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66.明中后期厦门官私力量冒禁涉海贸易

明朝初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厦门官私力量经过长期博弈，终于在明朝中后期冲破重重束缚，形成一股不可逆的海上力量。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颁布了“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其后颁行的《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厦门港史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港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成祖登基之后，延续洪武禁治，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太宗实录》卷二七，第4页）明初的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疆的稳定，减少了倭寇的骚扰，但也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与明初的海禁政策相配合的，是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由市舶司统一收购贡使附载的货物，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贸易唯一合法的渠道。这种垄断式贸易极大限制了以海为生的厦门人民的生计，因此厦门人民冲破重重阻碍，冒禁与朝贡商人进行私人贸易。鉴于此，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下谕禁止贡使团与民交易：“占城等三年一朝贡，以贡使挈行，商多诈，阻遏之。”洪武二十七年，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帝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香货俱不许贩卖”（（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十），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5127页）。由此可见，附庸于朝贡贸易之上的厦门民间贸易屡禁不止，逐渐冲破官方的限制迅速兴起。

面对日益蓬勃的厦门私人海上贸易，明廷不会坐视不管。自宣德至正德年间，不断出台政策申明海禁。宣德八年（1433年），“命严禁私通番国之禁，八月复敕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正统十四年（1449年），“命申濒海居民私通外国之禁。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贸易番物泄露事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纪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复命申明禁之”。景泰三年（1452年），“命刑部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招引为寇”。正德三年（1508年），“命各夷进贡，毋得入境市物，其以物售之者，治以重罪”。但其间，厦门商民“往往嗜利忘禁”，走私活动不断（（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十），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5127页）。

到嘉靖时期，厦门私人海上活动规模更加庞大。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厦门附近漳泉商民争相与之贸易。巡海道柯乔发兵攻之，但贩者不止，总督朱纨严禁之，“尝获通番九十余人，悉斩之”，“又见浯屿水寨偏安厦门，乃于浯洲、料罗特设战船二十余只，委官哨守地方，赖以无事”，商民怨声载道，“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四），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743页），然厦门商民“自是络绎通倭”。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舶数千只乘风突至，停泊于晋南之白沙头屿，漳泉商民前去贸易丝货等。朝廷认为长此以往，则“诈复其直者，遂生嫌隙而倭患萌矣”（（清）朱奇珍修，叶心朝、张金友纂：《（康熙）同安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16页）。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五十三人劫掠三省近三月，死伤官兵四千余人，震惊朝野，海禁日严。“闽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惨，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沿其利，阴为主持，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四），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743页）。但此时厦门海上贸易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明廷已经无力禁止。嘉靖三十九年，仍有日本船只泊于海沧，“日本原无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泊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继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每岁夏来冬去，岂可与贡舶相混乎？”（（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十），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5128页）。同安县文人蔡献臣曾感慨厦门私人海上贸易之盛况：

嘉靖之倭乱，人以为自通倭始。故自朱秋崖开府以来，禁之甚严。而吕宋诸夷之贩，则官为之给引置榷，亦开一面之网，非得已也。然向惟漳民为盛，而同之积善、嘉禾邻于漳者，亦时往，今则自邑治以迄海澨，倾资借贷，而贩者比比。其所挟则苏杭之币、美好之需、百物杂记，无所不有，甚至作优人以悦异类。即一舟之中，亦笼鸡数千头而去，皆前此未有也。彼之银钱日来，而吾之用物几尽矣。且借过洋贩浙之名，而私通倭奴者，若履平地焉。守汎官兵，啖其赂而卫送出海者，闻亦有之。商夷虽不可遽罢，而海上勾倭之禁庸可弛乎？（（明）蔡献臣：《清白堂稿》（上）卷八《同安志》，金门县政府1999年版，第654—655页）

厦门以邻漳州之便利，加入到漳州海商的贸易活动之中，通过货币中介，交易各地物品，时常通过贿赂手段买通守备官兵，开拓着海上贸易的通道。

隆庆开海，厦门民间贸易进入新的阶段。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贩东西二洋，发舶在南诏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禁海政策，厦门商民私人海上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巡抚刘尧诲奏请海舶征税以充军饷，分水饷、陆饷、加增饷三种。初税仅6000两，至万历二十一年增至29000有奇，可见当时海上贸易之盛。后因泉州府兵饷匮乏，漳泉道奏议“分漳贩西洋，泉贩东洋”（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83—585页），并于中左所（厦门）设官抽饷，漳州郡守力言不可，乃罢。但这种开海仅是部分开放海禁，朝廷仍有诸多限制。由此，仍有部分厦门民众冒禁通倭或接济海盗。明代诗文作家董应举曾在《崇相集·严海禁疏》中提及这两种情况：

闽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惨……去今未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与倭为市……即臣闻诸乡人向时福郡无敢通番者，即有之，阴从漳泉附船不敢使人知，乃从福兴界中开洋，不五日直抵倭之支岛，如履平地。岁以夏出，以秋尽归，倭浮其值以售吾货，且当吾船倍售之……

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而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若曰禁接济以绝贼饷道，饷道绝矣。何以一年而贼加十倍乎？岂非驱吾民以与之耶？（（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四），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742—1743页）

厦门官员中亦有违规涉海贸易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亲自参与贸易。如永乐年间，福建兴化指挥李兴、李春私自遣人出海行贾，“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明太祖实录》卷七○，第1307页）。二是受贿。海商或海盗以贿啖之，兵役乃至上层皆被其买通，其出洋贸易或被捕时则不予追究。“闽、浙洋匪之兴，由来久矣，地方文武衙门兵役捕之力，匪即以贿啖之，兵役贪者遂与之通，年有规例，故犯而不校。初间有约内地民人为内应，而受之者谓之吃海俸，其心叵测不可知。及兵通而千把通，及役通而县以上衙门亦通”（（清）陈焯：《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上。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第一分册，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至于厦门官民为何冒禁涉海，原因有二。第一，厦门山多田少，民众米粮全赖外地输入。督司戴冲霄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若福建漳泉等处多山少田，平日仰给全赖广东惠州之米，海禁严急，潮商不通，米价即贵矣，民何以存活乎？”他的言论被收录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成书的《筹海图编》中。董应举亦在《崇相集·严海禁疏》中云：“福建上府多山，而沿海郡邑田多碱而少收，故上仰粟于上府，南仰粤，北仰温台，从来如此。漳泉近粤，故专资粤粟聚于洪塘，温台粟聚于沙埕。……不知商家逐厚利不吝重费百计营出，或贿委官或求分上批准……”（（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四），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741—1744页）。可见生存需求是厦门民众冒险出洋贸易的最原始动力。就如此状况，戴冲霄亦提出了独到见解。

莫若因其势而利导之，督抚海道衙门令漳泉巨室有船只者，官为编号，富者与之保结，许其出洋，南哨至广东，北哨浙江装载货物，纳税自卖，督之以将官，限之以信地，交牌报验其回也。南则许贩惠潮之米，北则许贩福宁温台之米，但不许至外国及载番货，今也海禁太严，见船载海有兵器火器者，不问是否番货即捕治之，米谷鱼盐之类，一切严禁。据其迹虽似犯禁，论其情海船往来非带兵器无以防海寇之劫夺，不有可原者乎？（（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四），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744页）

第二，厦门民众的趋利习性。为了追逐财富，与政府对抗。崇祯十二年（1639年），给事中傅元初上奏疏：“海者，闽人之田。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为害尤酷，海滨之民唯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与红毛番为市，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者为市。有禁洋之名，未有禁洋之实也。”（（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四），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