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67.郑氏集团的滋长与壮大

明末清初，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厦门逐渐由一个军事要地转变为商业港口，商业功能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枢纽之一。而厦门这种地位的转换，与郑氏集团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

郑芝龙奠定了郑氏集团在东南海域的主导地位。郑芝龙18岁即前往广东投奔在牙行做商人的舅父黄程，在与葡萄牙人做生意过程中学会了葡萄牙语。后经舅父推荐，东渡日本，在李旦手下开始与日本贸易。天启四年（1624年），郑芝龙到台湾，组织开发台湾的事业。次年，李旦去世，所有事业由郑芝龙继承。天启六年，郑芝龙首次进攻福建沿海各地，包括厦门。“芝龙六年泊于漳州之白镇与官军战胜，遂去中左所。督师咨皋与战败，又佚之，中左所人开门纳之。”（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79—84页）郑芝龙遂入据厦门。随着郑芝龙势力不断扩张，明廷决定招抚。郑芝龙被招抚后，之前依附于他的海盗势力纷纷自立山头。但厦门人民却仍支持郑芝龙，同安县刘五店等处的村民，自发组织船只50艘配合郑芝龙作战并组织渔兵6000多人参加郑芝龙剿灭李魁奇的海战，皆获成功。郑芝龙借助朝廷之力肃清了洋面上的其他海盗集团，为其建立海上王国奠定了基础。1633年7月12日，荷兰舰队偷袭厦门港。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郑芝龙损失惨重，在一再向荷兰人求和无果的情况下，郑芝龙组织官方军事力量和福建地方民众奋起反击，最终取得大胜，荷兰人退出福建沿海。通过与官府对抗、打击海盗、驱逐荷兰，郑芝龙开通了贸易航路，畅通了海上贸易，为海上商业资本扫清了障碍，有利于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与扩展。

郑芝龙时代，日本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主要经营生丝、丝织品、砂糖和鹿皮等生意。而且郑芝龙凭借早年与外商打交道的经历，一直与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保持着良好贸易伙伴关系。郑氏海商集团在郑芝龙的苦心开拓下，商业资本不断积累，海上势力不断滋长，为日后郑成功打造海上帝国奠定了基础。

郑成功时代，郑氏海商集团走向鼎盛。顺治七年（1650年）秋，郑成功并郑联、郑彩，占据金、厦，以厦门为基地广泛开展东西洋贸易。通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与之通好，彼必之……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断。”（（清）江日昇：《台湾外纪》卷三，文化图书公司1972年版，第101—102页）郑成功采纳之，并提出了“通洋裕国”的策略。在此思想的指导下，郑成功成立了“五商十行”。“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行财利，党羽多至五六十人。泉州之曾定老、伍乞娘、龚孙观、龚妹娘等为五商领袖”(《明清史料》己编第6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5—582页）。“至国姓爷在思明时，任以户官之职，及兼管仁义礼智信五行，并管杭州金木水火土五行”（《大日本近世史料·唐通事会所目录》第1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版，第180页）。即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设立“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负责采购当地生丝、瓷器、中药材等土货。当地民众暗与交通，积极提供货源。

郑成功盘踞海缴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向因滨海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近闻海贼郑成功部下洪姓贼徒，身附逆贼，于福建沙城等处滨海地方立有贸易生理，内地商民作奸射利，与为互市，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绸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咨行贩卖，供送海逆。

郑成功将山路五商收购来的土货运往设在厦门的“仁义礼智信”海路五行，海路五行负责将收购的内地土货销售出洋，并将外洋舶来品配发山路五商内销内地。郁永河云：“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清）郁永河：《伪郑逸事》，申报馆仿聚珍版印，第2页）由此，厦门从一个附属于月港的外围口岸一跃成为海内外重要贸易枢纽，“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

郑成功时代，日本、东南亚仍是郑氏集团的主要贸易对象。“明亡之际，士大夫之东渡者，络绎于途，而郑氏复有渭阳之谊，往来尤繁”（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7页）。郑氏集团将丝织品、糖、药材等运往日本，换回金银等物。如1649年，郑成功的船只自安海入长崎港，装载白生丝5000斤、Poil绢丝5000斤及若干其他丝织品。1650年，自漳州入长崎，装载生丝12万零100余斤、纶子1800匹、纱绫1800匹，以及绸绉、药材等。据日本岩生成一统计：1642—1662年二十年间，来航长崎的中国船只主要来自郑氏集团。以1650年为例，共有70艘中国船来航，其中郑成功的船队即有59只，比例达到84%。自1654年11月至1655年9月，由中国各地驶入长崎的中国戎克船有57艘，其中安海船41艘，大部分是属于国姓爷的。……从日本商馆日志末后所附载清单中可知，上述戎克船总共装载生丝1401担，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和其他各种货物。除了与日本贸易外，郑成功在东南亚海域亦极为活跃。1655年，郑成功派24艘船只前往巴达维亚、暹罗、广南、马尼拉等东南亚诸国，8月，有8艘船自巴达维亚回到厦门。1656年，有6艘郑成功船只抵达柬埔寨，并装载皮革及其他物品运往日本，形成厦门—东南亚—日本三角贸易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巴达维亚城日记》（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版，第6—10页）。据估计，在郑成功时期，平均每年派往东南亚贸易的船只16~20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版）。据杨彦杰估算，郑成功与日本的直线贸易平均每年获利55万两，与东南亚的直线贸易获利53万~88万两，再加上三角贸易所得利润，郑成功每年海外贸易总利润可达232万~267万两（杨彦杰：《一六五○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学术论坛》1982年4期）。由此可知，郑氏集团到郑成功时，商业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高峰。

郑经时期，拓展了与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郑经依然维持与日本、东南亚的传统贸易。康熙五年（1666年），郑经“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清）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十三，文化图书公司1972年版，第200页）。据《台湾省通志》统计，郑经每年平均派50艘帆船东渡日本（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版）。而1665年，有20艘东南亚商船前往东南亚（（泰）沙拉信·威拉蓬著，徐启恒译：《清代中暹贸易关系》，《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除此之外，郑经还曾写信邀请西方商人与其贸易。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馆，当年便从厦门购买12000匹丝绸运回英国，次年又购买9000匹丝绸、10箱生丝（（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直到1681年郑经退出厦门，英国东印度公司无奈亦将商馆撤回。

随着郑氏集团的滋长与壮大，厦门逐渐由一个走私小港变成海内外贸易中转站，由一个区域海湾逐步走向世界，成为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