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71.厦门工商各业的蓬勃兴盛
民国年间，厦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依然得到延续，工商各业发展的步伐不小。
先说粮食业。从1912年到1937年，厦门洋米输入依然鼎盛，平均每年输入60万担，占同期大米输入总量的近90%，1933年一年厦门更是输入洋米200万担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征收洋米海关税，税额高于国内大米，每担征收国币186元，随后，洋米的输入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在厦门的粮食进出口贸易中，外国商人和外籍华商开办的粮食批发洋行占有重要份额，如美商美时行，英商和记、合记、成记，日商三井，日籍华商王敬祥的祥记、郑俊卿的信兴、孙作斌的太己号和苏溢濒的三益行，他们的资金雄厚且拥有海运巨轮，因而得以称雄于市。
茶叶是福建输出的大宗商品，民国年间每年维持在7000~9000担，1930年出口额为12000担，不过因为台湾茶的大量占领市场，厦门茶叶出口受到了较大的制约。
厦门的百货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是与厦门中山路、大同路、思明南北路等新马路的开通密切联系的，因为厦门交通便利，南来北往的旅客增多，为厦门百货业的繁荣注入了活力。杂货店、洋货店、苏广洋货铺等仅从命名上便能窥见其货品的丰富和多样。
据1931年《厦门指南》记载，当时全厦门的百货网点共有142家，主要分布在开元路、大同路、亭仔下、中山路、竹仔街，并向镇邦路扩散。到1937年，厦门已有苏广杂货铺82家，南北郊业30家，共112家。抗战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厦门沦陷后，交通断绝，经济残败，厦门的百货业遭到重创。厦门光复后，百货业再度兴起。
厦门的酿酒业在民国时期取得一定的发展，罐头、酱油行业中要数淘化罐头食品厂、大同酱油厂和兆和罐头厂为最，三者在民国时期形成鼎足之势。1912年，厦门侨商陈嘉庚和杨格非合作，集资16万元，在虎头山下设立大同酱油厂。由于大同公司的产品类型、销售地与淘化罐头公司完全相同，因而二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后来二者通过协商，于1927年达成协议，合并为淘化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并将资本扩大到100万元，该厂由黄廷元担任董事长，郑炳伦担任总经理。1929年，淘化大同公司董事会决定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该公司年产各种食品罐头500吨，市场也由原来的东南亚地区扩展到欧美国家。1938年，厦门被日军占领，淘大公司深受打击，在厦门的业务几乎维持不下去，同年5月，淘大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公司迁往香港，留在鼓浪屿的厂房和设备均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在鼓浪屿的另一家酱油厂兆和酱油厂，由厦门侨商黄钦书、陈荣芳等集资于1927年创立，该厂生产的酱油以寿星、和字为商标，曾经行销于印度尼西亚及南洋各地，与淘化大同公司一样惨遭日军的摧毁。
1918年，元合利记打铁店郑振兴在竹树脚开办了第一利针织厂。1923年，菲律宾苎素织造有限公司成立，生产袜子、内衣和衬衫等纺织品。1932年，厦门已经有织布机60余架，此外还有若干其他的纺织机器。
在厦门的纺织工厂中，有两家由厦门侨商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布厂：民生布厂和民光布厂。1929年，厦门侨商陈英南（汕头人）等集资16万元（实收12万元）在禾泰街创办民生布厂，陈英南任厂长，刘文照任经理，租赁禾泰街为厂址，每月租金400元，场内机器除引擎为德国制造，其余都是上海出产的。布厂共计纱锭360支，布机水电力66架，动力28架，全铁布机2架，提花布机4架，价值总计5万~6万元。全厂男女工人170~180人，生产成功牌自强呢、经济呢、树皮呢、人字呢、中山呢以及寒暑布、毛巾、罗帐等，经营良好时成品各类布3600余匹，价值近12万元。产品主要销往厦门、泉州、漳州及南洋各地。开设之初，经营状况良好，产品不输给上海等地的工厂。后因扩张失利，加上战争影响，销路和流动资金缺乏，于1935年宣告歇业。
1929年，菲律宾华侨杨兆昆先后出资20余万元在禾山竹坑湖独资创办民光布厂，并购置设备从事纺织业生产，生产三羊牌人字呢、色绦等，民光布厂的机器均向上海及本地机器厂采购，共计纱锭100余支、电力机10余架、人力机60余架，价值3万~4万元。全厂工人男女110~120人，每年用纱300余件，每月产布30余匹。民光布厂后来由于管理不善，资本损失殆尽，于1934年宣布停业。
1931年，华侨在禾山双涵创办菲律宾打索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制绳厂，以龙舌兰为原料，生产绞绳。1932年，侨商陈华登在后江埭创办华南制革厂，从日本引进机器设备。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厦门纺织业发展到一个高峰，据1932年《厦门工商业大观》统计，当时厦门市有工厂245家，其中纺织业工厂达24家，占总数的近10%，其中有制造厂3家，染坊16家，毛巾厂5家。
绒拖业是厦门较为独特的一项纺织产业，最早由菲律宾发明，样式新颖，为夏天必备之物，华侨回国多带回送人，于是在厦门备受人们青睐。1921年，致中和在厦门开设分行，专营绒拖，行址设在开元路，兼营百货。1923年，活源开业，也以出售绒拖为主。起初，厦门绒拖行的绒拖都由菲律宾进口，后来鉴于海关课税太重，成本高昂，加上配运手续复杂，遂有厦门商人在后江埭自创制造绒拖的工场。致中和、活源制造的绒拖与菲律宾生产的绒拖在质量上无分高下，且成本低廉，因此大受欢迎。在致中和、活源的带动下，厦门出现了一批生产绒拖的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福泉益、协晋、金山、图南、福建硝皮厂、福泉春、永和昌、坤记、永川、协源等。厦门绒拖工场生产的绒拖种类繁多，包括珠面、绒面、容四条带、皮四条带等，原料、皮料主要由厦门本地和广东供应，珠面主要由德国供应，绒布则主要由美国供应。绒拖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工人，但厦门的绒拖业很少有长期雇佣的工人，而是根据订单量随时散发，按件计价。在鼎盛时期，厦门的绒拖业工人达800~900人。其中男工仅100~200人，其余全是女子。除少数男工在工场工作外，其他人大多将原料取回家中，制成成品后再送到工场，由工场按件计价。女工如绣珠、制绒面、合底等都是由一人向工场承包，然后分发各女工制作。
厦门绒拖工场生产的绒拖除满足厦门本地需求外，还销往漳州、泉州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绒拖远销台湾和东南亚，如英属新加坡、荷属泗水等（ 洪卜仁、周子峰主编：《闽商发展史·厦门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民国时期厦门的电话事业在黄奕住的倡导下得以开展。1919年，黄奕住决定创办电话公司；1922年，黄奕住集资30万元，以10万元承顶林尔嘉的德律风公司；次年又以23.25万元收购鼓浪屿川北电话公司，随后成立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电话公司以20万元在赖厝埕（今大元路）兴建总机房及添设新器材，包括改装共电式交换机及所有附属设备。向美国开洛公司订购480门共电式交换机。厦门电话公司还在鼓浪屿龙头路设立接线站，铺设厦门至鼓浪屿的海底电缆，以实现厦鼓之间的通话。
通过黄奕住的努力，厦门电话公司取得成功，在运营后不久就有千余户用户。到1933年，厦门电话公司的最大容量达到2000门，加上鼓浪屿400门、禾山100门，基本上满足了厦门市对于电话通信的需求。
厦门的电灯事业也因为鼓浪屿大量洋人和华侨别墅的兴建而被迅速提到议事日程之上，陈祖琛是厦门绅商，其子陈耀煌于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实业学校电气专科，对电气工业的相关知识和发展前景有一定的认识，认为厦门发展电灯事业很有前景。商人黄庆元作为厦门富商积极支持陈祖琛的设想，于是，1913年，陈祖琛、黄庆元和汇丰银行英籍华人高级职员叶鸿翔邀请侨商洪雪堂、郑志坤等集资15万元，在沙坡尾创办厦门电灯电力公司，设厂发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厦门开展大规模市政建设，市区用电需求大增，原有的发电设备无法满足城市用电需求，黄庆元向公司股东指出，由于厦门城市建设，人口增多，华侨纷纷来到厦门建筑房屋和投资，外国银行、洋行代理商、旅栈、工厂、医院等用电大户越来越多，申请用电者纷至沓来，公司800千瓦发电机无法满足需求，必须增加发电设备，将计盏收费改为计度收费。1926年，黄庆元再次建议扩大公司规模，增加股份，将原有公司溢利暂存款和公积金作为增加的股金注入公司股本中，从而使得公司的股金增加到3.5万股，每股40元，共120万银圆。同年，厦门电灯电力公司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购置一座1500千瓦的蒸汽发电机，于当年完成安装，发电量增至2300千瓦。1933年，为适应厦门城市用电的需求，厦门电灯电力公司再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购买1500千瓦发电机一座，供电范围由市区扩大到城郊，曾厝垵、文灶和西北沿海一带住户也可用电，供电领域由照明扩大到碾米、锯木等行业。厦门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至此达到发展的顶峰。
由于厦门是一座海岛城市，岛上缺乏充沛的淡水资源，饮用水也是一个制约厦门发展的大问题，1921年，黄庆元、黄奕住等发起筹办自来水厂，共募集资金110万元。经多方筹备，1923年，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黄奕住任董事长，黄庆元任副董事长。公司成立后，聘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水库和水厂的勘察设计，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承建。经过多方努力，到1926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先后在厦门岛东南部的上里山建成一座库容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在南普陀寺西北侧建成一座日制水能力达5000立方米的自来水厂，并铺设供应和配水的管道设施。1926年11月，厦门自来水公司供水开始得到缓解。但由于该公司供水规模小，设施安装费用高昂，因而供水普及率很低，只有洋人、商家、小康之家才能享受得起，一般老百姓仍然不得不靠降雨或水仔船供应饮用水。
为了解决鼓浪屿和海上外国轮船的用水问题，黄奕住等人再次集资90万银圆，于1930年开始建设厦鼓上下水码头，此外还在鼓浪屿兴建蓄水池和供水管道，另外还购置水船3艘、轮船1艘用于供水。1932年，厦门自来水公司正式向鼓浪屿和海上外国轮船供水。
黄奕住还推动厦门传统的钱庄业向银行业转化。1934年，黄奕住考虑到钱庄业终将被淘汰，便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商定，以黄奕住在厦门的产业向中南银行抵押借款100万元，用以支付存户的存款。随后，黄奕住在报纸上刊登通告，宣布自8月1日起办理停业手续，以两个月为期，委托厦门中南银行分行代付此前他的钱庄黄日兴钱庄各存款人到期及未到期的本息。由于黄奕住信誉较好，且黄日兴钱庄与中南银行厦门分行的老板都是黄奕住，钱庄与银行都在同一栋楼办公，存户从楼上支领，随即到楼下转存到中南银行，所以黄日兴钱庄在收盘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
民国时期，厦门的房地产业也因为华侨的大量移居而兴盛起来，华侨资本支撑起厦门房地产业的大半个天空。20世纪20年代末，厦门市市政建设方兴未艾，此时又正值国内银价下跌，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华侨回国投资的局面，1927—1931年间，厦门市区私有房屋共计7000余户、10000多幢，其中属于华侨所有的占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