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3 00:2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0.南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

 

 

自晋末到六朝,是福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但东南沿海所受影响较小,社会和政治局面相对安定。由于“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晋太康三年(282年),福州始建晋安郡。作为郡治首府,城郭得以拓展扩充,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此时民间造船甚至超过官府造船,巨舟大船载重量可达万斛、二万斛。造船业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福州海外贸易。

从东冶港航海到达的国家,《梁书·东夷传》称:“泛海东使,有高句丽、百济,而宋、齐间常通之贡。梁兴,又有加焉。”([唐]姚思廉:《梁书·东夷传》,卷5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801页)南朝时,福建晋安郡(福州)与扶桑(日本)之间已有海上交通,《南史》记载这一时期福州远洋航行的一些活动:“梁天监六年,有晋安人度海,为风所飘至”。([唐]李延寿:《南史》,卷7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977页)南朝的“侯景之乱”,导致江浙地区惨遭破坏,而“晋安独丰沃”([唐]姚思廉:《陈书·陈宝应传》,卷35,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486页)。闽中侯官人陈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唐]姚思廉:《陈书·陈宝应传》,卷35,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486—487页)他趁势割据,沿福州至浙江的近海航线而上,独霸一方。此时由于北方战乱不已,政权不断更替,中日海路交通新辟“南道”。《文献通考·四裔考》称,倭人入华早期经辽东,“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四裔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日本人循南道沿海岸线航行,由黄海到山东半岛,航行至长江口再下江南。

六朝与海外东南方向贸易的国家更多。福建与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阇婆(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均有通商。从福州东冶港出发的这条航线,近海可至林邑、扶南,中程可至东南亚,有狼牙修、丹丹(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阇婆、诃罗单(今爪哇岛)、干陀利(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婆利(今巴厘岛)等国;远洋可至今印度、斯里兰卡,进而到达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东海岸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并可转往罗马帝国。这些航线体现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友好贸易往来。

《梁书·诸夷·海南传》记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及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唐]姚思廉:《梁书·诸夷·海南传》,卷4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783页)六朝时期,南海航道上各种船舰络绎不绝,除了官府间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不断扩展,“徼外诸国尝贵宝物,自海路来贸货”([唐]房玄龄等:《晋书·林邑国传》,卷97,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2546页)

南北朝时期,从东冶港出海航行到台湾的海上通道更为便捷。

这一时期,中外海路交通运输,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开辟新的航路,延长海运航程,不断扩大中外海洋贸易规模,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期间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土特产,如丝绸、纺织品、瓷器、药材、铁器、手工艺品等,进口的货物主要是金、银、珍珠、犀角、象牙、珊瑚、翡翠、玳瑁、香料、玻璃、铜器等。当时人们认为,海外各国(“南夷”)多财宝,“四方珍怪,莫此为先”,以至于“宝溢目”,令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而“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梁]萧子显:《南齐书·东南夷传》,卷58,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册,第1018页)。又史称:“交州,镇交趾,在海涨岛中。扬雄箴曰:‘交州荒滞,水与天际。’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卷14,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册,第266页)。海上交通运输的发展,推动了东晋南朝时期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