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73.清初迁界与厦门的持续繁荣

针对郑氏集团依靠海洋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清廷采取了遏制政策。清廷了解到走私活动是郑氏集团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政来源，于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颁布禁海令，规定福建沿海要确保切断对郑氏的一切物资与商品供应，甚至不惜提出极端的迁界政策。康熙登基后，要求福建沿海更加严厉地推行禁海令。由于厦门被武断地划到了界外，反而使得郑氏更加依赖于厦门，郑氏的海外贸易也更加集中到厦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

在严厉的禁令之下，被阻绝的往往是循规蹈矩的小商人，敢于冒禁的郑氏及其追随者则多能收获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官僚阶层被腐蚀后，他们往往变通性地执行朝廷政策，有时还打着关心当地民生的旗号，对窝藏、接济、通番等行动采取默许乃至纵容的办法。福建总督范承谟1673年奏报说，走私物品如造船物料、丝绸、棉布，都大规模地被运进运出，他发现从事这些走私贸易的商人已经规模化、集团化，显然这是获得了官方的首肯才能成事的贸易活动。确实，在厦门沿海，许多有头有脸的退职官僚和大商人早已形成了攻守同盟。

因为走私活动既要求庞大的资本投入，还要雇佣大量的人力，而闽南地区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刚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即使清廷强力迫使沿海人口内迁，并警告沿海商人们将贸易转移到海澄，也没能削弱厦门的商业地位。

郑氏集团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或具有政治背景的官员，或具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他们组建的船队可以航行于东西洋，厦门是他们进出的便捷港口。船主投资的份额大，船员入伙成为股东，一些幕后投资者往往将货物附搭在他们的大船上，运回厦门的外国商品种类繁多，包括不同类型的布料、红糖、安息香、藤黄、燕窝、苏木、铅、锡、象牙、海参等（《明清史料丁编》，第289a—299a页）。这些进口商品由走私商分销到全国。

郑氏通过海陆各五行构建起巨大的商贸网络，其中陆五行总部设在杭州，负责从杭州和苏州收购丝织品和棉布，并把这些货品运到厦门，海五行则设在厦门，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内地的商品售卖到台湾和海外各国。

除了这十行之外，还有一些依赖借贷资本起家的零星商家，他们借贷的数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两银子不等（《明清史料己编》，第567a页）。商人们可以用这笔钱从苏州和杭州购买丝织品，运往厦门卖给郑氏集团。

在郑氏集团占据厦门期间，厦门已经成为福建出海帆船的中心，这时，所有与郑氏集团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商人也在厦门港停留。当郑氏退守台湾之后，外国船只也纷纷由厦门转往台湾。康熙十三年（1674年）郑氏武装重新夺得厦门后，英国船和那些从万丹、暹罗以及安南来的船只重新停靠到厦门（（新加坡）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厦门的兴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王朝停止迁界令，康熙二十三年，朝廷批准取消海禁。厦门成为官方认可的福建全省帆船与南洋贸易的指定港口，清廷在此设立海关，以及其他军事和民事行政机构，这样厦门作为福建海运中心的地位得以合法化，这与施琅、蓝鼎元等闽籍官员的进言是分不开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琅的一份奏报说：往海外的洋船数量已经不计其数，他们大多只携带少量的资金和货物，但移民数量却大增，其中有一艘驶向吕宋的船只就载有133名乘客。施琅希望在清廷的支持下，限制小型船只，而由官方认定符合条件的大型船只去往南洋从事商品货物贸易，增加清廷的税收收入。施琅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其后几年，只准许有一定身家的申请者出洋（（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五）。

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1712—1721）中标明了浙江往南到海南岛的一系列港口，在厦门港的对外航线中，则包含直航日本九州岛的东北航线，直航菲律宾吕宋港的南偏东航线，驶向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国的西南航线。通过这些航线，交趾的丝绢、金、红铜，文莱的珍珠、稻米、苏木，暹罗的稻米、玳瑁、象牙、燕窝、乌木、船料等被运进厦门，由厦门运出的则有丝绸、瓷器、茶叶等，商船上还时常搭载若干乘客，他们在侨居国定居下来，成为华侨。到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福建华侨已达6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从厦门出洋的。

据王庆成统计，1684—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15艘，到厦门10艘，不过，1701—1710年，来华商船29艘，到厦门的只有7艘，到广州的11艘（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广州进口的数量超过了厦门，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施世骠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来厦门的英国船只进一步减少，这在吴英的文集中也有所反映。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则有了南洋禁航令，主要是针对福建海盗势力而起，不过10年之后的雍正五年（1727年），这一禁令被取消。但到乾隆时期，广州一口面对西方的政策再出台，广州的领先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厦门的繁盛在当时福建地方官员和广大海商的努力下，还是基本得到了维持。《清朝柔远记》中说：雍正五年之后，由于海禁渐弛，“诸国咸来互市，粤、闽、浙商亦以茶叶、瓷器、色纸往市”。厦门依然维持着对外出口港和国内沿海贸易港的地位。康熙时期郁永河的《裨海纪游》也标示了康熙中期厦门海外贸易的若干条航线，包括厦门到日本七十二更，厦门至东京七十更，厦门至吕宋七十二更，厦门至交趾七十二更，厦门至苏禄一百四十更，厦门至暹罗一百八十更，厦门至大年一百六十更，厦门至柔佛一百八十更，厦门至马六甲二百四十更，厦门至咬留吧二百八十更等（周翔鹤：《胸中的航海图——郁永河〈稗海纪游〉手绘“宇内形势图”研究》，《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大中华帝国志》中说：“厦门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一边倚着岛屿，高出地平，什么样的海风也能十分安全地停靠到海岸上，任何时候，你都能在这里看到数量庞大的中国帆船。二十年前，你还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欧洲船只掺杂其间，现在它们偶尔还会来这里，但所有的贸易都移到广州去了。”道光十二年（1832年），德籍传教士郭士立这样描述厦门：“厦门的面积相当大，居民至少有二十万，街道狭窄，庙宇众多，有几座大房子都是富商的产业，由于港口良好，厦门早就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他们有一种进取心，为了赚钱谋生，走遍帝国各地，逐渐成为勇敢的水手，有的人还定居沿海各口岸，变成商人。这样他们便开拓了台湾，从当时起直到如今，台湾成了他们的谷仓；他们还前往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那些地方定居下来。……不论就它的位置、财富或是出口的原料来说，此地无疑是欧洲人前来贸易最好的港口之一。”

1753年德文版《航海旅行记》中的福建沿海地图（局部）。图中以“Emowi”标识出厦门岛并对港湾周边以描绘，鼓浪屿标识为“kolong-tso”。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从上述事实看，清初清郑对峙期间，厦门依然保持着持续繁荣的局面。待到康熙以后厦门港口贸易的合法化之后，厦门的发展则纳入官方体系，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