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64.厦门经济的外向型特征
厦门岛曾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渔民是这里的基本原住民，汉人的移入曾使厦门岛获得了嘉禾屿的美称。明初朱元璋让周德兴在厦门筑城主要是针对不断给明王朝带来困扰的倭寇。在9—15世纪，泉州曾经引领福建海上贸易的新风，15世纪后，漳州月港勃兴，但到了17世纪中期以后，厦门渐渐凸显出自己的港口优势，衍变为新的海上贸易中心。
此前我们惯用由农业生产出现产品剩余，进而带动商品经济发展这一思路，分析像江南、岭南等地区的经济，但事实上厦门的崛起则首先是由贸易带动的，是外部市场的需求推动着厦门成长为一个货物中转基地。因此，厦门的经济较早便表现出外向型的特征。
人们习惯上将泉漳称为闽南地区，先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繁荣密切了闽南商人与阿拉伯商人间的贸易往来，接着是漳州的月港因为繁盛的海上贸易以及其连接的月港—马尼拉—墨西哥这一跨越印度洋—大西洋的环球航线而得到明隆庆皇帝的允准变得合法化。四面环海、三面为陆地包裹的厦门岛因为其避风遮浪、水深港良的优越性而越来越承担起闽南区域代言人的角色。
厦门港处于厦门湾内，港湾可区分为内外两个部分，进入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通道即进入了厦门的内港。在厦门岛这一侧，分布着若干商铺和货栈，商船可在船坞停泊，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宽度约为762米。从厦门港出发，通过浯屿与大担岛之间的通道后，船只便进入了厦门外港，这内港与外港之间的相对平静而开阔的海面为各类船舶提供了一个优良的锚地。1842年，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说：“以我所见，这（指厦门港）是我见过的中国沿海最好的港口。”
明末清初，闽南因为番薯的引入滋生出大量的人口，多山少地的闽南农村容纳不下这不断增殖的人口，便寻找到了厦门这一港口向外输出，他们成为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活动的生力军。厦门港的勃兴带动了闽南地区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各类亚热带水果由厦门港走向宁波、上海乃至天津、锦州等地。茶叶、陶瓷和铁器纷纷沿着海路进入东南亚市场，茶叶、白糖等在海峡两岸进行交流，粮食的进口也在较长时间里成为贸易活动的大宗。他们先是将本地的茶叶、果品输出海外，进而向内陆延伸自己的腹地，从景德镇采买瓷器，从江南地区采买丝棉织品，有的干脆直接将瓷器作坊开到漳州沿海，也有的直接采买棉花蚕茧到漳州开设加工基地。他们从海外采购的木材、苏木、檀香乃至各种矿产，也经厦门进入国内其他地区，厦门的市场上流通着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鹰洋。闽南输出的人口或由厦门去往西班牙所属的菲律宾，或前往日本，也有的渡海赴台，厦门成了许多闽南人出入的门户和集散地。一批批贫穷的闽南农民由厦门走向海外，一批批在海外淘金赚得盆满钵满的华侨富商回到厦门，构建他们的别墅，更在于展示自己的经营成就，于是厦门的鼓浪屿成为财富汇聚地以及各国建筑风格的汇聚地，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摩登的地方。
厦门除了集中了无数有钱的闽南人，也聚集了各国商人、海关洋员和传教士乃至旅行家，因为这里中外商品齐全，各色娱乐服务具备，各种赞美厦门风景美、生活乐的文字都昭示着厦门具有较高的生活舒适度、物资满足度和较强的国际范。
从行政设置上看，厦门这个“不漳不泉”的地方既是泉漳二府的分界线，又成为两地官府的争议焦点。虽然长期以来厦门在行政上隶属于泉州府，但从海域上看，厦门地处九龙江入海口，被人们称为“漳郡之咽喉”，厦门岛民更多地把自己与漳州联系在一起。
在朝廷推行海禁政策时，很大一部分闽南沿海贫困人口通过走私活动获得了生计，即使是清廷严厉推行“禁海”“迁界”政策时，厦门的走私贸易也并未停止。
明清之际的郑氏海上帝国就是以厦门为基地发展壮大乃至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归顺和依附在郑氏海上帝国周围的商人们往往拥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他们投资份额大，附搭若干货物出海，包括木材、麻绳、桐油、钉子、铁具、硝石，还有大量的来自长江下游的出口丝织品等。经厦门运回不同类型的布料、红糖、藤黄、燕窝、苏木、胡椒、铅、锡、象牙、海参等，在这个意义上，厦门是国内若干海外货品的入口港。这里不仅是“洋船”的中心，而且若干外国商人的贸易船只都在厦门港停泊，如来自万丹、暹罗以及安南等地的船只。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统一台湾后，取消海禁，在此设立海关及军事、民事与行政机构，厦门海外贸易迎来了新的阶段。
据统计，雍正四年（1726年）末，有21艘船由厦门出发去南洋贸易。翌年春，便有12艘船运载回11800石（约962吨）稻米，还加上燕窝、海参、苏木、胡椒和水牛皮等。
雍正五年，由厦门出发去南洋贸易的船只增加到25艘。雍正十一年，闽浙总督郝玉麟在奏折中说，每年有28~30艘帆船离开福建，其中绝大部分由厦门港出发。乾隆二十年（1755年），已有74艘帆船从南洋返回厦门。海上贸易的增长持续推进着厦门港的繁荣。
当厦门作为福建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被确定后，雍乾间，厦门的海外贸易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厦门和广州都被认定为可以开展与南洋贸易的港口。但从实际运行状况来看，民间与暹罗的贸易船只更多地以厦门作为出发点。
乾隆二十二年，清廷规定西方国家来华贸易船只必须由广州入口，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因为当时英国商船试图躲避广州港的税收，尝试从宁波入口。清廷果断地予以阻止，这一禁令似乎没有影响到厦门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福建地方官员甚至鼓励洋船出海从南洋国家购买更多的大米，缓解当时日益严峻的“粮荒”问题。于是，每年冬由厦门前往南洋一带的贸易船络绎不绝。
清廷对于厦门这一海防重镇的把控必须依赖这里的进出口税收，也同样需要当地百姓在正常的生计模式下安身立命。因此，清廷在行政上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措施。厦门是福建水师总部所在地，水师提督为从一品官员，负责管理全省的水师事务，监督金门、海坛和南澳三个军镇，兼及澎湖和台湾。在清前期，福建水师提督是仅次于总督的实权派人物。
厦门还因为加强海防的需要设有一名五品官——海防同知，原来海防同知被派驻泉州，可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被迁往厦门，负责管理府内的海港、征收商税、监督兵饷发放、听断地方词讼，有时也负责管理台运米粮事务。
本来海防同知所驻地可定义为厅，但清廷并没有这样安排，而是给了厦门更便于清廷直接把控的灵活空间。吴振强认为：“尽管厦门具备军事和经济多重功能，并且有不同级别的官员（水师提督、海防同知还加上台厦兵备道道台），但它并没有被指定为地方政府的治所——这是政府认识到厦门作为海运中心，在商业和战略上极具重要性的结果。”（（新加坡）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厦门的兴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康熙年间在全国设立四海关，福建海关设立地点曾多有争议，起初许多人认为应设在漳州，但最后结果还是设在厦门，原因也在于行政级别较低的厦门更便于朝廷直接控制。
厦门成为泉漳移民或流动人口麇集之地，编入官方户籍的人口并不见得很多，但经由厦门赴台或经商南洋者却占有很大比例。虽然他们的户籍仍在闽南周边农村，但厦门却成为他们进行海外贸易、赢取巨大商业利润的淘金地。因为厦门行政级别低，他们也不愿将他们的户籍迁来厦门。他们保留原籍，还能获得科举晋升的机会。
正因为此，厦门成为闽南人通向各种致富机遇的新途径，此前引进新作物品种、发展经济作物生产都是闽南人谋求生计改善的途径。但是，海上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给予的空间却更为巨大，人们在宗族凝聚的传统中，发掘出其对海外贸易的巨大推动力。凝聚宗族的纽带不仅可以是血缘的，还可以是地缘的、利益缘的，本来较具排外性的宗族在商业机会面前变得具有了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包容性，联宗组织也勃然兴盛。
厦门这个通向延伸的海洋疆界最重要的门户，为闽南人在农村之外的冒险提供服务，这座城市无疑成为闽南贸易群体中的本土产物，官府较为灵活的管理设置为厦门的能动性发挥了空间，也更加有效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扩张。由此可以说，厦门走出了一条较少行政主导或事先规划的城市发展之路。在这里，贸易是最重要的源头活水，商人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和中坚力量，官员和绅士辅弼着商人阶层，不断拓展着厦门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生活祥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