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6 18:43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76.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

 

 

19世纪中期以前,华南的海运一直是以帆船为主,大量中国帆船往来于厦门港和东南亚之间,连接着厦门与南洋的贸易和交往。19世纪60年代以后,轮船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帆船,并开辟了往来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新航线。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商品种类在明清时期已经十分丰富,既有厦门本地的土产外销,也有国内其他地方的商品运来厦门转销东南亚,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各种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运来厦门。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航次、航运能力的增加,贸易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上升。

 

一、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航线

 

福建与近代以来统称“南洋”的东南亚地区很早就有贸易联系。厦门作为闽南的重要港口,从明后期起已与“东洋”(吕宋岛、摩鹿加群岛、苏禄群岛、文莱等)和“西洋”(暹罗、马六甲、柔佛、北大年、爪哇等)有一定的航运和贸易联系,到了清代海关设立,厦门更进一步成长为南洋贸易的海运中心。

浯屿和太武可视为大厦门湾厦门湾指厦门周边的海湾及岛屿。“大厦门湾”的概念最早由杨国桢提出,他认为从漳州河口(九龙江口)至安海河口(石井江口)之间的厦门、金门周边海域是广义的大厦门湾,虽然这片海域在行政区划上曾分属漳、泉两府,但在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行上,实际是一个整体(参见杨国桢:《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45页)的一部分,二者常常是明清时期厦门往来南洋的起航点和回针处。明代的《顺风相送》和《东西洋考》均记载有浯屿、太武山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值得注意的是,张燮在《东西洋考》“内港水程”中依次记载了“海澄港口”“圭屿”“中左所”,指出圭屿“半潮至中左所”,还明确谈到“中左所一名厦门,南路参戎防汛处。从前贾舶盘验于此,验毕,移驻曾家澳候风开驾。二更船至担门,东西洋出担门分路矣”((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曾家澳即今厦门曾厝垵,担门即大担岛两旁的航道。可见厦门在明末已是东西洋针路的起点之一,经大担开船的航线与连接厦门的内港水程是一体的。

《顺风相送》记载的往来菲律宾和马鲁古群岛的航线是:太武开船,依次取澎湖山、沙马歧头、笔架山、射昆美山、月投门、麻里荖、表山、里银大山、头巾礁,进入吕宋港。回针则由鸡屿出洋,取麻里荖、射昆美山,入浯屿洋,取沙马歧头、澎湖,取太武入浯屿。从鸡屿出发,还能前往文莱渤泥港,途中可以经过吕蓬港((明)佚名:《顺风相送》,载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8—90页)。吕宋即今菲律宾,鸡屿又名圭屿,是马尼拉湾口的哥黎希律岛(Corregidor),吕蓬即今菲律宾卢邦岛(Lubang)(陈佳荣、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70—172页)。《东西洋考》卷九所载“东洋针路”:从太武山出发,依彭湖屿、虎头山、沙马头澳、笔架山、大港、哪哦山、密雁港、六藐山、郎梅屿、麻里荖屿、玳瑁港、表山、里银中邦、头巾礁而行,到达吕宋国和猫里务国((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183页)。需要注意的是,吕宋泛指菲律宾,范围较大,吕宋国特指菲律宾马尼拉(Manila)。猫里务又名合猫里,在今爪哇岛附近。麻里荖屿又名表山,为今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Balinao),玳瑁港即吕宋西岸的仁牙因(Lingayen),里银中邦距仁牙因不远,又作里银大山或里仁大山,头巾礁即今吕宋巴丹(Batam)省西岸外的卡彭斯岛(Capones I)(陈佳荣、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66—167、172、176页)。这段文字记载的是从浯屿、太武前往菲律宾西岸的航线,马尼拉是重要的目的港。清代的《指南正法》中也记录了前往马尼拉的航线,起点是厦门附近的大担岛。此针路原文为:“大担开船,用辰巽七更取澎湖。丙巳针七更取虎头山。单丙六更取沙马歧头门。又单丙十更,又午丙十二更,取刣牛坑上。丙午五更过四屿入是玳瑁四屿,丙午五更过,丙午及单午十更取艮白生开洋,仔细须防之。丙巳十更取双口港鸡屿口,算风观水入为妙也((清)佚名:《指南正法》,载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0页)”。这里所说的“双口港”就是菲律宾马尼拉港,因港口有南北对峙二小岛,所以称双口。以菲律宾为中转点,还有继续向爪哇一带和马鲁古群岛延伸的航线。《东西洋考》中的相关记载为:又从吕宋取诸未山,入磨荖央港;又从吕宋过文武楼,沿山至龙隐大山,为以宁港。从以宁港出发,驶向汉泽山、海山,从汉泽山可依次前往交溢、魍根礁老港、绍山、千子智港、绍武淡水港,从交溢可再驶向犀角屿、苏禄国((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184页)。以宁是菲律宾民都洛(Mindolo)岛南面的伊林(Ilin)岛。千子智港是米洛居的属地,米洛居又作美洛居、米六合,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Maluku)群岛,有西班牙人驻留。绍武淡水港也在马鲁古群岛,是荷兰人的驻处。苏禄国的属地主要位于苏禄群岛、巴拉望岛和马来西亚沙巴州东北部。

到了清代,厦门更加明确出现在时人对南洋航路的记述中。《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作者陈伦炯是同安人。陈伦炯的父亲陈昴曾亲身参与海上贸易,谙熟海岛港口和风潮险易,陈伦炯自小受到熏陶,再加上后来任职水师,对外夷风俗和针路港道十分熟悉((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卷二二九,页四、页五,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4166—4167页)。《海国闻见录》中,陈伦炯在“东南洋记”篇内记叙了台湾、菲律宾群岛、西里西伯岛、马鲁古群岛及婆罗洲的情况。根据陈伦炯的记载,“凤山、沙马崎之东南有吕宋,居巽方,厦门水程七十二更……下接利仔叐,水程二十更。至甘马力,水程二十一更……其东南,又有万老高、丁机宜二国,居于巳方……水程吕宋至万老高一百七十四更,至丁机宜二百一十更”,利仔叐(Lecena)在吕宋岛南岸,甘马力(CamaRines)是吕宋岛东南部的合猫里,万老高即马鲁古群岛,丁机宜今地不详,从地望上推断可能在塞兰岛(Ceram I)或马来群岛东部的伊里安(加里曼丹岛)。以吕宋为中转点,可以航至苏禄、文莱等地。陈伦炯在《东南洋记》中的记述为,“由吕宋正南而视,有一大山,总名无来由息力大山。山之东为苏禄……西邻吉里问,又沿西文莱,即古婆罗国。再绕西朱葛礁喇大山之正南,为马神……苏禄、吉里问、文莱三国,皆从吕宋之南分筹,而朱葛礁喇必从粤南之七洲洋,过昆仑、茶盘,向东而至朱葛礁喇,一百八十八更。马神亦从茶盘、噶喇巴而往,水程三百四十更。厦门由吕宋至苏禄,水程不过一百一十更……”((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7页)。苏禄即棉兰老与婆罗洲之间的苏禄群岛,文莱又称渤泥,在婆罗洲北岸,朱葛礁喇在婆罗洲西岸,马神在婆罗洲南岸。上面的两段文字中,明确指出了厦门至吕宋水程为七十二更,厦门经由吕宋前往苏禄的水程不超过一百一十更,表明至迟在雍正年间,已有直接从厦门出发去往菲律宾的航线,且此航线以菲律宾南部为分界点继续延伸,向东连接苏禄群岛,向西连接婆罗洲。

事实上,除了明清时期的中国航海者们在诸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针路簿中以及张燮、陈伦炯等学者在《东西洋考》《海国闻见录》之类的史地专著中,对厦门及其周边的航运贸易路线进行记载以外,17—18世纪的西方贸易者们也在海图中标注出了厦门的位置,并对厦门港的周边环境和贸易航线作了一定描绘。《荷兰东印度公司地图集》中收录的一幅1668年的海图中以“aimoe”标识出厦门岛且画出了港口沿岸的房屋,鼓浪屿在图中也已标明,距厦门岛不远的金门在图中标为“KEMEE”并作了较为细致的描绘。这类材料反映出明末清初欧洲人对厦门及厦门湾已经相当了解,也从侧面印证了厦门在当时的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方面已经相当重要。尤其是到18世纪,厦门进一步成长为东南沿海的航运和贸易中心,1729年的一幅版画生动地反映了帆船和舢板往来厦门港海域的繁忙景象。

此外,一些清代官员也曾向朝廷进呈海道图和针路方向图,如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和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都曾在康熙年间进呈航海图。觉罗满保进呈的《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相对简略,主要表现沿海各港口和东南亚各国的相对位置,地名用汉文标注邹爱莲、霍启昌主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施世骠所呈《东洋南洋海道图》更为详细,绘有沿海各港口通往日本、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文莱、菲律宾等国的航线、针路和所需时间邹爱莲、霍启昌主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8页。图中从厦门出发的航线分为三路,除一路指向日本,另两路均连接东南亚:朝南的一路指向菲律宾,朝西南方向的连接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不难发现,《东洋南洋海道图》里朝南的中路航线可以和上文提到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中前往吕宋西岸的针路对照,与《东西洋考》的“东洋针路”及《海国闻见录》的“东南洋记”记载的厦门驶向吕宋后分别转往婆罗洲北岸、苏禄、马鲁古群岛等地的航路也基本相符。由厦门出发,向西南方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航行的针路在《海国闻见录》中归属于“南洋记”篇内。该航线在《东西洋考》中则记作“西洋针路”,由镇海卫太武山发船,出大担门半更,依次经大小柑橘屿、南澳坪山、大星尖、东姜山、弓鞋山、南亭门、乌猪山、七州山七州洋、黎母山、海宝山后到达交趾东京,从七州洋取铜鼓山、独珠山、交趾洋可达广南,又从交趾洋用坤未针取外罗山,有去往占城和柬埔寨的航线(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175页。大小柑橘屿即今福建兄弟屿,南澳是漳、潮连接处,大星尖即今广东针岩头,东姜山是广东的担杆列岛,南亭门是今广东大万山岛,七州是海南岛东北的七洲列岛陈佳荣、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67—168、174页。交趾东京即今越南河内,广南故地在今越南中部,外罗山是今越南的李山岛(Dao Ly Son)。概括来说,这段航线其实就是从厦门湾出发,向西南沿广东航行至海南岛附近海域后可分别去往越南北部的河内和中部的广南,沿越南中部广义省李山岛继续向南,可继续向越南南部的港口和柬埔寨航行。《东洋南洋海道图》中从厦门出发,指向西南方的一路航线可与之对应。此航线在中南半岛南端分出多条支线,有朝西北方指向泰国湾的,有些继续向西南方延伸连接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在马来半岛东南海岸外又分出前往加里曼丹岛南部和爪哇岛的航线。《海国闻见录》“南洋记”载: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州洋,取广南外之呫哔啰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交趾由七州西绕北而进。厦门至交趾,水程七十四更……广南沿山海至占城、绿赖,绕西而至柬埔寨。厦门至占城,水程一百更;至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厦门至暹罗,水程过七州洋,见外罗山。向南见玳瑁洲、鸭洲,见昆仑。偏西见大真屿、小真屿……大哖、吉连舟、丁噶呶、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不等……而柔佛一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程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由柔佛而西,麻喇甲,厦门水程二百六十更……就中国往噶喇巴而言,必从昆仑、茶盘,纯用未针,西循万古屡山,而至噶喇巴,厦门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53—55页。可以看出厦门与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爪哇均有航线。七州洋是去往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必经之地,昆仑、真屿、茶盘是航路分出支线的重要节点,航路的终点则分别在柔佛、麻喇甲、噶喇巴等地。昆仑指今越南的昆仑岛(Dao Con Lon,又名昆山岛)及其附近海域,真屿是今越南南岸外的快岛(Hon Khoai,又名薯岛),茶盘即今马来西亚东岸外的潮满岛(Pulau Tioman,又作刁曼岛),柔佛在今马来西亚,麻喇甲即马六甲,噶喇巴指今爪哇。对照来看,《海国闻见录》的这段记载与《东洋南洋海道图》西南向航路所显示的支线及终点位置也基本符合。驶向加里曼丹岛南部的一条支线距离最远,其终点在朱葛礁喇正南的马神,“亦从茶盘、噶喇巴而往,水程三百四十更”(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

厦门的传统远洋帆船贸易在明末至清中期较为发达,嘉道以后衰退。开埠之后,厦门的远洋航运重新兴起,但随着外国船舶涌入,厦门与东南亚的航运渐渐被外国航运公司控制,尤其到1862年厦门洋关成立后,轮船开始逐渐取代帆船。与传统的木帆船相比,轮船航运很少受到季节和季风的限制,速度快且航行更为安全准时,吨位更大。随着轮船公司开辟出新的航线,厦门的轮船运输日益发展。据统计,1863年进出厦门关的船舶为1358艘次,其中帆船分别占总艘次和总吨位的70.3%和59.5%;到1879年,进出厦门的轮船和帆船分别为989艘次、566艘次,吨位分别为722784吨、173312吨,轮船分别占到了总艘次和总吨位的63.6%和80.7%(刘良山:《近代厦门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862—1911年)——以历年厦门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为中心》,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7—78页)。轮船无论在艘次还是运量上,都已超过帆船。

就厦门与东南亚的运输航线而言,曾有本欣轮船公司、荷印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等参与经营。中日轮船公司和纳闽煤炭公司(China and Japan Steamship and Labuan Coal Company Lid)曾于1866年开辟过一条往来新加坡、纳闽(Labuan,位于沙巴州东北部)、马尼拉和厦门之间的航线,但此航线只经营了一年。1868年,美国轮船“风顺号”和另一艘英国轮船不定期地往来于厦门和马尼拉之间(刘良山:《近代厦门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862—1911年)——以历年厦门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为中心》,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6页)1875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远洋轮船航行于厦门、新加坡、槟榔屿(Penang Pulau,位于马来西亚西北部)之间(彭德清:《中国航海史(近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19世纪80年代,荷兰荷印轮船公司(Neder Lardsch)开设爪哇至香港、厦门、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航线,本欣轮船公司有7艘轮船航行于厦门、汕头、香港、海峡殖民地之间(刘良山:《近代厦门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862—1911年)——以历年厦门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为中心》,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6—77页)19世纪90年代以后,轮船取代帆船的趋势仍然继续着。轮船公司相互竞争,也促使航线发生变化。到20世纪初,厦门与东南亚之间形成了几条相对固定的航线。

20世纪初厦门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大多还经过香港和汕头,往来和途经新加坡的路线占绝大部分,就航行船只的数量而言,厦新线的最多。与传统木帆船时期相比,厦门与菲律宾(马尼拉)的航运联系有减弱之势,而与马来半岛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一趋势在19世纪70—80年代已初见端倪。当时厦门的商行中,有11家从事与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的贸易,15家从事与马加撒(望加锡,位于苏拉威西岛西南部)、巴达维亚、三堡垄和泗水间的贸易,从事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也是15家,还有9家从事暹罗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间的贸易(厦门港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虽然此时经营与菲律宾贸易的商行数量还不算少,但在总体规模上不及经营“西洋”(马来半岛及印度尼西亚地区)贸易的商行。香港是厦门洋货进口贸易的转运港之一,大部分英国货都是从香港转运厦门。当然,除了英国及英属印度的货品经香港转运厦门外,也有东南亚地区的大米、海产品及其他贸易品经香港转运抵厦,但所占比例很小。以1873年的海关报告为例,来自东南亚的洋货,交趾的计324031两,新加坡等的计167955两,爪哇的计165008两,暹罗的计120236两,菲律宾的仅为47869两(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6页)。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厦门从菲律宾进口的货物量已经缩减,但与新加坡、爪哇、暹罗等地的贸易量维持在较高水平。另外,由于厦门的厘金负担重于汕头口岸比如鸦片在汕头征收的厘金每箱比厦门少65海关两,因而鸦片从汕头经陆路运到漳州府,私下交易(参见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26、190页),东南亚往厦门的航线途经汕头,一些船只选择从汕头入口也就不足为奇。简而言之,20世纪初厦门与亚洲其他城市的海上交通在东南亚地区以新加坡为重中之重,新加坡作为轮船航运的中转点,再连接起与爪哇岛、马来半岛西岸、中南半岛等地的航线,而厦门与菲律宾群岛的航线仅止于马尼拉。这在一定程度上同当时厦门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格局相呼应,“西洋”更盛,并以新加坡为转口港延伸出多条支线,而与菲律宾的贸易不再向群岛内的其他港口拓展和深入。当然,贸易形势的变化与政治格局有着很大关系。因为在20世纪初美国殖民菲律宾时期,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双方产品免税,菲律宾的进口大宗由中国转移至美国((菲)欧·马·阿利普:《华人在马尼拉》,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119页)。在这种背景下,中菲贸易急剧衰落,厦门与菲律宾的贸易关系减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厦门出口东南亚的贸易商品

 

厦门作为通洋正口,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尤为密切,不仅贸易量突出,贸易商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由厦门出口东南亚的贸易商品既有闽南本地的土产,如陶瓷、漳纱、漳缎等,也有各地转运来的货物,如茶叶、雨伞、纸、铁锅、石料、药材等。以下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1. 陶瓷

福建自宋元时期便是外销瓷的重要产地,泉州、晋江、德化等地的青瓷和青白瓷产品在东南亚的陆地及水下遗址中多有发现。明清时期,闽南地区如漳州、德化等地的陶瓷产品畅销东南亚,厦门距产地不远,又于雍正年间被辟为通洋正口,成为陶瓷输出和东南亚商人前来购置瓷器的重要港口。《厦门志》明确提到了“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出洋货物则……永春窑之磁器”((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二十七)

销往东南亚的中国陶瓷一方面满足了当地华侨的日常所需,另一方面也进入东南亚本地人群的生活,满足他们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需求。《瀛涯胜览》“爪哇国”条记载了当地的用餐方式:“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口中槟榔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则饮水。”(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5年版)《东西洋考》载:“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马辰一带)……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86页)漳州窑烧造的大盘数量很多,与东南亚地区的食俗应该存在一定联系。爪哇岛的万丹和苏拉威西东南部的布顿岛均出土过漳州窑瓷器,这两个遗址处在穆斯林苏丹国范围内((英)甘淑美:《荷兰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2年第1期)。《热兰遮城日志》保留了中国商船运载瓷器从安海、厦门等港口出发,来此入港或停靠后前往马尼拉的记录。如1651年10月12日,有4艘船从厦门出发,载有1500捆粗制瓷器(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三册(1648—1655)》,台南市政府2004年版,第269页)。东南亚商人来厦门购买瓷器的情况在《厦门志》中也有记录。“番船”条载,在厦购买“磁器”的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吕宋夷商万梨落、郎吗叮;乾隆四十八年,夷商郎万雷((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三十三。位于南靖县、华安县交接处的东溪窑是明清时期的一处大规模外销瓷窑场,窑址出土的青花瓷产品与印尼海域“泰兴号”沉船出水的部分瓷器相同福建博物院、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南靖县东溪窑封门坑窑址 2015 年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5年第3期,第15页“泰兴号”据称沉没于道光年间,尽管有研究者指出这艘船的真名并非“泰兴”,但据史料分析出该船由厦门出发前往巴达维亚,是一艘八九百吨级的厦门船陈国栋:《关于“的惺号”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见》,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水下考古学研究·第2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4页。除了周边地区的产品,位于厦门同安的坑仔口陶器厂所生产的龙凤套缸也曾销往海外,该厂创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直延续到近年才停烧羊泽林、栗建安、宋蓬勃、陈建国:《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106页1880年的海关报告显示,从事厦门、新加坡、菲律宾群岛、暹罗和交趾等地直接贸易的中国商行运去的货物里都有瓷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可见,厦门对东南亚的陶瓷出口在19世纪晚期依然延续。

2. 纺织品

明中叶以后,泉州的绸缎和漳州所产的漳纱、漳绒、漳缎等便大量外销曾玲:《福建手工业发展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厦门在清代成为通洋正口,闽南地区生产的纺织品通过厦门港继续向东南亚地区输出。《厦门志》“洋船”条即云:“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噶喇巴、三宝垄、实力、马辰、赤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朥、丁家庐、宿雾、苏禄、东浦、安南、吕宋诸国,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二十七同时,由于沿海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厦门成为南北货物的汇集地,福建商人从江南带回的棉布和丝绸——苏州的布匹、纱缎、枲棉,浙江的绫罗、绵绸、绉纱、湖帕(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第四种,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48页——也有部分经厦门向海外输出。

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一份奏折显示,一名叫方成的商人想要去吕宋贸易,因为没有贩洋执照,货物被扣留并堆贮在厦门码头已有三年之久。这批货物主要包括丝织番袜和丝绸、绫缎,是质量较差的产品,在内地并不适用,只有贩卖出洋才可能有销路。根据厦门当地的牙行估价,除去部分霉烂虫蛀的物件,剩下的货物的价值仍达番银30223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四册,福建总督郝玉麟等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可见当时由厦门销往东南亚的纺织品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出于对丝绸、布匹等商品的需求,东南亚商人来厦贸易时也会购置这类货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来厦门贸易的吕宋夷商万梨落、郎吗叮和乾隆四十八年来厦的夷商郎万雷所购置商品中均有布匹,嘉庆十四年(1809年)来厦的郎棉一也购买了布匹(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三十三、页三十四

厦门开埠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棉花、棉纱和各类棉布成为进口商品,如五口通商时期,孟加拉和孟买的棉花,英国的各种棉布、棉纱,美国的斜纹布等棉纺织品陆续输入厦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5—586、584—585页。洋布与土布存在竞争关系,“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省之产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6页,厦门与东南亚的丝绸和布匹贸易也不复从前。

3. 茶叶

《厦门志》载:“雍正六年,厦门正口始设,贩夷洋船准载土产茶叶、碗、伞等货,由海关汛口挂验出口,贩往各番地,交换其他国家的商品。”表明厦门在清代已是茶叶出口港之一。嘉庆十四年(1809年),郎棉一携带番银及各种东南亚土产来厦门贸易,购买运回的货品中即有“土茶”一项(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三十一、三十四。当时,从事厦门与东南亚之间的茶叶贸易利润很高,一担茶叶在厦门的价格为8元(西班牙元),广州为16元,运到爪哇后,其价格比在厦门多出2倍到3倍(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嘉庆二十二年,由于清廷规定武夷茶、松罗茶只能从广州出口,厦门对东南亚的茶叶出口贸易因而受挫。

洋关建立后,厦门的茶叶外销逐渐复苏,尽管与美国的茶叶贸易比重较大,但厦门与东南亚国家的茶叶贸易仍得到一定发展。如光绪六年(1880年),厦门从事与东南亚贸易的商行中,有11家将茶运往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9家将茶运往马加撒、巴达维亚、三宝垄和泗水,9家将茶运往暹罗和交趾支那(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有研究指出,虽然福建茶叶的出口在19世纪晚期开始衰落,但以乌龙茶为主的“侨销茶”——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华人消费群体的茶叶的销售,使厦门与东南亚的茶叶贸易得以存续,厦门也借此成为近代福建“侨销茶”的主要出口地。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人的侨销茶高达三四百万千克,其中单新加坡一地的年进口量即高达50万至90万千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新加坡分销至东南亚各地(水海刚:《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演变——以环南中国海地区为视域》,《光明日报》2019年3月11 日第14版)。由此推断,近代厦门与东南亚的茶叶贸易维持着不小的规模。

4. 其他商品

厦门出口东南亚的商品中,还有一些日用杂货,输出数量较多的是伞和铁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和嘉庆十四年(1809年)载着东南亚土产来厦门贸易的夷商都购买了雨伞((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三十三、页三十四)。福建生产的铁器自明朝起已经外销,有清一代,亦通过厦门向东南亚输出。从厦门驶往菲律宾的“海马号”的载运货物一览表显示:1739年,运载2000口大小不等的平底锅和1000担中国生铁;1740年,运载1880口平底锅,800担生铁。该船的这两次航行也都载有雨伞,且数量较大,1739年为20000把深色纸伞和800把大彩伞,1740年为18000把深色纸伞和900把大彩伞((墨)维·罗·加西亚:《马尼拉帆船(1739—1745)》,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3页)

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商品中,尽管大量香料(香药)是由东南亚向厦门流动的,但也有部分中国药材从厦门出口至东南亚。《厦门志》中明确保留了东南亚夷商于乾隆及嘉庆年间来厦购买药材的记录,既可调味又具有药用价值的桂皮亦有出口((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三十三)。清代中国与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菲律宾都保持着一定规模的药材贸易及相当程度的中医文化交流,部分中草药材从厦门出口,经海路销往其地,涉及的药材包括土茯苓、大黄、泽泻、人参、桂皮、明矾等(冯立军:《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6、128—129页)

此外,纸、墨之类的文房用具和石条、砖瓦等建筑材料也曾由厦门向东南亚出口。

 

三、厦门从东南亚进口的商品

 

厦门从东南亚进口的商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大米。东南亚湿热多雨的自然条件也孕育了丰富的海产品和各类香料。海参、鱼翅等商品因中国人“食补”观念的强化而备受青睐。各种香料(香药)如胡椒、檀香等原本多是朝贡贸易的商品,仅仅为上层阶级所享用,随着它们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其贸易量也进一步增加。厦门自清代起作为南洋贸易的中心,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些东南亚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地。与此同时,珍稀商品如玳瑁、珍珠、象牙等也继续由东南亚经厦门输入中国。

1. 大米

明清时期,闽南是粮食短缺区,米谷要从外运入。除了其他省份的供应,东南亚地区亦有大米输入闽南。清廷为鼓励从东南亚进口大米,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免除大米进口税和减免随大米载运的货物税,奖励自备资本从国外运米回国的商民或赏给职衔等(李金明:《清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大米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第97、99页)。厦门作为大米的分销和转运港,不仅供应福建本省,甚至曾为浙南和粤东提供米粮。东南亚地区中,暹罗的大米生产最为富足。康熙末年曾下令从暹罗进口大米30万石,分运到福建、广东、浙江宁波等处贩卖,且不收税(《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九八,页二。雍正六年(1728年),暹罗国王派遣商人运载大米等货物到厦门贸易,清廷准其就地发卖且免征米税。《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六,页十)。暹罗的大米产量异常丰裕,米价长期保持在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使其大米出口有利可图,再加上清廷免税措施的鼓励,暹罗商人不断运输大米到厦门贸易。暹罗以外,吕宋的大米生产也较为充足,早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禁止南洋贸易前,便常有吕宋大米运来厦门出售((清)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见《清经世文编》卷八三,页三十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45页)。乾隆年间(1736—1795),由于朝廷同意给自备资本领照去暹罗等国运米回福建“数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赏给职衔、顶戴”,国内商民也积极买运洋米进口。乾隆三十年之前,从东南亚运来的大米大多由厦门入口,且数量可观。如,乾隆十六年,暹罗商船一艘运来4000余石;乾隆二十年,吕宋商民郎一氏沼吧载运大米10000余石到厦门;乾隆二十二年,从东南亚返航厦门各船运来大米共计52000余石;乾隆二十四年,运回21200余石李金明:《清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大米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第99—102页。然而,由于大米运费高、体积大、价值低,运米回国利润低微(清)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见《清经世文编》卷八三,页三十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45页,到18世纪后期,从事海外大米贸易以及与暹罗直接贸易的福建商人已大为减少,同为缺粮省份的广东更多地参与大米进口且长期采取免税措施,粤东的潮州人逐渐取代福建商人从事与东南亚的大米贸易,厦门进口的大米数量减少。

2. 苏木

苏木,又名苏枋,可提取染料,亦可供药用。晋人嵇含最早在《南方草木状》中对其进行记载,云其“出九真(今越南)”(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页三,“苏枋”条,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东南亚是苏木的主要产区,越南之外,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都出产苏木,宋元时期大量输入中国赵丰:《海交史上的苏木》,《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1—23页

厦门与东南亚的苏木贸易主要是在清代,《厦门志》中便有相关记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吕宋夷商万梨落及郎吗叮先后来厦门贸易,带来的货物中均有苏木;乾隆四十七年,夷商郎安敦、牛黎美亚遭风到厦,船上也载有苏木;乾隆四十八年,夷商郎万雷来厦,苏木是所载货物之一(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三十三。东南亚输入厦门的苏木贸易量没有确切统计,但厦门作为南洋贸易的中心,大量东南亚土产由此入口是可以肯定的。同时,有不少闽南商人参与将苏木等南洋商品转运到北方的北艚贸易。

3. 海参

最早记录“海参”的中文文献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五杂俎》,海参因其“温补”的药理作用逐渐受到关注,而中国从东南亚进口海参的时间不迟于明末戴一峰:《饮食文化与海外市场:清代中国与南洋的海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3—84页。海参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海域,据《海国闻见录》记载,吕宋、苏禄、吉里问、文莱、朱葛礁喇、马神、暹罗、丁噶呶、彭亨、柔佛等地均产海参(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3、53—54页。雍正二年(1724年)刊布的“关税科则”中,海参每百斤例征三钱(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七,页二十一说明当时的海参贸易已有一定规模。雍正年间的奏折明确提到了中国商人往东南亚贸易,载运海参回到厦门。高其倬在奏折中称:“查福建往安南贸易之洋船多有往南洋去者。 今据厦门同知将备各员禀称,有往安南贸易洋船二只回厦,实系往噶喇巴回来,所带回货物系海参、苏木等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册,福建总督高其倬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195页

19世纪中叶后,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进入平稳增长期,厦门每年从马尼拉输入的海参为两三千担,1864年厦门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海参达4000余担据海关报告统计戴一峰:《18—19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74—77页1865—1900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厦门每年进口的海参数量稳定在4000担以上,最高时达9500余担。

4. 香料

香料是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贸易商品,自宋以来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明清时期,随着用香文化的普及和对香药作用的认识深化,国内对香料的需求进一步增长,继续从东南亚等地进口大量香料。《海国闻见录》载,吕宋、利仔叐、甘马力产降香、束香,苏禄、吉里问、文莱、朱葛礁喇产冰片、降香,马神产胡椒、降香、豆蔻、冰片,广南、交趾产楠沉诸香,柬埔寨产降香、沉束诸香,暹罗及其属国产沉束、冰片、降香,麻喇甲产胡椒、降香,噶喇巴产胡椒、檀香,等等(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49—51、53—55页。而这些国家和厦门之间均有航线,厦门在清代成为南洋贸易中心,“关税科则”对各种香料的征税标准作了明确规定,种类繁多的香料由厦入口并分销全国。厦门关还对部分香料的税额给予优惠,如“速香每百斤例一两五钱,厦征一两一钱七分”,“檀香百斤上者例一两,厦征九钱一分”(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七,页三十,很可能是为了鼓励商人们多进口这几种香料。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东南亚的香料运销,厦门的贸易船只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76年的记录明确显示,厦门商船从苏禄返航时载回的香料有加龙安油、丁香树皮、肉桂、胡椒、樟脑、檀香木、用于神龛的稀有香料冯立军:《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道光十年(1830年),从苏禄返航的厦门帆船所载香料则有婆罗洲东岸产的樟脑和巴西兰、棉兰老所产的胡椒、丁香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但随着西方贸易者陆续东来,在东南亚建立贸易据点和殖民地,当地的香料货源更多地被西方人控制,逐渐成为西方贸易者以东南亚为中转的对厦贸易的一部分。

5. 木材

船舶是海上交通的必备工具,厦门作为洋船贸易中心和海防要地,也是造船重镇,曾设有官方的军工造船厂,也有民间商人投资造船用于贸易。《厦门志》载:“泛洋商船,桅用番木,购自外番。”桅木种类繁多,共有八种,“战舰亦间用番木”(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四、页十五。高其倬在呼吁解除海禁时,也曾提到外国洋船的桅杆材质更佳,优于国内船只所用木料(清)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卷一四○,页九、页十,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2469页。东南亚地区因其自然条件盛产木材,譬如吕宋、苏禄、文莱、暹罗等地广泛分布的乌木(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53页。适于制作家具和装置品,暹罗的柚木尤其适合造船。考古资料也表明清代船舶的建造确实使用了东南亚木材。发现于浙江象山海域的“小白礁Ⅰ=1*ROMAN*MERGEFORMAT号”是一艘道光年间的沉船,其船体用材鉴定显示以龙脑香科为主,艉龙骨木料为马鞭草科,这类木材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地区金涛:《浙江宁波象山“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树种鉴定和用材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年第2期,第34—39页。清代厦门从东南亚进口木材的数量尚无确切数据,考虑到官方的泉州造船厂和浙江温州府也从厦门采购进口桅木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厦门与东南亚的木材贸易应该具有一定规模。桅木等造船用木不足,也迫使清代国内造船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东南亚木材,加之国内造船成本高昂,于是一些中国商民开始在东南亚投资造船。清廷对造船业的控制向来严格,但东南省份缺粮的现实问题令其在海外造船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准许商民在暹罗造船买米运回并发给牌照李金明:《清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大米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第99页,令海外造船合法化。由此,除直接从东南亚进口木材以外,也产生了在东南亚利用当地木材建成船舶后回棹“进口”的现象,厦门作为通洋正口,无疑也成为这类船舶的“进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