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3.闽王开凿甘棠港

中唐时期，北方战乱频发，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海上交通成为唐代与海外各国进行经贸文化往来的主要渠道，这就为福州对外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唐末天祐元年（904年）六月，东南亚强国三佛齐取道福州向唐朝进贡，朝廷大为嘉赏，“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宁远将军”（［宋］王溥：《唐会要》，卷100，引自“国学大师网”《钦定四库全书·唐会要》卷100）。这是由王审知招徕入朝，而荐授大唐将军称号者。

福州在唐代中期以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为甘棠港的开凿和兴起提供了机遇。史载：“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唐］于兢：《琅琊郡王王审知德政碑铭》，引自［明］叶溥、张孟敬：《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444页）。闽江口外海运要道因礁石险阻，经常有舟楫覆没，商贾深受其害。闽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也因受阻于淮南，而不得不走海路，“每岁自福州洋过温州洋，取合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掠洌港，直东北、度大洋，抵登莱岸”（［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64页）。从福州向东北、朝鲜航行者也大抵走相同路线，而后从登州、莱州登岸，再转陆路往长安。正如《新五代史》所记：“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州）、莱（州）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之）三四。”（［宋］欧阳修：《新五代史·王审知传》，卷68，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册，第846页）

闽国向朝廷朝贡和“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因“海上黄崎，波涛为阻”（［宋］欧阳修：《新五代史·王审知传》，卷68，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册，第846页），使得商路极不安全，因而开凿黄崎海道，开辟甘棠港势在必行。据载，“时海口黄崎岸，横石陡峭，常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惮于力役。乾宁中，夜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8页）。又载：“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宋］欧阳修：《新五代史·闽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6页）海外来舶，因此得航行之便，“佛齐诸国……亦踰沧海，来集鸿胪……，虽云异类，亦慕华风”（［唐］于兢：《琅琊郡王德政碑》，引自［明］叶溥、张孟敬纂修：《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444页）。从此，船只往来方便，贸易愈加发达，四方商人蜂拥而至。甘棠港的开凿确保了航路安全，大大有利于招募海商，特别是招徕蕃商，足见王审知对海洋贸易的重视。范祖禹评价王审知在位期间，“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贸易交通，闽俗康阜”。这些成果的取得，也依赖于王延嗣的大力推动，“皆君有以启之”（［宋］范祖禹：《范太史集》，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4页）。王审知“德政碑”总结云：“佛齐之国，绥之以德……关讥不税，水陆无滞，遐迩怀来，商旅相继……保千万艘”（张海瀛：《中华族谱集成》，第6册（王氏谱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27页）。戴显群：《唐代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史述论》，载《海交史研究》2000年12月15日。廖大珂：《甘棠港的位置及其兴衰初探》，载《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6月30日。福建对外贸易发展也给当地带来极大的财富。甘棠港开凿后，闽国扩大与东方朝鲜、日本及南亚、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往来，福州港因此出现“万国梯航”竞集的盛况。

“甘棠港”即福州港，亦即东冶港。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六地理类“海道”所载“甘棠港”地理位置，是在今福安黄崎镇：“官井洋港：上游溪流（长溪），一出政和县界，经麻岭至缪洋三十里，至廉村，会龙泉溪，南流过甘棠港。”这里描述穆水溪（廉溪）溪流行程，经由麻岭、缪（今作穆）洋、廉村，而后南流过甘棠港入洋，由此认为甘棠港当在今福安境内。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对“甘棠港”的地理位置则载：“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敕改甘棠港。”《舆地纪胜》称黄崎（甘棠）港在闽县，乃因该镇、港均属福州闽县管辖之故。黄崎镇很早以前就已设置，明《福安县志》（卷二）载：“黄崎镇，唐曰税课场，为榷务也。”又说：黄崎镇“置唐之前，旧为税场，在三江口。东管长溪温麻港，西管宁德铜镜港，中管本镇甘棠港。”“后置监镇，从省部指挥。镇为州县要冲，海洋喉舌。”志文明确指出，黄崎镇所管三港包含“本镇甘棠港”，说明明代人仍以黄崎镇为甘棠港所在地。至于称甘棠港“在闽县”，乃因宋时福州管辖闽东地区，甘棠港及甘棠寨巡检司仍属闽县管辖之故。如宋洪迈《夷坚志·乙志》载“绍兴二十年（1150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从东南漂来……甘棠寨巡检以为透漏船舶，遣人护至闽县”可证。

后唐同光四年（926年），翁承赞为王审知所撰墓志铭中亦记载开港之事：闽江口外，“古有岛外岩崖，蹴成惊浪，往来舟楫，动致败亡。王遥祝英灵，立有玄感。一夕风雷暴作，霆电呈功，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至今来往蕃商，略无疑恐。”1982年重修闽王王审知坟墓时，出土翁承赞所撰《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现存福州闽王祠内。

唐末五代，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港口城市，不仅向中原王朝进贡精美的锦、绮罗、蝉纱等纺织品和香料、象牙、檀香、犀角、胡椒、珍珠、玳瑁、水晶等舶来品，同时也将所产丝绸、印刷纸、瓷器等外销至海外各国。当时和福州港有交通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琉球、倭国（日本）、林邑（越南南方）、赤土（马来半岛）、真腊（柬埔寨）、婆利（巴厘岛）、新罗（朝鲜）、三佛齐（苏门答腊）、天竺（印度）等。唐末五代福州港兴盛时，商船由福州港码头出发，北上东海，纵跨南海，横越印度洋，至东南亚，远达非洲，将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物产运销海外，带回西方香水、毛织品、玻璃器皿、象牙等异域珍品。如日本著名的“鸿胪寺”遗址，出土一批被日本学术界称为“越窑系粗制品”的中国外销瓷器，即为福州怀安窑窑址的产品。福州港从汉晋肇始到唐五代的鼎盛，奠定了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格局，进而促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