东南亚诸国
东南亚各国，中国人又称之为南洋。南洋是福建大多数华侨辛勤打拼的沃土、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从现在的政治地图看，南洋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缅甸、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菲律宾等亚洲东南部的国家。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降，随着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大量中国人，主要是福建人、广东人下南洋，到南洋各国谋生以至于定居，形成中国与南洋割不断的历史关系。在这其中，福建与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关系尤为密切和牢固。
一、越南
今越南北部秦汉时期为中国郡县，唐时为安南都护府。宋初，据有交趾三郡的丁部领于968年称帝，建立大瞿越国，正式从中国独立。
交趾与福建的关系十分密切。早在秦汉时期，福建与交趾的海上交通就相当频繁。《后汉书·郑弘传》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福州。不少福建商人到交趾经商、定居和从政，甚至成了新朝的开国皇帝。宋朝，随着福建海外贸易的兴盛，到交趾的福建人增多。交趾统治者也很重视和欢迎福建人的到来。“闽人附海舶往者，必厚遇之，因命之官，咨以决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七》第2594页）
安南李朝创建者李公蕴和陈朝的创建者陈日煚都是福建人。
李公蕴，据沈括《梦溪笔谈》载：“景德元年（1004年），（越南）土人黎威杀（丁）琏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乱，久无尊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李公蕴被安南人推为国王，是为安南李氏王朝之祖。
继李氏王朝之后的安南陈氏王朝始祖陈日煚也是福建人。
明代，福建商船常到安南贸易，安南的商船也有到漳州经商（《明世宗实录》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巳，第2507页）。
清代康熙开禁后，很多厦门商船到达越南中部广南的会安港从事贸易，会安港沿河有长达三四里的“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释大汕：《海外纪事》卷3，第63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福建商人运来生丝、铜钱和其他物品，换取东南亚的胡椒、苏木和各种土产。
福建商人运往安南的商品主要有各色绫罗、布匹、牙梳、铜、铁等，安南输往福建的商品则主要是沙金、白银、锡、铝、象牙、肉桂、槟榔等。
在今越南中南部还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占城。占城是中国商船与海外国家贸易的中转地。泉州至占城，顺风20余日可以到达。福建商人到占城的很多。北宋时，泉州海商邵保至占城贸易。庆历三年（1043年），“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政和五年（1115年），泉州市舶司成立不久，就曾派人至占城，鼓励当地统治者及商人到中国贸易（《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3）。
南宋时很多福建商人到占城做生意。乾道三年（1167年）福建市舶司言，“本土纲首陈应等，昨至占城番”，回返时载来了占城的使节和进奉物品。另一纲首吴兵的船舶，也载来了香料、象牙等共十余万斤占城蕃首的进奉物品（《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49）。南宋时泉州人王元懋，于寺院长大，师从僧人学习番文，后随商船到占城，由于他精通番汉文字，深得占城王信任，占城王将女儿许配给他。王元懋侨居占城10年后回泉州继续从事海外贸易，成为大海商。占城对中国商船采取20%的进口税后任其贸易的办法。《诸蕃志》卷上《占城国》载：“商舶至其国，即差官折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贸易。”
元代，占城因处于东西航线的要冲，各国商船常要经过此地。福建商船要往外番，也要在此聚集，然后再出发。因之，福建商船到占城的很多，并与当地民众有频繁的接触和往来。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占城》记载：“舶往复数日，止舟载妇人登舶，与舶人为偶。及去，则垂涕而别。明年，舶人至，则偶合如故。或有遭难流落于其地者，则妇人推旧情以饮食衣服供其身，归则又重赆以送之，盖有情义如此。”（汪大渊：《岛夷志略·占城》，第55页）
从11世纪开始，占城不断受到越南北方的入侵，到18世纪为止，占城国被越南彻底兼并。
福建输往占城的商品主要有布匹、瓷器、草席、凉伞、糖、酒等，占城输往福建的商品有香料、象牙、白藤、吉贝、黄蜡、犀角等。
二、柬埔寨
柬埔寨，宋元时称真腊，是中南半岛南部的大国，与福建的海上交通密切。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西，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赵汝适：《诸蕃志》卷上《真腊国》）
北宋政和中，就有真腊商船到泉州贸易（洪迈：《夷坚三志巳》卷9《婆律山美女》，第1370页）。南宋时，商船往来更为频繁，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有4艘真腊商船到泉州贸易（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
元代，官方和民间往来继续进行。据元朝出使真腊使臣周达观所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第1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周达观认真观察当时中国商人的生活：中国商人常贩货到真腊，真腊妇女很会做生意，中国商人到那里，必先娶一妇，以便帮助做买卖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贸易》。。真腊人对中国人很友好，“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贸易》，第1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很多福建商人、水手因而在当地定居下来。
明时真腊国力衰弱，但与福建的民间商贸往来仍十分频繁，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柬埔寨的主要港口篱木（今金边）与福建交往很多，当地酋长和民众“性颇直，以所铸官钱售我，我受其钱，他日转售其方物以归”。篱木有很多华人居住，“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有些地方华人甚至“自为戎首”（张燮：《东西洋考》卷3《柬埔寨》，第53—55页）。清代，柬埔寨与厦门常有商船往来。
福建商船运往真腊的货物主要有锦、缎、丝布、瓷器、金银、凉伞、酒、糖等，以换取真腊出产的象牙、犀角、香料、苏木、黄腊、翠羽、豆蔻以及孔雀、鹦鹉等。
三、泰国
在今泰国南部的罗斛，是11世纪新兴的国家，与宋朝的关系密切，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泉州市舶司设置不久，宋廷便派刘著等人“前去罗斛、占城国说谕诏纳，许令将宝货前来投进”（《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0）。宋元时，罗斛的船常到泉州贸易（赵彦卫：《云麓漫抄》卷5，《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第20页），泉州的商人也常往罗斛经商。
在今泰国北部的暹，13世纪中叶国力不断强盛，与元朝关系密切，多次遣使朝贡，与福建有贸易往来。1340年，暹被并入罗斛，从此合称暹罗。
明代，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与明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多福建商人前往暹罗贸易，嘉靖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兵事》第1页）。
福建商人在暹罗定居的不少，有的还成为中暹交往的桥梁。如原籍福建的暹罗贡使谢文彬于明成化间来贡，原籍福建的暹罗通事柰罗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来贡。
清代，暹罗与中国的封赐朝贡关系依旧十分频繁，暹罗三年一贡。福建与暹罗的民间往来以大米贸易为主。由于福建山多地少人稠，粮食无法自给，长期要依靠海外进口，为了鼓励暹罗商人到福建贩运大米，雍正六年（1728年）有暹罗商人吴景瑞运载米谷到厦门贩卖，雍正皇帝甚至批旨：“米谷不必上税，永著为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第342号卷第12号，福建巡抚陈大受奏折）
福建输往暹罗的物品主要有花印布、青布、铜铁、水银、金等。暹罗输往福建的物品主要有珠、珊瑚、宝石、象牙、犀角、各种香料和药物、胡椒、大米、槟榔、椰子以及珍禽异兽。
四、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位于今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宋元时期，今马来半岛上小国林立，由于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许多国家与福建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如佛罗安等。佛罗安在马来半岛西岸，来自西亚、非洲的物品一般先运至此，再转运至福建，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交汇港口，很多福建商人常运货物到此交易（赵汝适著，冯承钧注：《诸蕃志》卷上，《佛啰安国》，第47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明代，马来半岛上有满剌加、大泥、柔佛、丁机宜、彭亨、吉兰丹等国，均与福建有商贸往来。永乐年间，福州商人赴麻剌国（马六甲）贸易者有郝、阮、芮、樊、朴五姓，有的在当地侨居，娶番生子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261~263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292页—下册第8页）。
明成化时，龙溪人邱弘敏率其党私至满剌加贸易（《明宪宗实录》卷97，成化七年十月乙酉，第1850页）。
明清时期，满剌加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占领，继续与福建有通商贸易往来。
由于满剌加为国际贸易中心，福建商人到此贩运来自东南亚乃至南亚、西亚、非洲的商品，有玳瑁、翠羽、象牙、犀角、猫睛石、珠、蜡、硫黄、燕窝、槟榔、香料等。福建运往马来半岛的物品主要有丝绸、瓷器、漆器、金、银、酒、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宋时称凌牙门，从泉州往三佛齐贸易的福建商船一般先到凌牙门，将船中货物的三分之一销售完再往三佛（齐赵汝适著，冯承钧注：《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56年版）。可知凌牙门是一个重要的商港和货物集散地。
19世纪初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新加坡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乃至亚欧的贸易中心。在新加坡当局的招徕下，最早驶往新加坡的中国商船是从厦门启航的，1821年到达。以后不断增多，1829年有3艘，载重量250~400吨不等；1830年有4艘；1839年中国商船到达新加坡已为84艘；1854年达260艘（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第36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福建运去的货物主要是土布、生丝、砖瓦、陶器、纸伞、烟草、粉条、干果等，运回的货物有玳瑁、燕窝、鱼翅、海参、胡椒，沙藤、欧洲羽缎、粗哔叽、毛织品等。
六、文莱
文莱古称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北宋时商人蒲卢歇的船只在海上被大风刮到渤泥，渤泥人探知他们从中国来，“大喜，即造船，令蒲卢歇导达人朝贡”。渤泥使者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到达中国（《宋史》卷489《阇婆传》），与中国开始贸易往来。元丰五年（1082年），渤泥王锡里麻诺“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宋史》卷489《渤泥传》）。南宋时也常有渤泥船只到福建来（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
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泉州判院蒲公侨居渤泥，去世后葬于该地，墓碑字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现该墓及碑尚存（傅吾康、陈铁凡著，温广益译：《最近在文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的初步报告》，载《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12月〗）。
元代，福建人往渤泥经商的很多，很受当地人欢迎和尊敬，《岛夷志略》载：渤泥人“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汪大渊：《岛夷志略·渤泥》）。
明朝，福建与渤泥的海上交通顺畅，明代奉使渤泥的外交使节多自泉州启航，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从泉州航海半年后到达渤泥（《明史》卷325《渤泥传》）。
福建输往渤泥的物品有五色绢、建阳锦、色缎、青瓷器、金银、白锡、铁器、漆碗碟等，渤泥输往福建的商品有降真香、玳瑁香、黄蜡、梅花脑、速脑等。
七、缅甸
宋代时缅甸称为蒲甘，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蒲甘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蒲甘王朝对外贸易发达，蒲甘的商船运来当地的物产直驶泉州贸易（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5《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第20页）。
元代，蒲甘王朝崩溃，各地自立，但仍与福建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有八都马（今缅甸马达班）、乌爹（即白古）都已为福建人所熟知，特别是乌爹是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口。很多泉州商人到达后就留在当地做生意，“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汪大渊：《岛夷志略·乌爹》第376页）。
福建输往缅甸的物品主要有五色缎、白丝、青白瓷器、金、银、鼓瑟之属。缅甸则出口大米、黄腊、翠羽、木棉等。
八、印度尼西亚
今印度尼西亚境内，宋代有三佛齐、阇婆、兰无里、凌加斯加等国。
三佛齐，在今苏门答腊岛。据《岭外代答》载：“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三佛齐》）来自中国、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的商品，多运到这里，是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是一地区大国，从泉州乘船月余可达。三佛齐与福建关系密切，很多福建商人前往贸易，据《祥应庙碑记》记载：南宋初，“泉州纲首朱纺舟至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险阻，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道光《福建通志》卷9《金石志·石八》）。三佛齐官员和商人也常到福建。三佛齐曾向宋廷要求购买铜瓦3万，宋廷“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宋史》卷400《汪大猷传》）。《夷坚志》也记载了泉州僧人本称之兄为海贾赴三佛齐的事（洪迈：《夷坚甲志》卷7《岛上妇女》）。
阇婆，在今爪哇岛北岸。为招徕更多福建商人前来贸易，阇婆接待热情，“馆之宾舍，饮食丰洁”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因此，很多福建商人前往。北宋初，福建建安“主舶大商毛旭”多次到阇婆贸易（《宋史》卷489《阇婆传》）。阇婆国王还请毛旭当向导，派使者前来“朝贡”，以后，商人、使者往来不绝。福建泉州港是宋代阇婆商舶经常到达的地方。
兰无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凌加斯加，在马六甲海峡的林加岛，也都是福建商船经常光顾的地方。
13~14世纪，在爪哇形成强大帝国，16世纪末，荷兰殖民者侵入印度尼西亚。在爪哇，也有福建商人的足迹，《马可·波罗游记》记道：
这个国家商品种类很丰富。岛上出产如胡椒、肉豆蔻、甘松、香油、生姜、荜澄茄、丁香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香料和药材，……这里收集的黄金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甚至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刺桐（泉州）和蛮子商人一般从这里输入大量黄金，直到现在仍旧不变，也从这地方获得最大的香料，送销到世界各地。（《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3卷第6章《爪哇岛》）
刺桐即福建泉州，可知福建商人经常到爪哇一带贸易，而且贸易量巨大。
爪哇与福建的关系十分密切，爪哇的主要港口新村、杜板都是福建商人的营商居住之地。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铺店连行、买卖聚集”，杜板也有“漳州人流居此地”（费信：《星槎胜览》前集《爪哇国》第4页，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第11页）。随着福建人在爪哇经商置业居住的增多，很多福建人已把爪哇当作自己的家乡，他们甚至充当爪哇国入明朝贡使臣。如“正统元年，更有爪哇国人入贡使臣，名财富八致满荣者，自称福建龙溪县人，姓洪名茂仔，取鱼为业，被倭虏去，逃至爪哇”（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4，《外国人·华人夷官》，《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700页）。
加留吧（今雅加达）是爪哇岛的主要港口，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加留吧，并将其改名为巴达维亚，当时已有很多福建人在此定居。为了开拓与福建的贸易，荷兰殖民当局招徕华人商船，17世纪20年代平均每年5艘，以后逐渐增加到每年10艘，船舶多数来自福建。居住巴达维亚的华侨商人杨昆甚至充当中荷贸易的中介，1630年他受荷印公司的委托，运送300担胡椒到福建销售，并采购公司所需的物资（包乐史：《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清代，福建与巴达维亚的交通贸易继续进行，1686年，厦门的8艘帆船和中国其他港口的3艘帆船载运大量货物和苦力到达巴达维亚（包乐史：《上揭书》，第119—120页），以后贸易不断扩大，福建运去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
总的来看，福建向印度尼西亚诸岛国输出的物品有锦绫、缬绢、瓷器、金银、漆器、糖、酒、铁、铜钱等，这些国家输往福建的物品有象牙、犀角、玳瑁、黄蜡、檀香、真珠、苏木、硫黄、胡椒、木瓜、槟榔、椰子等。
九、菲律宾
菲律宾与中国最迟在唐宋时期，就有贸易往来。当时的航线是从广州乘帆船沿着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经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到达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棉兰老岛，最后到达米沙鄢群岛和吕宋岛，菲律宾各地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唐代陶瓷就是例证（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2册，香港朝阳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到了宋代，泉州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港。当时的菲律宾群岛，有麻逸、三屿等国。据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南宋时，麻逸、三屿的船只经常到福建贸易，泉州商船则从泉州出发，至渤泥，然后再北上往麻逸贸易。《诸蕃志》载：“麻逸国在渤泥之北，团聚千余家，夹溪而居。”
元代，闽南人开辟了泉州—澎湖—琉球（台湾）—麻逸—苏禄的新航线，福建与菲律宾的交通往来更加方便，贸易日益兴盛。元代，三屿称“三岛”，三岛“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汪大渊：《岛夷志略·三岛》）。凡是到中国做生意的人，回国后都很受尊敬。
元代，菲律宾南部的苏禄国也加入福建通商贸易的行列，苏禄盛产珍珠，色青白而圆，色泽不退，价格高昂，很受中国商人欢迎，故泉州商人用布、瓷器、金、银交易。
在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之前，每年都有上百艘，最多时有四五百艘中国帆船到菲律宾各岛屿从事贸易。在苏禄群岛的和乐岛上还有中国帆船的码头和商人住宿的房屋遗址。
马尼拉的中国城明朝时，中国与菲律宾的交往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当时菲律宾人非常尊重和景仰中国，各部落经常派使节到中国朝贡。最著名的一次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偕王妻巴都葛叭喇汉奴，率其家属和头目共340人的访问团，向明朝贡献一颗重七两五钱的罕见巨大珍珠，以及降香、玳瑁、宝石等，受到明廷隆重接待和丰厚赐予。归途中，王子在山东德州不幸病逝，明朝皇帝还派官员赐祭，为其建墓立碑，在为王子守墓三年丧毕回归时，东王长子都马被封为苏禄国东王。
明代，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大批福建人到海外贸易和谋生，“是时，漳泉民贩吕宋，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拥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人特别是漳泉一带人前往吕宋岛从事贸易或定居的最多。
福建输往菲律宾的物品主要有瓷器、红布、红绢、铁鼎、铁针、乌铅、金、琉璃珠等。菲律宾输往中国的物品主要有真珠、玳瑁、黄蜡、吉贝、药、槟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