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3 00:5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1.唐代的海外贸易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越州(今浙江绍兴)人高智慧拥海舶千余艘,据越州称帝,泉州(今福建福州)人王国庆也起兵,自任大都督。文帝派遣杨素率兵征讨,高智慧自海道退守闽越,联合王国庆继续反隋。杨素则率领强大的海军,泛海追至泉州(福州)斩杀之。隋炀帝曾听从海师(福建航海家)何蛮之言,于大业三年(607年)“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因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唐]魏徵等:《隋书·琉球国传》,卷81,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4—1825页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安)泛海,击流求国”,“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唐]魏徵等:《隋书·陈稜传》,卷64,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19页。表明他们已经习惯与福州来船进行商贸。

隋唐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航海技术也日臻进步,福州港在南北海运中的中心位置日益显现,海上交通事业因之日益兴盛。与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及西亚诸国,波斯等地的海上交通与前代相比又有新的发展,外贸和文化交流活跃,各国使节、商人、僧人接踵而至。进入唐代中期以后,福州逐步成为商贾云集、闻名中外的开放性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海洋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初唐时,福州称泉州,作为商贸中心,民间仍保留着“闽粤旧风,机巧剽轻,赀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馀善之遗俗”[唐]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记并序》,引自[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册,第3964页。此时在西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即大食国)热衷于向东方开拓,尤其是对唐代的海上贸易。福州港成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港口。当时,阿拉伯、波斯商船满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福建的许多土特产品,如瓷器、丝织品等经泉州(福州)远销海外,诚如史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胡,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崔融传》,卷9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998页

朝廷为加强对福州海外贸易的管理,在此设置专门机构。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泉州(福州)都督府,泉州刺史兼都督王义童即招抚泉郎从事海外贸易,福州海外交通和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所谓“泉郎”,实是一批世代以船为家,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水上居民。他们“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所以《王公(义童)神道碑》赞曰: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海外贸易已构成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财政的重要来源。唐初诗人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唐]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引自[明]胡震亨辑,[清]季振宜编,[清]彭定球、扬中纳等修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册,第1065页张循之时福州称泉州,张循之为武则天朝臣,因抗旨被杀(武则天生卒年为624—705年)。711年泉州改称闽州,武荣改称泉州;725年闽州又改称福州。诗中描写的是持有朝廷符节、分掌重兵的观察使驻节福州,福州城内随处可见来自海外的各种身份的人物,有的是来从事贸易的商人,有的是专门来朝贡的大使,或进行文化交流的僧人,所以还珠门外频频停泊“蛮船”。诗中反映当时福州开放的盛况,异国商人云集,各国使臣频繁地从福州上岸,前往唐廷朝贡。

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年)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进一步进入海外国家和中原人的视野。由于福州港的兴盛,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准备第四次东渡日本,“乃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东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引自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准备由此出洋。说明福州所造之船已具有横渡东洋的能力,其造船技术已蜚声海外。唐元和八年(813年),福州刺史裴次元作《毬场山亭记碑》。碑文记叙福州城内“廛闸阗阗,货贸实繁”。说明当时经济繁荣,海外贸易昌盛,市场里巷商铺林立、人流熙攘稠密,货贸充足,琳琅满目。这一残碑以实物有力佐证唐代福州“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和“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这一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盛况。

唐代,东南亚强国三佛齐,也常遣使团到福州,向唐廷进贡并进行贸易,也有商人定居福州。福州港成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之一,与广州和扬州并列。当时外国商船首先抵达福州,然后溯闽江而上,或走水路,或走陆路,翻越武夷山脉,进入江西,再顺赣江而下,将舶货贩销全国。唐朝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对外贸易多为官办,以朝贡方式进来,领取回购后出去。太和、开成年间(827—840),蕃货除收取碇税(舶脚)和选买供宫廷所需外,其余任其于集市上自由贸易。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下诏书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书·唐大诏令集·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卷10,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唐文宗还强调,“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书·唐大诏令集·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卷10,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这一诏令大大鼓励了海外贸易。福州等地的海外贸易已成为地方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唐文宗下诏书命令节度观察使对福州港口蕃商的舶脚、收市、进奉等事宜进行管理监督,不得随意课重税。唐代设置泉州(福州)都督府、闽安巡检司衙门、“鸿胪寺”。闽安巡检司衙门负责巡查沿海各县政事、缉私、巡捕海匪及设关课税。唐文宗时,南海各国商船均由闽安镇放洋出海。天祐元年(904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船只进出福州通常要在闽安镇经停,以便检查、课税、候风。至今该处还有邢港古航道,并保留着一座横跨航道,始建于唐末的五孔古桥——迥龙桥。

唐代设置鸿胪寺丞,主要管理外宾、使臣来华朝贡礼宾等事宜。唐末,任福州节度推官的闽人黄滔作诗云:“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唐]黄滔:《贾客》,引自《全唐诗》卷70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94页反映福州海商驾大舟巨舶,涉波逐利,不畏艰险。随着海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此时,福州城呈现出“万国之梯航竞集”的景象,可以看出福州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之多。晚唐诗人薛能在其诗《送福建李大夫》中写道:“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红旆已胜前尹正,尺书犹带旧丝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唐]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引自《全唐诗》,卷55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87页诗中描述的就是外国商人从海路来福州进行商贸活动的情景,表明当时福州虽处东南远僻之地,但已成为富裕的大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