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79.厦门海洋文献的涌现

厦门人在进行经贸活动、渔业生产、海事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反映厦门海洋文化和海洋观念的文献著述。这些文献是厦门人与海洋博弈过程中留下的璀璨印记，是厦门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历经岁月长河的洗礼，经久不衰。明清时期，厦门文献开始涌现，其中最具特色的即围绕海洋主题而书写的各种题材文献，如海防形势、海洋地理、航海技术、海上交通、海洋经济、海外见闻等。

郑成功占据厦门，抗清驱荷复台，称霸海上，因此演义出诸多记述郑氏事迹的文献，如江日昇的《台湾外记》、施琅的《靖海纪事》、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夏琳的《闽海纪要》和《海纪辑要》、黄宗羲的《赐姓始末》、吴英的《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等等。郑成功在厦门奋斗的历史可谓是厦门海洋史中的一个传奇。

《海上见闻录定本》是一部记述郑氏家族兴衰成败的珍贵文献。作者阮旻锡（1627—1705），字畴生，号鹭岛道人，同安县嘉禾里人。明朝灭亡之后，阮旻锡云游四方，后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在思明州设六官时，入其幕僚，直至康熙二年（1663年）清兵入厦门，阮旻锡即“弃家行遁，奔走四方”，其间根据所见所闻，“曰见，则目所亲睹，曰闻，则就其人目所亲睹者而闻之”，草就《海上见闻录》。晚年回到厦门，根据先藩户官都事杨英所记《海上实录》二本和无名氏所著《海记》一本，相互校对，“合二编二重订之，名曰《海上闻见录定本》”（（清）阮旻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阮旻锡除了《海上见闻录定本》外，还著有《击筑集》《夕阳寮诗稿》等。《海上见闻录定本》以时间为线索，以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祖孙四代为主线，记述了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继位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降清郑氏家族的兴衰成败。书中多次提及郑氏与厦门的渊源，其中详细记述了郑成功智取厦门，并以厦门为基地与清廷展开激烈博弈，郑氏集团的商业贸易活动亦有所涉及。

自厦门设立以来，以中左所著称，即是以军事职能为主，因此厦门与海防密不可分。在这座小岛上发生了诸多战斗，一大批熟悉海战、拥有丰富经验的水师将领将自己毕生的海上征战心得、海防策略、海战战术记录下来，凝结成一部部经典的海上军事专著。历经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播迁，部分文献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一些著作历经劫难流传至今，如池显方的《晃岩集》、李廷钰的《海疆要略研究》和《靖海论》、李增阶的《外海纪要》、窦振彪的《厦门港纪事》、林君升的《舟师绳墨》等等。

池显方在其早期作品中关注到了明代后期东南沿海的海防形势。池显方，字直夫，号玉屏子，明福建同安县中左所（今厦门市思明区）人。天启年间（1621—1627），荷兰人骚扰福建，伙窜厦门，占据澎湖，火烧鼓浪屿，厦门海疆日警。面对日益紧张的海疆局势，世居厦门的池显方对海防建设颇为关注，并寄情于诗文。《送张将军再胜地澎湖仍往东番搜贼》鼓舞士气：“君昔澎湖曾战敌，如射山稀芟野芥。”《傅望之澎湖获倭》赞叹将士所向披靡：“闽户最险属澎湖，春秋两营递关锁。”“吴越树勋转闽南，万里风烟谈笑扫。”《追荐征红夷阵亡军士疏》歌颂抗夷将士为国捐躯的壮举：“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岂能长胜？死者，人之所时有也，唯此为荣。”其他如《同大将军谢简之守岁》《陪南思受、谢简之登鼓浪屿和韵》《赠大将军谢简之平红夷序》等诗文亦流露出对海防将士的赞颂之情（（明）池显方撰，厦门市图书馆校注：《晃岩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372页）。

除了吟诗作赋、歌颂将士壮举外，池显方还献言献策提出诸多海防策略。《与阙褐公书》就同安的海防尤其是厦门的防御向南安县知县阙士琦提出四条建议：一移选锋营。同安背山面海，海达两洋，山通四县，因此良莠不齐，池显方建议设一关一旅，“窃惟同安最冲者中左所，次冲者石浔也”，即厦门岛与石浔两处。“中左隔海，距县七十里，既有浯铜、泉标二游以卫左右”，“选锋营陆兵三百名驻扎中左所内，今海波稍静，山寇可虞”。二议浯铜游。浯铜有二游，皆驻中左所，遇警难以周全，因此建议“游击驻中左，带泉标游一枝稽察两路，庶外洋之声息易通，内地之藩篱亦固矣”。三练乡兵。“乡兵多临时召集……以助御敌”。四实仓廪。就目前同安县粮仓状况“县仓有谷而未盈，高浦、金门二所有仓而无谷，中左所无谷并无仓”，池显方建议“谷艘常通，长纳如坁之粟，丰年必积，永存不涸之仓”。《与徐总戎书》建议民众与官兵同心戮力，毁家纾难，共同抗击夷敌：“殷实者一户日供五人之食，不出食者出五人之价，仍令兵军同力帮之。”面对红夷的高舰巨炮，池显方建议：“用快艇数十乘夜火之，突其不意，彼炮宜高不能下，彼舰多油尤易火，可擒也。”其与熊中丞、蔡敬夫、陈游戎、何二守、谢简之、陈子潜等的书信中亦提出了诸多防夷、抗夷的建设性意见，虽然零散，但表现出他对海疆形势的持续关注（（明）池显方撰，厦门市图书馆校注：《晃岩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9、454、455页）。

除了对海防的关注之外，池显方对海洋贸易、渔业资源、海神信仰诸多方面亦有涉及。在与福建巡抚张载宁的书信中云：“海滨人散处而家于舟，贩台湾者以为渔于海也”，“今台湾之舟往来如织，两洋之舟出入如风，既不能禁，不如开之。”可见池显方对于海洋贸易是鼓励与支持的。《观打渔歌》中“海人捕鱼太苛密，设法浅深恣罗织”，渔人竭泽而渔，以致“物精既竭水族怒，时变风雷击远渡”，他建议“不贪芳饵与肥流，宁徒洪渊饮清素”“我劝渔人收钓网，全却生成天所喜”，讲求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明）池显方撰，厦门市图书馆校注：《晃岩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456页）。

《海疆要略研究》是一部航海学文献。作者李廷钰，字润堂，号鹤樵，清同安翔凤人《同安县志》卷三十《武功》、《福建通志》卷三四《列传》、《清史稿》卷三五本传（黄鸣奋、李菁编撰：《厦门人物（历史篇）》，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4页）。他是闽浙水师提督李长庚的养子，从小跟随李长庚学习海洋经略，“予少失学，知识浅陋，时值海洋多事，小丑跳梁，自少时及壮，皆得奉侍先忠毅公之侧，躬历四省，破浪冲风。窃幸指示方略一二，借有率循以至今日”。《海疆要略研究》是一本经世致用之书，以实用为写作宗旨。文中序言即云：“从来筹海之书多矣，类皆文人之敷衍，笔墨虽工，然无裨于实用。”此书虽非亲历，亦非道听途说，而是出于“老于操舟者，身历其处，辄笔于册”。由此可见，这本书是作者亲自访问富有经验的航海家或水师将领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李廷钰之孙李维实亦云：“皆诸将校所述，据实直书，不敢润色”，“而所载沿海岛屿港澳、沙汕礁石，皆诸公亲自历其境，知之甚详，非耳闻者可同日而语也。”作者希望航海者以此书为准绳，“同心戮力，扫荡氛围，以冀负我国家设立水师至意”。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抛船行船各垵礁辨水辨，自南向北依次记录自琼州海口直至浙江尽山160多个沿途可供抛船寄锭的港澳，包括岛澳的位置、寄锭的水深及进出港的路线等等。其中亦有关于厦门港的描述：“港内（打）水四、五托，是沙泥地。户部前有雷。”第二部分各垵礁辨，记述自澳头至连招洋沿途各垵礁的港湾形势。关于厦门澳头的描述甚为详细：“要南线头可看西山，不可贪入刘五店……出楼山北势，如做雾，可看金门……”第三部分针路，记述了中国沿海几条重要的航线针路，其中涉及厦门的有“吴淞回厦针路”“厦门往盖州针路”“盖州回厦门针路”“金门料罗南风往上海”“方南风洋国厦门”等，详细记录了航向、航程、水深等信息，使“航海者有所准绳”。这些针路亦是李廷钰与同僚反复实践校订而得出的结论，无怪乎“庶几履险如夷，共跻安善”，屡试不爽（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靖海论》是李廷钰另一部海战用兵之道的著述。论述了海战的五大要素：“一曰得人，二曰兵用命，三曰船坚实，四曰军食足，五曰器械备。”并分五部分分别进行阐述：第一，战胜之术，贵能知己知彼。“若夫水师之备，则又有加焉。远则施威远、劈山以击其船，近则用喷筒、火箭以烧其篷，又近则掷火斗、火罐以燃其贼，盖船无篷则伎尽，人触火则心慌，水师之备无以过此。”第二，如何让战士不惧生死，勇于杀敌，即“术之如何得人心而已矣”。第三，水战之最重要者，莫若船。“船也者，军命之所寄也”。而李廷钰认为最好的船莫过于“同安梭”。同安梭，为李长庚所创，选材讲究，制作精巧，驾之“可以破浪乘风，搜巢捣穴，俾我将士无胶舟之虑，得以一心勠力王事，扫净幺氛”。第四，军粮器械齐备。“兵之所借，食最为急。若无积蓄，是弃封疆”。而陆战和水战最大的区别在于，陆军可以“因粮于敌”，而兵械充足，“物为贼有，及乎挫于王师，则为军有，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水战则不然，海寇“剽于商舟，接于口岸。口岸奸民贪其利普，而源源济之。……偶遇官兵，且拒且走。及不得免，则纵火而自焚，或引水而自没”。因此，官兵可能一无所获，一粥一饭皆仰仗于官府。第五，李廷钰还提出水战兵器“图敌之具，则莫若善于大炮”，“泊乎船近而将并，则火器为宜”。水战如谨记以上五条，“诚如是，又何患海疆之不靖乎？”（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9—231页）。

《外海纪要》是一部具备航海学知识的海疆文献。作者李增阶，自小跟随叔父李长庚宦游海上，“余束发从叔父忠毅公，涉历四省，亲蒙指授，剿灭洋匪无算。迄今三十余年，所历略得一二，亦可以备采择焉”。吉安府知府蔡勋赞其“三十余年拔队歼渠，立功报国”，身经百战，熟谙海事。李增阶留心经世，随时记载于册，“愚阅历闽、浙、粤三省，就其所身亲阅历者，附记于后，俾人讲求而知所趋避，未必不为指迷之一助云尔”，“凡目所未睹，又参访员弁，以求其确”。可见这部巨著是其驰骋海疆三十年的心血结晶（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198—200、208—209、221页）。

全书内容咸详得当，条分缕析，“大略专注水战，而言及四省洋面，以至外洋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分析标题，程途远近，尤能综览大要”。先论述了水师须谙水务明战六法：“一兵船之宜坚固也”“一舵工之宜选择也”“一器械之宜具足也”“一遇敌之宜所用也”“一火攻之宜讲究也”“一风云沙礁之宜详慎也”。其后记录了广东外海洋面水程记（海口往崖州水程、白龙尾落安南水程、安南江平往东上广东水程）、福建厦门开往浙江江南上海天津各处洋面逐流寄泊澳屿开列、福建厦门行舟外海番国顺风更期水程、广州琼州海口行舟外海番国顺风水程日期等，附带载录了风云天气、沙线礁石、时辰流水、蒸海水法等海洋知识。书中论述了厦门港繁荣的海上贸易情况。厦门港前往东北亚海域进行交易，“往日本国，或往山东、往锦州、盖州、天津在尽山放洋”。厦门港与东南亚的贸易亦十分频仍，书中记录了厦门至鲁万、安南、柔佛、暹罗、槟榔屿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程里数，“至望竭仔，过西北，所出洋布、铁器及乌烟等货”等等。书中亦谈到利用造酒法进行海水淡化的技术，“可汲海水置锅内，上架酒甑，如造酒法，炽火煮之，则水气升腾，甑内侧孔流出，即成淡水，可食矣”（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可谓在海洋科技领域独领风骚）。

《厦门港纪事》是一部综合性航海学文献。作者窦振彪（1785—1850），字升堂，广东高州吴川人。该书第一部分记录厦门港内的情形，包括“厦门往周边水路”“厦门潮汐时刻”等。第二部分记录沿海几处针路，其中涉及厦门航线的有“番仔澳往厦门”“厦门往北垵边”“厦门澳头往上海”“厦门往锦州及山东辽岛并天津针路”“厦门往三沙”“厦门往北山屿对坐针路”等。第三部分记录海口至南澳岛、上海、澎湖等处的港澳深浅。书中对海神信仰亦有所涉及，如诸神风暴日期及敬神情况等的记述。时任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的怡良赴台办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和台湾兵备道姚莹抗击英军案，水师军门窦振彪赠所书《厦门港纪事》，怡良赞其“沿山海诸山之状及沙汕、风暴，南起琼州，北尽金州，无不备载”。清朝藏书家姚衡即请人照录，“为识其后”（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可见此书所记针路、潮信、岛澳等形势对航海意义之大。

《舟师绳墨》是一部水军教科书。作者林君升，字圣跻，号敬亭，同安县人。林君升自小生活在海滨，“自从戎以及筮仕，数十年虚心问察，字字身试力行”，及长，任定海总兵、台湾总兵、广东提督、福建水师提督、江南提督等职，“浮家泛宅，弱冠之年，即扬历洪波巨浸中”，驰骋海疆，宦游海上，精研海务，“凡所谓仰观俯察之道，时时地地，研究不遗余力”。鉴于“历来商渔之徒，颇有精通水务，又苦词不达意，亘无抉示纤微”的现状，林君升将自己数十年之心血凝结成《舟师绳墨》一书。书成之后，“编次脱稿，进呈宪皇帝睿鉴”，皇上阅之，大悦，“即诏海疆营分，一体遵行”。不仅士兵海军视为圭臬，即使渔民商船亦当作指南，“当日者，非特铁衣之列，手执一编，目睹口授。即商艘渔艇间，无不奉为利涉指南矣”（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249页）。

全书分为教习弁言、盗捕事宜、舵工事宜、撩手事宜、斗手事宜、碇手事宜、众兵事宜七部分。弁言云，“《绳墨》不可不知，是在为之将领者，所当身先士卒”，意即此书不仅为兵丁之日常教科书，而且营中千总、把总要身先士卒，勤于练习，只有如此，才能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者也”。之后论述捕盗、舵工、撩手、斗手、碇手、众兵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为一耳、共为一目、共为一心、共为一力”。首先，捕盗为舟师之首，“古者舟师之制，首捕盗，次舵工”，捕盗的职责是“一曰公，一曰明，一曰勤”，“公则无所徇庇，自然能明；明则洞悉利害，自然能勤”。其次，舵工，如人之机杼，“舵者，犹人之心也；撩、斗、碇，犹人之四肢也”。第三，撩手为“声应气求”之事务，须同心协力。第四，斗手需手足伶俐、精力强壮、胆识过人者，“方胜斗手之任”。第五，碇手讲求技艺。“波涛浩渺，望战舰如磐石，知碇之为功甚伟。故抛碇之法宜详”。最后，众兵为本。“众手好移山，此千古俗语，却是至理”。船上即使有再好的捕盗、再好的头目，但若离了众人，“他独自可行船么？”（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

通观全书，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这也是林君升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欲使尔等简易遵循，故各条较约，宁言粗俗，而求实效，不敢粉饰而事虚文。各抄一本，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听识字者解说诵读。到行船时，字字依着而行，便觉亲切有味”（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考虑到读者对象上至水师将领，下至渔民商贩，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因此语言尽量言简意赅，简单易懂，被誉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刊印传世的水军教科书”。

《闽海握要图说》是一部综合性海洋军事文献。作者林树梅，字实夫，号瘦云，马巷厅后浦人（有的说是同安县翔凤里人）。父亲为金门把总陈春圃，后被金门千总林廷福收养，改姓林。养父林廷福出身行伍，历经金门左营守备、台湾水师副兵军官、澎湖右营游击、闽安镇副将等要职，战功卓著，擢升为金门千总。因此林树梅从小跟随养父游历四方，“每从廷福巡洋，所至港汊夷险，辄随笔记录”，为其以后海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道光年间（1821—1850），海氛日警，闽省官员慕树梅之望，争相以礼相聘。闽浙总督颜伯焘视察厦门，“以币聘之”，于是树梅“上战守诸策”，陈谋韬略。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准备回闽筹划防海之务，召林树梅“密参帷幄”，但林则徐赴粤途中病卒，“树梅感其知爱”（林昆煌：《金门志（全）》，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234页），悲痛不已，积郁成疾，忧忧以殁，终年不及五十。林树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所面临的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变化的大势，他以毕生韬略经世致用，积极辅佐闽台官员，筹划海防，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他的海防策略只能“隔靴搔痒”，最终无法挽回败局。因此当林则徐病殁之时，他的报国怀乡之情也随之泯灭，壮志未酬，郁郁寡欢，含恨而终。

除此之后，明清厦门海防图书不断涌现。明曹履泰著《靖海纪略》，记载征剿海上武装集团的史料。还有吴必达的《水师要略》、 徐芬的《同安濬溪论》、庄光前的《同安海防论》、蔡勋的《李谦堂军门外海水程战法纪要序》等等。

近代以来，厦门海洋权益遭受挫折，出现一批反思性著作。作为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厦门处于与世界连通的关键节点，涌现出众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先驱“开眼看世界”，甚至走出国门，远渡重洋，留下了大量反映厦门人海洋观念和海洋活动的著述，印证着厦门港不断崛起的事实。

《海国闻见录》是清代第一部综合性海洋地理名著。作者陈伦炯的父亲陈昂，字英士，福建同安县安仁里高浦（今厦门集美区）人。陈昂的父亲早逝，为了照顾母亲，陈昂废学从商，经常往来外洋从事海上贸易，所到之处“必察其面势、辨其风潮”，记录在案。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东征台湾，旁求熟悉海道者，“先公进见，聚米为山，指画形势”，献计勘定台湾。又奉命找寻郑氏后人，后升碣石总兵、广东副都统，“皆滨海地也”。康熙对陈伦炯厚爱有加，诏为侍卫，“亲加教育”。陈昂对陈伦炯也是“谆谆然告之”，因此陈伦炯自小对海外世界充满好奇。及长，游历各国，“询其国俗、考其图籍”，然后按照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画图备志，以达到“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略”“保民恤商之德意也”（（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载陈峰辑注，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海国闻见录》分上下卷，上卷包括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气。下卷主要是海图，包括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天下沿海形势录”自北向南记录了中国沿海岛礁及海域形势，对考察中国东北、东南沿海的海洋地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东洋记”记载中国船只往朝鲜、日本、琉球贸易情形。其中记述由厦门港前往长崎贸易的航程、航向颇为详细。“东南洋记”记载与台湾以南诸国的贸易情况，“凤山沙马崎之东南有吕宋，居巽方，厦门水程七十二更”。“南洋记”记载与南洋诸国的贸易盛况，厦门与其中的广南、交趾、占城、暹罗等国商贸往来频仍，互通有无。最后还专辟了大、小西洋两记，介绍英国、荷兰等国家的情形，虽然篇幅有限，但亦是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的一种勇敢尝试（陈峰辑注，厦门图书馆编：《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伦炯在记述航海里程的时候，皆是以厦门港为起始进行测量，由此可见当时厦门港在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地位。至于下卷的六幅海图意义更为重大，皆是陈伦炯亲手绘制而成，台湾、澎湖、琼州的地理形势一览无余，图文并茂，精确详备程度堪称细致入微。《海国闻见录》对中国沿海形势、海洋地理、海洋民俗等参稽考证，记述翔实，尤其是萌生出的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近代海洋意识，可谓是厦门海洋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巨著。

《瀛寰志略》是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形势的近代启蒙读物。作者徐继畲，字健男，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其间留心世界形势，“旁搜四裔，遍求众说”，并向传教士等西洋人士求访，“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美利坚人雅裨理……询译之”，“得泰西人地图册子，每接晤英、美两国人，辄披图询译”，同时又考订古籍，博采众书，为写作《瀛寰志略》积累素材，次年初稿完成，但几易其稿，“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清）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越五载，成《瀛寰志略》十卷，直至道光二十八年《瀛寰志略》在厦门刊行）。《瀛寰志略》可谓徐继畲在厦门任官，访问西人，考察外国情形之后写下的世界地理总论。

全书共十卷，简单扼要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物产、文化典籍、风俗状况等，共涉及四洲八十多个国家，地图四十四幅。卷一总述东西半球形势，后分述皇清一统舆地、亚细亚、东洋二国、南洋滨海各国；卷二论述南洋、东南洋、大洋海各岛情形；卷三描述印度及回部各国；卷四至卷七详述欧洲各国情形，如俄罗斯、奥地利、土耳其、佛朗西，地图描绘尤为详尽，甚至精确到省一级行政区划；卷八至卷十介绍非洲、美洲概况，其中美国内容尤为咸详。全书描写详略得当，夹叙夹议，世人赞曰：“考核甚精，叙述亦简，洵称善本。”（（清）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西海纪游草》是最早的旅美游记。作者林针（黄鸣奋、李菁编撰：《厦门人物（历史篇）》，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4页），原籍闽县，后迁至厦门，“迨先伯父稍长，寄食厦门，遂侨寓焉”，随祖辈世居厦门。身处五口通商之一的厦门，林针凭借“能谙外国语言，素习通商事务”，而被委派为经理通商事务。1847年，林针受美商之邀，赴美讲习中文，二月份从广东起程，经过一百四十日，六月到达“花旗”美国，“予自二月由广东起程，至六月方达其国”，游历两年，“四旬航海，惊殊寒暑三更（仅得四十日之洋，而三迁寒暑）”，回厦门后将其对美国的第一印象——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公共交通、先进快捷的电报通信等等“新鲜事物”记录于册，“景周勇于游，尝附贾舶远涉九万里，至北亚墨利加之花旗国。今春归来，出所著自序一篇，风土夷情，探访翻译，既详且确”。并且对美国的海洋进出口贸易亦有细致记述，“舻舳出洋入口，引水掀轮”，即货物出口无饷，而入税甚重。并记载了美国用于航海的浑天仪，“其人善测天地度数，虽航海周年，不睹山岚，亦无毫厘之差”（（清）林针：《西海纪游草》，《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58页），叹其科技之发达。

《西海纪游草》创作于近代，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风土人情、天时物产。全书由题记四则、序五首、西海纪游自序、西海纪游诗、救回被诱潮人记、先祖妣节孝事略、题诗二十首、跋五首等部分组成，各部分详略得当。

林针谈及此次美国之旅的感想：“往日之观天坐井，语判齐东；年来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清）林针：《西海纪游草》，《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9页）往日对于外国的传闻都是坐井观天，目睹之后，才知道自身之渺小，希望借此书“以蠡测海”，成为近代中国人测量大海的“第一块贝壳”。如果说徐继畲是“开眼看世界”，那么林针就是“亲身看世界”，因为徐继畲写《瀛寰志略》的时候仍是询问西人，查阅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属于间接了解西方。而林针亲自游历美国两年之久，对西方有了直观的认识。因为与“海”有了直接接触，《西海纪游草》一出便对世人产生了巨大冲击，闽浙总督左宗棠、镇闽将军兼管闽海关英桂、福建巡抚徐继畲等名人雅士纷纷写序题跋。

明清以来，作为中国东南海洋贸易重镇和军事要地的厦门，海洋图书文献大量涌现，除了上述关于郑氏家族文献、海防著述、近代海洋反思文献类型之外，还有诸多海洋文化遗产。如黄梦琳的《两岛怡情集》（厦门岛、金门岛）、林希元（同安县翔风凤里山头村人）的《林次崖先生文集》、蔡献臣（同安县翔凤里平林村人）的《清白堂稿》、周起元（海澄人）的《古今形胜之图》、洪受（明代同安凤山人）的《沧海纪遗》、黄伟（明代同安翔凤里人）的《海眼存集》、沈有容（福建任官15年）辑《闽海赠言》、卢若腾（同安县翔凤里人）著作《留庵诗文集》《方舆互考》《岛噫集》《岛居随录》《岛上闲偶居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