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清代福建的婢女问题

汪毅夫

先从清代诗文来看福建（包括台湾）婢女的生存状况。清代涉及婢女的诗文很多，我选择的主要是晚清（道光朝至宣统朝）陈盛韶、梁章巨、刘家谋和陶浚宣的相关作品。陈盛韶曾在福建诏安等地任职，道光十三年（1833年）“调台湾署理鹿港厅事”，其《问俗录》有关于福建（包括台湾）婢女的记录。梁章巨曾署理两江总督、两淮盐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福建浦城养病期间对当地婢女问题相当关注。刘家谋于1849—1853年在台湾府学训导任上并卒于任。刘氏留心文献，所至则搜罗掌故，于地方利弊尤惓惓焉。其《观海集》有《赤脚苦》，其《海音诗》也有诗（并注）多种涉及婢女。陶浚宣是晚清名举人、名幕友和书法名家。1900年起流寓厦门，有《鹭江老婢行》《续老婢行》流传于世、留存于世。

闽俗买贫女为婢，人口买卖是婢女生存状况涉及的性质最为恶劣的问题。贫女为婢，一经“契卖”，父母不得问其生死，听凭买家发落。有买婢转卖甚至逼为幼尼的。“幼别耶娘去”，从此没了童年的欢乐。在闽、台两地，婢女有“赤脚”的贱称。赤脚相对于缚脚而言，赤脚是出于“赤脚执役”的需要。日据台湾时期的户籍誊本设有“缠足”一项，家户里的婢女悉为不缠足。“赤脚”贱名随婢女一生、身份歧视亦随其一生。“婢作夫人亦有时”，婢女或有被指配于人者，婚后仍是婢女，“执役依然”。如刘家谋诗注曰：“大脚者曰赤脚，小脚者曰缚脚。婢皆大脚跣足，或指配与人，始得穿履，而执役依然”。过度劳役是婢女在买家的生活方式，“凡男子劳役，悉以属之”。及婢女长成，其婚配情形大致有五。一是终身不许婚配，这叫锢婢，实行性禁锢。如刘家谋诗所记录“老不遣嫁”，至“霜雪埋头”、至死不得嫁者“无数”，她们终身被剥夺婚姻权甚至性生活权，陶浚宣有“为女不为妇，未嫁若未亡”句喻其孤苦伶仃的一生；二是或有“野合生子”者，则去子留母，令其遭受“生儿不得置怀抱”的痛苦，而且还要作为乳娴，哺育主家之子或他人之子，得偿悉归主家。陈盛韶《问俗录》记：“使女曰丫鬟，闽人曰丫头；乳姆曰奶娘，闽人曰奶妈。台湾别有奶丫头。使女未嫁，未学养子，奶汩汩然出，讳莫如深。曷为乎？炫玉求售，自诩为奶丫头也。使女终其身，主人不嫁卖，不管束，听其野合，不以私胎为嫌。生女或致之死，生男或所私者抱去，不则，主人仍育为奴。于是丫头有奶，乳哺四雇，别其名贵其值，曰奶丫头”。刘家谋也记：“老不遣嫁，听其野合生子。既生则去子留母，或乳己子，或鬻他人得重偿，谓之乳娴，通谓之‘珠母娴’。娴音如简”；三是同养家男主人发生性关系而生子。如陶浚宣诗曰：“既荷主人恩，又怵主人威。此身属君家，焉能自主持”。此后其婢女身份不变，“驱类尤与鸡”，“长教灶下炊”。而当“主恩一朝断，弃我忽如遗”，则依照“去母留子”之陋规，婢女被逐出门，而子女因同主家有血缘须留在主家。于是母子分离的悲惨一幕发生了：“小儿不解语，大儿知牵衣。问娘往何处，归买枣与梨。明知永不返，还顾儿悲啼。出门复入门，儿女终无知。吞声摧肺肝，儿女为酸凄”；四是由养家指配养家男奴，婚后地位不变，执役依然；五是由养家嫁卖，或得“好善之士”解救，得“赎而归之（归，嫁也。《诗经》：之子于归）”。

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过度劳役、低生活水准、性禁锢、性侵犯以及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被剥夺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性质最恶劣的是人口买卖。然而，总而观之，清代福建（包括台湾）官、绅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人口买卖），则程度不同地予以忽略或纵容。兹举例而言之。

1. 清康熙年间，福建巡抚张伯行鉴于“闽俗买贫女为婢，凡男子劳役悉以属之。婢有至无齿不嫁者。或鬻之尼院，得价倍，而弊乃甚于锢婢矣”，“谕令赎归，间或分俸代为偿而归之”。张伯行是个好官，他主要针对了“锢婢”即对婢女的性禁锢，但他的解救办法却是“赎归”“偿而归之”，即用新一轮的人口买卖，赎而嫁之。

2. 乾隆年间，先后任福建布政使的福格编纂、颜希深增补的《闽政领要》说：“闽俗颓敝，而其敝之尤者，一曰锢婢。绅士之家，操作之事皆婢任之。一经契买，即同永锢。其自三十、四十遣嫁者，尚称及时择配，竟有终身不令适人者。婢有私孕，则不问所由来，育男则弃之，育女则留待其长成亦如乃母之服劳毕世焉。此风比比皆是，而建郡尤甚。前宁化县丞耿嘉平署篆浦城县，访知其弊，比户清查，择其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督令登时遣嫁者，数几满百。其六十以外之白头老婢，彼亦不愿复效于飞之乐矣”。耿嘉平“比户清查”的行政手段、“督令登时遣嫁”的行政命令，解救了“数几满百”的婢女。

3.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调台湾署理鹿港厅事”的陈盛韶针对台湾的锢婢之俗，对养婢之家的要求也是“嫁卖”，即用新一轮的人口买卖解决。

4.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署理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梁章巨回闽养病。针对福建浦城的锢婢陋俗，他五次解救遭受性禁锢的婢女。但他对婢女问题上的人口买卖之恶劣性质并无认识，反而以“皆不化其身价”（化，消除也）、以维护了养婢之家的权益而自炫。

5. 清咸丰二年（1852年），台湾府学训导刘家谋在《海音诗》诗注里记载了掌教台湾崇文书院的柯义周“将归，载婢数十人于内地嫁之，诚苦海慈航也”和台湾兵备道徐宗干“谕富绅出资赎之”，以及刘家谋本人“亟商诸二三好善之士，劝捐赎回，各为收养。稻熟以后，按名给路费，载还其家”的故事。柯义周、徐宗干、刘家谋及其他“二三好善之士”，针对锢婢陋俗用的也是“赎之”而“嫁之”。

6.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台湾安平知县范克承勒石出示《严禁锢婢不嫁碑记》，以知县之尊“出示严禁”，谓：“凡使女至二十岁以上者，如本有婿，或无婿而有娘家可主者，该家主收回原交身价，退回字据，将该女交其父母领回婚配，不得久留使用”。实际上，“收回原交身价，退还字据”可视为人口买卖后续的“退货”，对人口买卖的恶劣性质完全未予认定。

清代福建（包括台湾）官、绅对婢女的生存状况有所关注并有意解救，但囿于历史的局限，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附带言之，清代末年，福建基督教界也启动其救济婢女的事工。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印刷”的《（基督教）美以美会纲例》列“居奴畜婢”为“大罪”，号召教友“力除此弊”。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