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77.厦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1836年来华的法国医生老尼克（Paul Emile Daurand Forgues）曾于日记中记述他在厦门停留期间的见闻和感想。4月15日的日记中，他这么写道：“这座城市位于一座很大的岛屿上，占据了一片深海港的左岸。城市的对岸有一个小岛‘鼓浪屿’，岛上的排炮正对着厦门的入口，任何胆敢闯入的船只都有被击沉的危险。小岛和城市之间的海道有四分之三英里宽，水深约十二法寻。这是一个优秀的良港，船只的装载和卸运极为方便，甚至可将货物直接送达家门口。港内完全避风，进出港安全无险。”老尼克认为，这些优势令厦门成为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之一。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并非最早意识到厦门港条件优越的外国人。在日记中，老尼克进一步谈到，厦门“本应该是——曾经是——第一个向欧洲开放的港口”，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都曾尝试建立与厦门的贸易联系，虽然很多时候，结果并不令他们满意（（法）老尼克著，钱林森、蔡宏宁译：《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0页）。

尽管厦门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更为紧密，但与欧美国家及其他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也是厦门海外贸易发展历程中不可忽略的篇章，更是厦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历史见证。

一、厦门与葡萄牙的贸易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进入亚洲海域，之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西方贸易者相继东来。

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开始参与东南亚贸易，随即又将贸易活动扩大到印尼群岛，并于1514年到达广东屯门。1518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福建沿海的Chincheo，即漳州河口，也就是漳、泉之交的大厦门湾。杨国桢结合中葡史料考证认为，葡萄牙人最早到达Chincheo的“海岸城市”很可能是指月港，1542年前后他们在Chincheo的居留地并非漳州陆地，而在同安极南的浯屿（杨国桢：《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页）。厦门作为月港的外港，当时尚多称“中左所”，归泉州府同安县管辖，无疑是大厦门湾的一部分。张燮在《东西洋考》“内港水程”中也已明确对“中左所”进行记载，更谈到“中左所一名厦门，南路参戎防汛处，从前贾舶盘验于此”（（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而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浯屿又是进出大厦门湾的必经之地，同安料罗澳（今金门料罗湾）、曾家澳（今厦门曾厝垵）等处（杨国桢：《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3页）曾是葡萄牙人的停泊点。不难想见，当时的葡萄牙贸易者对厦门的港口条件和贸易环境已经有一定认识。

《漳州府志》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有佛郎机夷船载货于浯屿地方货卖，漳泉贾人辄往贸易”。（明）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之十二，页十三。葡萄牙人在大厦门湾的浯屿与闽南商人开展贸易活动，起初采用的是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一点从漳州和厦门本地未发现早期葡萄牙银币的事实中也能得到印证。1535年以后，随着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被大量铸造成银币，葡萄牙人开始使用西班牙银币与中国人交易。葡萄牙人在东方贸易很少使用本国钱币，但曾先后采用西属美洲制造的“本洋”十字银币和葡属殖民地制造的钱币。由于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兴盛，“本洋”十字银币流入大厦门湾一带（参见林南中：《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陈亚元、陈国林：《厦门货币图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当时，葡萄牙与大厦门湾的贸易航线以东南亚为中转地，因为在这里葡萄牙人可以获得胡椒、檀香、丁香等香料以及其他可用于同中国人贸易的东南亚土产，这里同时也是他们返航时分销部分货物的区域，还有部分商品则被运回葡萄牙国内及欧洲市场。尽管当时的厦门不是葡萄牙人的直接贸易地，但这一时期他们在厦门湾的贸易尝试与后来的其他欧洲贸易者们认识厦门、选择厦门作为居留地开展贸易活动，无疑 密不可分的联系。

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开辟了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的远距离往返航线，并以澳门为中继点连接与东南亚的支线航路，涉及地点包括马尼拉、望加锡和帝汶、越南和暹罗（吴春明：《涨海行舟：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这一阶段，厦门湾与该贸易航线的接续是通过中国商人来完成的，闽商又在其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一些贸易商品也由厦门湾口运往澳门再流入葡萄牙人的贸易航线。漳州窑的部分产品专供外销，有学者认为其兴起与葡萄牙在嘉靖年间以月港、浯屿作为贸易点有一定联系（肖发标：《中葡早期贸易与漳州窑的兴烧》，《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第52页）。目前发现的中国为欧洲特别定烧的最早的外销瓷，是现存里斯本的属于葡萄牙Manuel一世（1469—1521）的青花纹章瓷执壶(叶文程、罗立华：《中国青花瓷器的对外交流》，《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第109页)。葡萄牙人来华贸易订购的大量青花瓷产自江西，可经广昌运达月港、浯屿等沿海贸易点。这些从景德镇运来的瓷器使得月港周边兴起仿烧之风，“磁器，自饶州来……近年月港窑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不及其雅”(《安海志》修编小组编：《安海志》卷十一，1983年，第117页)。“月港窑”指的其实就是漳州窑，其始烧年代一般认为在嘉靖（1522—1566）时期，与葡萄牙人在厦门湾活动的时间一致。

窑的生产高峰主要在明末清初，尽管葡萄牙人已转移至澳门贸易，但相继而来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漳州窑瓷器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澳门运回欧洲的瓷器虽以景德镇产品为主，也仍有少量漳州窑瓷器出现在澳门的考古遗址中，表明厦门湾与葡萄牙人的贸易航线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在澳门圣奥斯丁修院及叶家园的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漳州窑青花航海图盘绘有帆船、罗盘、海浪与巨鱼等常出现在同时期欧洲地图上的航海象征，并辅以中式楼台、山水、花卉，是中、西装饰元素的融合。这些意象一同出现在具有贸易品性质的漳州窑瓷器上，进一步反映出漳州窑与西方贸易者及航海贸易的密切关联。

    二、厦门与西班牙的贸易

西班牙人进入亚洲开展贸易的时间略晚于葡萄牙人。1521年，西班牙船队探寻东方航路，开拓了绕南美进入太平洋，西行菲律宾的航路。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舰队先后在宿雾岛、吕宋岛建立殖民地，发现了东渡太平洋到达阿卡普尔科的航线。 1580年，西班牙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更为扩大，尤其是在马尼拉与中国沿海的东洋贸易中占得一席之地。由此，西班牙商船建立起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西岸）—维拉克鲁斯（墨西哥东岸）—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英）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第58页）。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此航线上非常重要的贸易商品，厦门湾与该航线的连接正是以这些中国商品为媒介，通过厦门湾周边闽南商人的出洋贸易达成的，早先是经月港，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后则经厦门。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一份奏折称：“吕宋地方，系西洋干丝腊泊船之所。自厦门至彼，水程七十二更。漳、泉二府人民向在该处，贸易者甚多。现在住居者，有一二万人。地极繁盛，人多殷富。内地载往货物，俱系干丝腊番舶运载番银，至此交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四册，福建总督郝玉麟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干丝腊”是Castilla的音译，即西班牙，可见清代厦门往吕宋的贸易有很大比例是与西班牙人的贸易，大量西班牙银币因此流入闽南。

一定程度上而言，厦门与西班牙的国内市场及其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是间接进行的，但贸易商品的流动却是贸易航线上的“血液”，为贸易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经过厦门及大厦门湾区域输入西班牙人贸易航线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陶瓷之类，兼有部分土产。崇祯十二年（1639年），给事中傅元初的《请开洋禁疏》谈到，华人往吕宋贸易能获得西班牙银币，而西班牙人喜欢中国的“绫缎杂缯”，因为当地没有蚕，也只有中国的生丝才能织出精美的缎匹，“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明）傅元初：《请开洋禁疏》，《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54页）。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也说：“东南洋诸番，惟吕宋最盛，因干丝腊、是班呀番舶运银到此交易，丝绸、布帛、百货尽消。”（（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考古资料显示，明末清初经吕宋进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的瓷器并不仅仅是景德镇的“江西磁器”，还有不少产自厦门湾附近的漳州窑产品。最为生动的证据是航路中发现的西班牙沉船，1576年沉没于南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和1595年沉没于德雷克斯海湾的“圣奥古斯丁号”（San Agustin）均载有漳州窑瓷器（（英）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第59—60页）。另一艘载有漳州窑产品的沉船——1600年在吕宋岛海域沉没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San Diego）（（日）森村健一：《菲律宾圣迭戈号沉船中的陶瓷》，《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70页），则更为明确地显示出贸易航线的接续情况。“圣菲利普号”和“圣奥古斯丁号”的沉船位置在太平洋东岸，距墨西哥不远，反映漳州窑瓷器通过大帆船贸易转运美洲，供应西班牙的殖民地市场。“圣迭戈号”发现地点距马尼拉不远，是传统东洋航路与西班牙人亚欧航路的交汇处，进一步表明在明末清初，厦门湾与西班牙人的贸易航线已通过瓷器等商品连接起来。

张燮在《东西洋考》中已经指出“今华人之贩吕宋者，乃贩佛郎机者也”（（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厦门在清代成为通洋正口后，洋船源源不断地前往菲律宾群岛，厦门与西班牙人的贸易联系变得更为直接和紧密。据统计，1739年到达菲律宾群岛的25艘中国商船里有16艘来自厦门，1740年有6艘来自厦门，1741年来自厦门的为4艘，1742年为11艘（（墨）维·罗·加西亚：《马尼拉帆船（1739—1745）》，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78页）。上文提到的西班牙人喜爱的中国商品，如“绫缎杂缯”“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明）傅元初：《请开洋禁疏》，《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54页）等，在这一时期由厦门驶抵菲律宾的商船所载货物中依然可以看到，对比从澳门来的商船的运货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区别。

织物方面，从厦门驶来的商船所载品种更为丰富，但鲜见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产品——这类高价商品由从澳门驶来的商船载运，而棉布、亚麻布之类只出现在从厦门来的船上。另外，从澳门来的商船不载生丝，从厦门驶来的商船则载运生丝、乱丝、粗丝等，但多是“三等”“下等”品质的货物，这一点与上一节里提到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奏折中所说的，原本要贩往吕宋但被扣留在厦门码头的织物是质量较差的产品，贩卖出洋才可能有销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四册，福建总督郝玉麟等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的情况可相印证。瓷器的情况也类似，从厦门运来的基本是粗瓷，且以中、大尺寸的瓷盘为主，而从澳门运来的是更为精美的“细瓷器”。可以推断，粗瓷很可能是厦门周边的产品，而细瓷器指的应该是景德镇的瓷器。食品类货物中，茶叶是福建极具经济价值的外销商品，冰糖、甜柑、干桂圆、荔枝当是闽南一带的土产；从澳门运来的酒和饼干则属于深加工产品——相对而言价值更高且易于保存和运输。

值得注意的是，从厦门运来的瓷器中，除了“粗瓷杯”“中等粗瓷盘”“粗瓷盘”之外，还有一项为“大瓷盘”，但并未用“粗”字来形容，暗示这类瓷盘比其他一同运来的瓷器质量要好——至少在西班牙人的认知和审美中并非粗劣的产品，表明清代厦门周边生产的用于外销的瓷器也不全是粗瓷。

18世纪晚期，随着英、美等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再加上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下降，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走向衰落，并最终于1815年结束。至此，厦门与西班牙在帆船时期的贸易也告一段落。

    三、厦门与荷兰的贸易

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于17世纪进入亚洲海域开展贸易，明清史籍称荷兰人为“红毛番”“红夷”或“和兰人”。荷兰人的贸易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他们多次尝试在中国沿海建立贸易站而未果，但因为每年有福建商人运载商品前往大泥（北大年）、吕宋、咬留吧，“和兰人就诸国转贩”。《东西洋考》中也记载了福建商人与荷兰人在东南亚贸易的情况，比如海澄人李锦，“久驻大泥，与和兰相习”，潘秀、郭震“亦在大泥，与荷兰贸易往返”（（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1619年，荷兰人开始以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的巴达维亚（噶喇巴）为中心，大规模地开展亚洲内部的贸易，并将东方的商品运回欧洲。17世纪30年代起，荷兰东印度公司以位于今台南的热兰遮城为据点，进行各种贸易品的转运，直至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因助清击败郑氏水师，康熙二年（1663年），荷兰人终于获得两年来华一次的合法贸易地位。

相较而言，荷兰人与厦门的贸易关系比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更为直接，尤以郑氏海商集团活跃时期为盛。需要注意的是，郑氏与荷兰人的贸易关系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一方面，为换取白银和香料，郑芝龙许诺向荷兰人提供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后者则利用它们从事与日本的贸易（（荷）包乐史著，庄国土、吴龙、张晓宁译：《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另一方面，郑氏集团与荷兰人也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海战。

厦门与荷兰的贸易往来在这一时期正是以郑氏集团为纽带、以热兰遮城为中转站展开的。当时，荷兰人的亚欧贸易主要是以巴达维亚为集散地，分布着巴达维亚—印度洋—阿姆斯特丹往返航路以及巴达维亚分别连接热兰遮城、马尼拉、平户等地的支线，而以热兰遮城为中转站的厦门至巴达维亚的间接贸易航线无疑为荷兰人的整条亚欧航路和各支线提供了重要货源。厦门为之输出的主要贸易商品是瓷器和砂糖，《热兰遮城日志》保留了相关记录。如1631年7月10日的记载称，有一艘戎克船从安海抵达热兰遮城，带了一封一官（郑芝龙）的信件，信里谈到他将于今日定居厦门，并已派人去收购白糖和精致瓷器。1633年9月15日的记录也显示郑芝龙垄断着对荷兰人的贸易（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29—1641）》，台南市政府2002年版，第123页）。大员商馆日志里的记录也反映出厦门对荷兰人贸易航线的供货情况。如，1636年3月21日的一则记录称“又有一艘戎克船自厦门装载了15000斤的粉砂糖和五箱金条到达”。1637年5月15日的记录更为详细地列明了两艘来自厦门的戎克船的载货情况，包括“白粉砂糖100000斤，白蜡4000斤，明矾12500斤，细瓷器130篓”。中国砂糖从厦门等地输入荷兰人在台贸易据点后转口运出，有的运回荷兰本国，有的流向与荷兰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及地区。据估计，1622年约有22万磅的中国砂糖运至荷兰本国，1637年更是有110万磅以上的中国白粉砂糖运回；部分中国砂糖则被荷兰人贩运到波斯，如16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载往波斯的商船货单上有“中国粉砂糖36404斤”，1637年自苏拉特（Surat，位于印度）开往甘隆（Gamron，位于波斯湾）的荷兰船所载货物中包括“中国白砂糖19100斤”（林文涨：《回首鹿耳门——纪念郑成功复台333周年》，泽伟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6页）。陶瓷贸易方面，荷兰人十分明确地将中国的贸易瓷分为“细瓷”（fine porcelain，或译为“精美瓷器”）、“粗瓷”（coarse porcelain）两类，而且从《热兰遮城日志》中的记载来看，荷兰人也经营着数量可观的陶罐贸易。“精美瓷器”一般指景德镇的产品，从澎湖、台湾出土的遗物与漳州窑发掘出的产品相对照来看，“粗瓷”指代的是漳州窑瓷器（卢泰康：《从台湾与海外出土的贸易瓷看明末清初中国陶瓷的外销》，载郑培凯主编：《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2年版，第243页）。厦门邻近漳州窑产地，又是郑氏集团发船运货的重要港口之一，经营与荷兰人的瓷器贸易自然在情理之中。这一阶段，厦门与该贸易航线的衔接也通过华商将货物运至巴达维亚来完成，具体涉及的贸易商品可以通过《巴达维亚城日记》里保留的记录稍得一窥。如1653年2月14日，一艘从厦门来巴城入港的船，载有大量日本铜、10~20担中国生丝及中国杂货；1657年2月16日，一艘厦门的帆船驶抵，载运的货物为铜、金丝、铁锅、中国纸、上等磁器、粗磁器、茶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三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版，第120、159页）。可以看到，由厦门输往荷兰人贸易航线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

关于荷兰输入厦门的贸易商品，我们可以从明末荷兰人在大厦门湾求市的情形中获得一些线索。《东西洋考》“红毛番”条载，荷兰人担心被周之范出卖，于是向他索回钱财，“只以哆啰嗹、玻瓈器及夷刀、夷酒遗珰，将乞市夷文代奏”，后文进一步列出其物产为“金、银钱、琥珀、玛瑙、玻瓈、天鹅绒、琐服、哆啰嗹、刀”（（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9—130页）。可以看出，荷兰人在贸易之初曾尝试用纺织品和玻璃器、夷刀之类的手工业品交换中国商品，但并未成功。从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欧贸易的情况来看，主要使用银币支付中国商品的货款，既有当时通用的西班牙银币，也使用过荷兰本国的铸币（（荷）伽士特拉著，倪文君译：《荷兰东印度公司》，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63—164页）。荷兰的马剑银币等即以这种方式输入厦门，闽南一带发现较多，此类银币还曾于道光年间（1821—1850）在厦门市面上流通（林南中：《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3页）。

清廷解除海禁后，荷兰获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权利。荷兰人的贸易航线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转变为厦门、广州经巴达维亚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中荷直接和间接贸易航路共存（吴春明：《涨海行舟：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162页）。1729年起，由于茶叶贸易方面的竞争压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对华直航贸易，不再经巴达维亚中转，以便获得更为新鲜、质量更好的茶叶（刘勇：《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委员会与中荷茶叶贸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40—141页）。广州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荷兰于1729年在广州设立商馆，厦门与荷兰的贸易联系则相对减弱。就对华贸易和亚欧贸易的总体情形而言，荷兰在18世纪被英国赶超。

    四、厦门与英国的贸易

英国人与厦门的贸易接触始自17世纪下半叶，并在厦门建立过商馆。据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万丹总办事处于1676年派船一艘到厦门，建立了一间商馆，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有了立足点；1678年又命令将厦门作为在中国的总商馆，台湾商馆也隶属于它，该年在厦门购买12000匹丝织品运回英国。但好景不长，郑氏与清军在厦门沿海的战局极大地影响了贸易活动的开展。1681年，英国关闭了在厦门的商馆，原本由英国派往厦门从事1682年度贸易的四艘船转而派往其他港口（（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8页）。

英国商船再次抵达厦门是1684年5月26日，这艘名为“快乐号”（Delight）的商船是于1682年12月从伦敦出发的，原本要与另一艘商船会合或在澳门贸易。在厦门停留5个月后，“快乐号”终于获得与中国商人贸易的机会，负责此次交易的中国商人是李美亚（Limia）。“快乐号”在这次交易中卖出胡椒并购入生丝，原本打算用于贸易的军火被要求部分送缴，福州将军还以贱价购买了绒布。12月19日，“快乐号”离开厦门，驶往苏拉特而不是伦敦，因为“他们被迫将欧洲货运返，而中国货又不适合于欧洲”（（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6页）。可见，英商来厦贸易之初，双方互供的商品并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下一艘英国商船“中国商人号”抵达厦门前，英国原商馆的旧址已改为海关，海关建立之后抵达的商船要以固定的税率为贸易商品付税，此外还有称量附加和规费。

1685年，“中国商人号”和“忠诚冒险号”陆续驶抵厦门，船上所载的货物分别有宽幅绒、布匹和烧酒。但两艘船的贸易量都很有限。1687年9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宣布，“准备由英伦直接和中国及东京贸易，并由他们自己管理”。由此，英国与厦门的贸易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英国人有针对性地载运货物来厦贸易，并有计划、有选择地采购中国商品。比如1687年来厦门贸易的“伦敦号”“武斯特号”，这两艘商船分别携带了10000镑和4000~5000镑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银元，回航时严格按照命令购买商品，包括：150担特选茶叶（一半罐装、一半壶装后全部装箱，每壶盛茶叶1~4斤，运回英伦）、300桶樟脑、3000磅重的良姜、1000匹胶绸（丝织品），其他货品由大班选择，但粗重货物以不超过适合压舱的用量为限（（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2页）。可以看到，英国人运载更多的银币来厦门贸易，比起不怎么受欢迎的欧洲货，这是中国人更乐于接受的交易方式。从英国商船采购的商品分析，公司指定采购的主要是高价值的商品和在厦门集散的土产，尤其是茶叶——“特选”表明其高品质，还采用了“罐装”“壶装”后再装箱的较为精细的包装方式，“运回英伦”则说明这批茶叶直接针对欧洲市场，甚至有可能是在英国国内销售。厦门之所以能为英国商船提供这些商品，是因为厦门作为重要的集散港并设有海关，集中着东南经济腹地的优质商品和本省及台湾的丰富土产。

1687年之后的一些年份，也陆续有英国商船直接到厦门贸易。松浦章对《华夷变态》中进入长崎港的厦门船报告的英船抵厦信息进行了整理分析，1705年之前的绝大多数年份都有英国商船到厦门贸易，但不少时候厦门的高价贸易品，如丝织品、生丝之类的供货情况还是不能令英国人满意，再加上荷兰人也在厦门贸易，且收购同类货物，双方存在竞争，英国商船在厦门贸易后往往还要再去福州购买生丝、绸缎之类，有时则在厦门及周边大量收购砂糖、土茯苓等价值不高的货品。（日）松浦章著，李小林译：《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6—509页。英国人倾向于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经营的远程亚欧贸易是一项高成本、高风险的投资，必须有足够高的利润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厦门贸易环境的恶化也令英商失望，他们转往广州寻求商机，认为这比“厦门好得多，这个口岸的待遇较好，办事较快和价格最便宜”。1715年的“安妮号”厦门事件加深了英商对厦门的不佳印象，加之此前常负责与英商交易的安官（Anqua）已从厦门搬到了广州，种种原因都促使英国人更多地选择去广州贸易而不再是厦门。尽管如此，由于贸易环境的变化，在雍正年间，英国商船还是偶有来航厦门的记录。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和雍正十三年，各有一艘英国商船被派往厦门，分别是“格拉夫顿号”和“霍顿号”，虽然两艘船都未在厦门购货，但记录下了一份1735年的厦门关税税则，里面所列的征税商品包括“宽幅绒、长毛绒、羽纱、花缎和光缎、高哥纶和绸缎、丝帕、披肩丝、生丝、水银、瓷器、茶叶（一级、二级、三级）、白铜和铅、西米、南京布”，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厦门贸易涉及商品的大致图景（（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238页）。

传统帆船贸易时期，英国与厦门之间的贸易航线囊括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亚欧航路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采用的航路有新、旧两条。新航路是17世纪时由荷兰人开辟的，英国商船有时也会采用，商船在绕过好望角后向南航行至南印度洋海面，然后向东，最后再沿澳洲西海岸北上直达巴达维亚；旧航路即绕过好望角后横跨北印度洋，该航路连接了英国在远东的各处商馆，从平户到厦门、广州、澳门等地，中途主要停靠苏门答腊、爪哇、印度，最后回到朴次茅斯和伦敦（吴春明：《涨海行舟：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英国商船往返厦门主要采用旧航线，沿途可停靠各处商馆，完成更多货品的交易。

    五、厦门与美国的贸易

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标志着中美直航贸易的开端，因“一口通商”的政策限制，美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贸易。虽然这一时期，美国商人尚未到厦门贸易，但他们在广州购买的茶叶部分产自福建，美国人对福建商品势必会有了解，并已养成一定的消费习惯，而厦门正是茶叶等福建土产的重要集散地，这为之后厦门与美国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厦门既是洋货的集散港，也是福建土产的汇集地，进口而来的洋货除了一部分用于本地销售外，大多转运周边地区，各处运抵的土货则通过厦门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开埠之后，厦门的进出口贸易主要由各国洋行控制。1850年后，美国在厦门开设有旗昌、美时两家洋行，1904年又增设惠华洋行和美孚、德士古两家石油公司。其中，旗昌洋行曾经营厦门的茶叶出口，还将台湾茶叶运厦转输欧美。英国洋行也曾涉足厦门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如德记洋行包销的漳州特产水仙花，1908年有200多万颗经厦门直接运往美国。而厦门从美国进口的贸易商品主要是面粉、石油、药品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46、150—152页）。

总体而言，厦门与美国的贸易商品中，茶叶的地位最为突出。1866年的厦门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写道：“和往年不同，1866年的茶叶大多出口到美国和马六甲海峡。出口到纽约的茶叶达600万磅。没有茶叶直接运往英国。看来，乌龙茶在美国比厦门工夫茶在英国更受欢迎。”1863—1866年间，厦门运往美国的茶叶数量比运往英国的多5倍。1867年的报告也称：“目前茶的贸易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大，比1866—1867年的出口额增加了将近100万磅。茶叶主要运往美国。”报告中的表格进一步显示，直接运往美国的茶叶中，工夫茶和小种茶的数量其实比上一年度减少了115470担，但乌龙茶增加了786121担。当年仅有一船运载茶叶到英国。不难看出，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已成为厦门最重要的茶叶出口对象国，几种茶叶中，乌龙茶最受美国人青睐。1870年，台湾乌龙茶开始经厦门复出口至美国，起初数量并不大，仅为2839.13担，由厦门直接出口到美国的乌龙茶数量是它的十多倍，为34988.43担，当年厦门向美国出口茶叶的总量也进一步增加（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9—20、59页）。19世纪70年代起，乌龙茶的掺假现象越来越严重，台湾乌龙茶逐渐取代厦门乌龙茶的地位，但仍经厦门转运出口。同时，由于美国市场茶叶价格低廉，更多的茶叶被用来制作工夫茶，运往英国市场（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然而，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日本茶叶开始大量输往美国，并不断进行改良以迎合美国市场（刘良山：《近代厦门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862—1911年）——以历年厦门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为中心》，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9页）。在日本茶叶的强势竞争下，厦门对美国的茶叶出口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茶税和厘金的剥盘也加重了厦门茶叶的销售成本，使得厦门的对美茶叶贸易逐渐丧失了竞争力。

厦门从美国进口的贸易商品主要是面粉和煤油。面粉的年进口量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一般为几千担，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增加，每年的进口量达到几万担，甲午战争后的年进口量更是增长到10万担以上。厦门进口的这些美国面粉主要用于本地和周边乡村的消费，“主要用它来制造面条……在质量上，加利福尼亚面粉胜过厦门面粉，并且便宜一些”。厦门进口煤油始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在厦门本岛销售，且数量有限，仅为几百至几千加仑。19世纪80年代以后，煤油的销路逐渐打开，进口量快速增长。1882年的进口量增加到21740加仑，1885年达125280加仑，1894年已猛增至3266140加仑。甲午战争前，厦门进口的主要是美国箱装煤油，1894年从美国进口金额达316737海关两，占进口煤油总值的70%。1900年以后，英国、荷兰已陆续在厦门设立油库，存放散装煤油以享受保税，厦门进口的散装煤油大增，美国箱装煤油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取代，美国输入厦门的货值也开始下降（刘良山：《近代厦门对外贸易发展研究（1862—1911年）——以历年厦门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为中心》，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3—71页）。

厦门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航线在开埠后才形成，根据美国传教士毕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厦门港最兴盛时期，商船一次运出1000吨的茶叶到旧金山、温哥华或纽约，并非罕见”（（美）毕腓力著，何丙仲译：《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的描述推断，当时美国商船往来厦门采用的，可能既有跨太平洋驶往美国西海岸的新航线，也有经大西洋连接美国东海岸的传统航线。随着轮船的普遍使用，航行受季节和季风的影响变小，美国采用跨太平洋新航线的次数应该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