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80.厦门海洋神灵的纷杂

人类对神秘的大海一直充满了好奇与渴望，但在海洋科技不发达的古代，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气象，民众束手无策、无从解释，便对大海产生了敬畏与恐惧。就在这种“爱恨交织”中，海洋信仰应运而生。

厦门海洋神灵的主角是天后妈祖，从《历代宝案》中可以窥见一斑。《历代宝案》中记载了我国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在贸易途中遭遇暴风漂流至琉球的船难事件，其中有不少同安籍商民。如嘉庆六年（1801年）十二月初五，琉球国辖属八重山岛地方官报称，有中国32人漂来本岛海边，询问乃知系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徐三贯等人。徐三贯称其于嘉庆六年四月初四率领舵工水手二十三名从同安起航，前往广东购买双桅鸟船、赤白糖等前往天津贩卖，并顺便搭载八名货客，于六月初十开船，八月二十日抵达天津发卖糖货，又复买收红枣、乌枣、核桃、梨子等物，十月十六日回航，却不料十一月十一日在山东遭遇飓风，随波逐流，财货俱失，“唯剩所奉圣母神像全座，并小铁锚一门”。十二月初五漂至琉球得救。琉球国加以抚恤安顿，“将难人徐三贯等解到中山泊村地方，随发馆安顿给予廪食衣服等项抚恤养赡外，其余所奉圣母神像金座并铁箍、铁钉交与徐三贯等领收”（《历代宝案》第二集卷一四○第十册，台湾大学1972年版，第4632—4633页）。

道光四年（1824年）又发生一起同安籍船只前往天津贸易，在山东海域不幸遭风漂至琉球的船难事故。同安县32名商民乘坐盛字三百三十八号商船于五月二十二日从同安县出发，先前往台湾装载大米，停留月余后，出发前往天津贸易，行船约两月，到达天津，在天津又停留一月多，待北风始，载乌枣出港，转山东收买豆饼后准备放洋回同安，但不幸的是十二日却遭风，船沉物毁，当即淹死26人。6人生还，在海上漂流约两月，至琉球，其余5人不耐饥渴，毙命于途，仅剩吕正一人。

道光五年四月初九，据琉球国山南府地方官报称，有中华难人38漂流至此，据询系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难人船户洪振利等人，所驾之船系本县洪得利拍照顺字九十六号，舵手艄公二十九名，搭客九名，共计三十八名。于道光四年四月十五日从同安县起航，五月初一到台湾府配载官谷，六月十七日从该地空船出口，奉命至天津府交纳粮米后，十月十六日转航盛京奉天府南金州置卖豆干，二十九日放洋准备回同安，不料十一月十二日陡遇大风，货物俱没，任风漂荡，船内米水俱尽，煮豆充饥，海上漂流半年之久，于道光五年四月“初九日遇着贵国小渔船六只护牵登岸，得活命”（《历代宝案》第二集卷一四○第十册，台湾大学1972年版，第5862—5863页）。

由此可见，厦门海商出洋贸易“海道”之艰险，稍有不慎便命丧大海，因此在面对变幻莫测茫茫无际的大海时，唯一能求助的只有神灵。在历经九死一生的难民的口述中，都提到自己死里逃生是有赖神灵护佑，吕正云：“牵赖神明护佑，十二月初六日漂至贵国，得保残喘。”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蔡高泰亦曰：“幸赖天神护佑……漂至贵国。”（《历代宝案》第二集卷一四Ο第十册，台湾大学1972年版，第4634、5850、5851、5864页）而此处所说的天神主要是妈祖。徐三贯遭遇风暴时，随身所带物品“所奉圣母神像全座、小铁锚一门、铁箍大小三十四个、铁钉一千一百六十三斤”。吕正所携仅“天上圣母神像全座”，洪振利“所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竹手笼两个、衣包三十八个、橹二枝、小铁钉一包，以上共计六件”。在大难临头之际，放弃所有金钱粮食，首先留下妈祖神像，可见海神天后在海商心中的神圣地位。

厦门祭祀海神天后的习俗颇盛，从修筑的天后庙宇数量即可知。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修纂的《鹭江志》中记载了七处天后宫：上宫，在西门外；福寿宫，在打铁路头左边；和凤宫，在凤凰山下；怀德宫，在石埕街；凤仪宫，在火烧街头；东澳妈祖宫，在东澳社左；万寿宫，在后崎尾。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有四处：天后庙，在墩仔头；鲤鱼石下浦宫，在刘五店；妈祖宫，在澳头海仔墘；天后宫，在县城朱紫门左。

东澳妈祖宫为厦门第一座天后庙。《鹭江志》载“东澳妈祖宫，在东澳社左。祀天后，为厦岛天后庙之先”。每年三月天后圣诞，厦门其他天后宫都要前来请香，“三月，乡人例庆天后诞。先数日，厦之诸庙必造其地，名曰请香”（薛起凤主纂：《鹭江志》，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可见东澳妈祖为厦门天后宫之祖）。

除了海神天后信仰之外，厦门亦有其他海洋神灵崇拜。如请王爷、送王船仪式流传至今。《同安县志》载：

请王爷。请王莫稽所自，往往三五年举行，大书代天巡猎，先期盛设仪仗帐幕，近海者造龙船，名曰王船。樯桅篙橹俱备，旗帜悬挂如总督阅操，依茭定去期。行有日，居民以牲醴致祭，演剧并备器皿柴米各物满贮船中，届期将船挂帆乘风送出海洋，任渔船搬取。其船漂流到何乡，该乡则迎而祀之。窔择期仍送去，每一次费不下万金，亦陋俗之最可嗤也（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611页）。

请王爷往往三五年举行一次，仪式隆重，海边民众造王船以“代天巡猎”，牲醴具备，装满船舱，然后挂帆出洋，任其漂流，每次耗费不下万金。可见厦门民众对王爷崇拜之极。

真武不仅能保驾护航，而且能保境安民、镇守海疆。明永乐户部郎中林挺倡建延福堂，位于距城南约七里的从顺里瑶江村，崇祀真武，时显灵异，庇护居民。相传海中舟楫颠危时，向北呼之，只见有光如炬，船借以安。之后，真武屡著灵异。据传，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陈霸据丙洲，内地居民皆被掳掠。陈霸屡次想入村行劫，未及入境，只见旗帜招摇、人马奔腾。陈霸疑有埋伏，望风而逃，乃知为神佑。相传，康熙初年，施琅出征台湾，宿于此庙，马秽弄脏庙宇。是夜，马足高悬，号鸣不止。施琅虔诚请罪，方宁。因次默祷若出师胜利，愿更新庙宇。后果凯旋，于是施琅捐俸增建大元殿，“崇祀北极真武帝，清靖海施琅屯兵海防于此，为开拓建筑”（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99页）。

苏碧云为厦门原生之海神。苏碧云，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生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读书乐道，不求仕进。晚年移居海岛，洞悉海道情形，海船均蒙指引平安。殁后，于海面屡著灵异，兵商各船，均祀香火。每岁闽省巡洋，偶遇危险，一经呼祷，俱获安全。”（（清）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二《灵异》，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1970年）因此，苏碧云成为厦门民众心中重要的海神之一。

另外一位厦门原生海神曰王义娘。义娘，中左所人，顺治初年（1644年），海寇郑锦骚扰厦门，义娘恐被其辱，凛然跃入井中，海寇“怒发矢，中其肩而去”（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省县志辑22》，《乾隆泉州府志（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旬日余，薛姓村民“向晓于烟雾中，见义娘诉状，遂求之井中，得尸，为拔箭，殡于井侧”，又过了月余，村民梦义娘乞香火于此，因义娘跃井处立庙，曰王义娘庙，自此之后厦门村民有祷辄应，乡人为其立像供奉之。

除此之后，厦门海商在出洋途中还祭拜或遥拜诸多海神。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有一本《安船酌钱科》的科仪本抄件，据传为明清漳州龙海一道士所著，该书文末记载了自漳州海澄经厦门北上、南下、往东洋、往西洋四条航线中所经地点，诸多地名皆以神灵命名，如妈祖、关帝、天妃、龙王爷、阮夫人、海神爷、水仙王等等。由此可见，厦门海商出海不仅在起止港口祭祀海神，在航行途中亦会祭拜或者遥拜海神。

海神信仰为何在厦门如此兴盛？第一，传统文化使然。闽人自古就有“尚巫好鬼”的习俗，《重纂福建通志》载：“照得闽人好鬼，习俗相沿。”（(清)孙尔准等修：《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二）卷五十五《风俗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海上军事行动的推进。厦门是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明清以来海氛不靖，倭寇、外夷不断骚扰。军事将领在采取海上行动之前，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海神仪式，祈求旗开得胜，海神信仰得到官方认可。第三，海洋贸易的发展是厦门海神信仰纷杂的主要推动力。厦门处于东南沿海出洋贸易的咽喉地带，海内外交通极为发达，但在航海科技极为不发达的古代，面对变幻莫测的海洋，民众只能祈求神灵的护佑，民间海神信仰因此得到发展。第四，伴随着海洋移民的移神活动。众所周知，在航海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海洋移民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活动。如果偷渡的话，生命更是岌岌可危。但迫于生计的厦门民众不惧艰险，开疆拓土。据传厦门的曾厝垵、五通码头、浯屿岛等都是移民偷渡出洋的常用据点，因此这些地方大都建有妈祖庙，出发前都要到庙里焚香祈求神明护佑。到达移民地点后，除了信奉共同的海神妈祖之外，同安籍民众多尊奉保生大帝（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综观之，厦门海神信仰是以妈祖为核心的多神崇拜，呈现出纷杂性、功利性、辐射性、移植性等特点。纷杂性即厦门海洋神灵的多元化，除了妈祖外，亦供奉王爷、真武、苏碧云、王义娘等其他海神。功利性指厦门民众对海神并非单纯崇拜，而是具有某种目的性，如海商祈求一帆风顺、渔民希望渔业丰收、官吏希冀海晏河清等等。辐射性意为随着海洋移民的迁移，神灵信仰也随之流动，不断向外传播扩展。移植性即厦门的海神信仰缺乏创造性，大多是嫁接而来，如海神妈祖即莆田神。虽然厦门也有苏碧云、王义娘等原生海神，但这些神灵的影响力和辐射性极为有限，仅是局部的地方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