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与宗祠：

闽台历史溯源的宗族文化记忆

方宝川  张沁兰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闽台两地形成了同地缘、同血缘、同文缘、同商缘、同法缘的“五缘”的特殊联系，其中血缘最亲。尤其是自明末开始，福建大量移民台湾，近百年的几次统计数字表明，台湾居民中80％以上是福建移民。他们在移居之初，先按照同一祖籍聚居一起，形成地缘性的社会群体，顽强地保持着祖籍地的文化习俗；继而又以血缘关系取代地缘组织，同姓宗亲人数的不断增加，宗族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超过了同一祖籍的地缘关系，地方的社会结构基础也转移到宗族制度之上。明清以来，为了正本清源，闽台双方宗亲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一方面，福建祖籍地的族人，在修纂族谱时，念薪火之传，总是把迁徙台湾各地的宗亲作为一个分支载入族谱，甚至还有台湾的族裔参加其修谱活动；另一方面，移居台湾的族人，怀木本之思，一旦条件具备，便返籍求谱，接续族源，请去祖灵，重建家庙或宗祠。因此，在闽台宗亲关系中，族谱是维系血缘的根脉认同，宗祠则是彰显族魂的精神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岸同胞一家亲，根植于同胞共同的血脉和精神，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9月12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该《意见》的“总体要求”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同时在“五、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部分，更具体提出了：“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开展闽台族谱对接、寻根谒祖等活动。”由此可见，闽台关系族谱与宗祠在“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本文即以闽台关系族谱与宗祠为主要讨论对象，并揭示其寻根谒祖的文化交流活动。

     一、维系根脉的族谱

族谱又称宗谱、世谱、家乘、家谱等等，其种类则有总谱（联谱、统谱）、支谱、房谱等等。族谱的纂修，相传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编纂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宋代以前，族谱多为官修，非一般庶民之所为。宋代开始，民间修谱之风始兴。其是南宋以后，在理学大师朱熹等人的大力倡导与影响之下，福建民间的族谱之制，甚至比中原地区更为严密与完善，至明清而鼎盛。

族谱的主要功用虽然在于“奠世系，辨昭穆”，起到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宣扬宗族伦理的目的。但族谱作为一家一族的历史记录，对于宗族的人和事，几乎是无所不包。由于其内容的独特性、资料的原始性、 记载的连贯性，又有别于其他史书，它保留了大量的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经济活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可忽视的史料。因此，作为历史文献而言，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家谱成了与国史、方志并列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就闽台之间的移民而言，闽台的族谱中即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可信的珍贵史料。例如：

《颖川开漳陈氏族谱》系“开漳圣祖”陈元光的族谱。该谱末附《抄台湾谱·南陈实录》，保留了颇多颖川开漳陈氏后代徙居台湾的珍贵史料。《台湾雾峰林氏族谱》，详细记录了台湾雾峰林氏的世系源流与林石派下的林氏繁衍情况。《龟洋庄氏族谱》，清晰梳理了龟洋庄氏的血缘脉络，由此得知龟洋庄氏于明嘉靖、万历年间，自第十世祖开始移民台湾。所录的第十五世至第十七世迁台族人，总计达300多人。现在台湾庄氏家族，多为漳州龟洋庄三郎的后裔。明清时期，闽台两地的龟洋庄氏，编修宗谱多达数十部，且经十六修不断充实完善。清末漳州龟洋庄氏修谱时，还曾派人到台湾收集在台的族亲资料。《壶嗣吴氏族谱》 记载了漳州平和壶嗣吴氏始祖吴文应，于明洪武四年（1371）从漳浦陸鳌迁居壶嗣。台湾“阿里山之神”理蕃通事吴凤，即为壶嗣吴氏第十三世孙，属于壶嗣吴氏西门房一系。在台湾嘉义县竹崎乡等处的吴凤后代，也已传到了第十三代。该谱还详列了清代吴氏179位迁台祖之名字。《南靖卢氏族谱》载及南靖卢氏于明末开始向台湾移民，共记录了110位迁台族人名字。《漳州黄氏族谱》 汇集了《平和大径黄氏族谱》《平和国强黄氏族谱》《南靖乐土黄氏族谱》《南靖湖山黄氏族谱》《诏安秀篆黄氏族谱》等五种黄氏支谱。据载明末至清末，漳州黄氏家族渡台移民数以千计，名字见于该谱记录的就有800百多人。《诗山凤坡梁氏支谱》，始纂于乾隆年间。清康熙、雍正间，诗山梁氏族人开始渡台。乾隆以降，迁台者数以百计，聚居于凤山，以儒为业，蔚为大族。该谱乃闽台梁氏族人合修之谱。《锦江三槐堂王氏宗谱》，乃迁台锦江王氏之全谱。锦江，原称蚶江。据该谱记载，锦江王氏，系开闽“广武王”王潮之后裔。清乾隆末叶，蚶江与台湾鹿港、淡水，八里坌通航对渡，王氏五房族人乃纷纷渡台，分布于鹿港、淡水一带，又有移居竹堑、艋舺者。或经商，或业儒，多有成就。《秀篆游氏族谱》则记录了游氏族谱始修于清乾隆年间，早在明嘉靖年间，就有秀篆游氏族人开基台湾。迄清乾隆时，已达数百人。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秀篆游氏族人分布于宜兰县与台北南势角已达万余人之多。

此外，《璧溪吴氏族谱》则记载了南靖金山璧溪吴氏源于漳浦，元末已成漳州旺族，其第四代千一郎兴甫公生于元代元统甲戌年（1334）出，约于元至正年间往台湾开矿的资料：“系仁甫祖之长子……尝诣台省请炉课取矿煽，利置良田九千。有奇山林连络多产矿石，至今八房子孙共享其利于无穷焉。” 这可能是目前已见诸谱牒的闽南最早迁台记录，也是非农垦、非军旅迁台的最早记录了。至明清时期，璧溪吴氏迁台族人已达百余人。晋江《玉山林氏宗谱》，也记载了族人林式霁在台湾淡水广置田园的情况：“式霁，字燕明……航海之淡水……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于有力。族中祀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

在这些渡台移民中，既有文武贤能、豪商巨贾。当然更多的还是是普通百姓，他们赴台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由于战乱，“诸叔侄或被杀，或被捕，或饿死，三者仅存其一。于是同公众举吉祥、钦崇、思诚三人往台”；或躲避仇家，“祖妣为恐匪徒复来寻仇，毅然举家由霞寨赤塗崎移台，肇基于台中北屯地方”。 有的则是“闻台湾彰化县之土地肥沃，易于耕种，乃与兄长相商渡台之计……于是催辞别，启昭、启铨二兄先于眷渡台”，主动渡台发展。例如：诏安廖氏第十四世世崇公：“有志远图，率四子渡台，辟荒淡北石观音，创建田连阡陌……再肯荒中港……创置产业甚广”。 总而言之，大陆移民渡海入台之后，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海峡两岸文化交往和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长期的移民活动直接影响了台湾地区的姓氏结构。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地区的姓氏排名前一百的是：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许、郑、谢、郭、洪、邱、曾、廖、赖、徐、周、叶、苏、庄、江、吕、何、罗、高、萧、潘、朱、简、钟、彭、游、詹、胡、施、沈、余、赵、卢、梁、颜、柯、孙、魏、翁、戴、范、宋、方、邓、杜、傅、侯、曹、温、薛、丁、马、蒋、唐、卓、蓝、冯、姚、石、董、纪、欧、程、连、古、汪、汤、姜、田、康、邹、白、涂、尤、巫、韩、龚、严、袁、钟、黎、金、阮、陆、傀、夏、童、邵、柳、钱。其中排名前十的“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就占全台湾人口的 52.51%，超过全台人口的一半。这与福建社会中流传的“陈林半天下，黄张排成山”的姓氏民谚基本一致。据现存的闽南涉台族谱资料的记载，就有“陈、林、黄、王、刘、张”等68个姓氏与台湾地区的相同姓氏，有着直接的血缘联系，由此反映了闽台之间最亲的血缘纽带。

    二、彰显族魂的宗祠

宗祠又称祠堂，祖祠、宗庙等等。宗祠大约肇始于西周，是中国宗法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初，宗庙为天子所专有，连士大夫都没有建造宗庙的资格。汉代，最早出现“祠堂”一词，当时的祠堂一般建于墓所，故亦称之为墓堂，建造比较简单。唐、五代时期，民间才开始在墓所之外另造祠堂。直至南宋时期，由于朱熹在其《家礼·祠堂》中提倡家祠，每个家族遂普遍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明初，福建的祠堂一般还多是家祠。明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曰：“惟是本朝功臣配享在太祖、太宗庙，各有其人，自仁宗以下五庙皆无，似为缺典。至于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则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 于是提议诏书天下，施行“定功臣配享……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等三条建议。明世宗采纳了夏言的上疏，允许民间可以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四处可见。八闽大地各宗族更是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多，宗祠盛行。

宗祠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旨在体现最为基本的“慎终追远、报本返始”的目的，是一个宗族的精神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闽台地区的宗祠，除祖先外，根据其家族的不同信仰，也有分别供奉一些佛教、道教及地方民间信仰的神祗，如：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玄天上帝、关圣帝君、三山国王、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天妃妈祖、临水娘娘等等。同时，宗祠又是举办宗谱事务的场所，如：议决族人重大事务、管理祠堂经济、执行族规家法、修编族谱、举行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等等。每个祠堂，都有一个名号，曰“郡号”“堂号”等。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堂号就知道本族的来源。如陈姓的“颍川堂”、吕姓的“河东堂”、黄姓的“江夏堂”、方姓的“六桂堂”、王姓的“太原堂”、赖姓的“西川堂”等等，说明其祖上来自中原地区。而台湾的宗祠，在普遍沿袭祖源地的郡号之外，也有另用福建地名作为堂号的，如台湾屏东尤氏的“永春堂”、宜兰陈氏的“鉴湖堂”等。诸此，反映了闽台两地密切的血缘关系。还有一些堂号专为纪念祖先事迹功德，如平和大溪江氏的“梦笔堂”，则源自其祖上江淹的传说。

随着宗族繁衍与不断扩大，一些宗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来，即所谓的“衍派”“流芳”等等。因此，每一宗祠，多有“祖德流芳”“世泽绵长”等题联。

例如：台北许氏宗祠长兴堂楹联：

世泽衍高阳，祖德宗功推聚昭穆；

宗祠开胜地，蘩芳潦洁永荐蒸尝。

又如：位于台湾屏东里港乡中山路68号的陈氏宗祠，联曰：

颍水衍华宗，人仰仲子风高，龙川价重；

缑山怀旧泽，世夸大丘道广，惊座名垂。

这些楹联一般也都能直观地反映家族的来源，如桃园大桧溪李氏家族，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诏安县二都秀篆河尾堡壩头大坪头。其宗祠“追远堂”前石柱上的楹联，就将祖居地与现居地完整体现了，联曰：

源溯壩头小篆乡中绵祖泽；

流承河尾大桧溪上立宗坊。

由此可见，闽台宗祠奠定了两岸同胞血亲认同与心灵契合的根基。清代以来，两岸同宗共修宗祠、家庙、祖厝的事迹屡见不鲜。如南靖吕氏芳园祠在道光十八年（1838）翻盖重修时，“共费银一百五十三两二厘五分正，台湾捐题来银二十四两四厘八分正。” 这种宗亲之间相互支持的共建行为即使在台湾日据时期也未中断。1927年，该宗祠“再重修翻盖，台湾捐题有七百余金”，足以表明宗祠、家庙、祖厝等对宗亲族人具有极强的维系力量。

此外，宗祠还是传播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对追远祭祖尤为注重，闽台地区不少家族多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祖训“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写入家规。有些甚至具体规定了祭祀礼仪的流程与规则，如：“其春秋行祭，祝文用坐东向西。又七月半唱礼，土地公加再恭请福兴庙后土福德正神一同出位。其祭祖祭文中写列祖宜提高写，不可忽略。” 通过祭祖活动，不仅能够彰显家族人丁兴旺，也增进了族人之间的交流与认同，促进宗亲的和睦与团结。

一方面，宗祠、家庙通过分排昭穆、明辨辈分的方式，维持和巩固家族内部的秩序。昭穆者，字辈也。族有辈分，上下有序。昭穆之完整与否?与族之盛衰有关。因此，昭穆在家族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闽台两地同宗之间共用昭穆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平和九峰永思堂咸丰年间生员应奎《重修七房辈序》中所载之昭穆为：“永长家芳，振祖荣宗。克生俊秀，为有贤良。忠孝继起，善守用光。” 此与台湾永思堂吴氏昭穆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闽台宗祠多通过家规、祖训等行为规范来强化家族观念，延续文化习俗。耕读传家、和顺齐家、勤俭治家、循理保家的传统宗族文化理念在闽台民间影响深远，特别是对子孙读书明理尤为重视。在闽台地区的家规祖训中，多有由宗祠资助、奖励求学者之举措。例如：台湾书山萧氏《族规》规定：“凡我子姓兄弟，至秀才遇乡试，在台贴其州费银拾员，在唐者有入阁院场亦公助银五大员，非唐台之异，乃远近之不同也。能高掇乡科，名登虎榜者，助其报礼银贰佰员。欲上京会试，每科向公领出京费银陆拾员。倘能金榜标名、琼林宴会者，祖宗赖其显耀，而门闾为之改观，祭祖费用外，公租许其私收一年，俟其出士，凭其力量，买充公旧，为缓来褒德赏贤之资。由是激家而励族，岂非青莪掝朴之风，而吾家作人之化哉。”

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促使闽台宗亲之间形成了良性的文化互动。如《鳌江范氏家谱》所载之范学洙，生于康熙己巳年（1689），卒于乾隆丁酉年（1777）。年少时曾大书“勤苦”二字于卧室，“殊有奋发之志”。但是由于其父患病，“时疾暗剧，百药弗疗，方寸日乱。即有所学，得不偿失”。康熙辛卯年（1711），“父卒，冢圹未营，日与堪与家相庆宅兆。抔土未安，何心论读？几不以举业为意矣。丙申，馆族兄尔概家，居三载。家弥不聊。”康熙己亥年（1719），“游台，坐食于景淳叔家者一岁。叔多书，日无所事，惟与书为缘。”范学洙学成之后，曾担任台湾崇文书院的山长等职，对闽台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再者，宗祠还具有提倡与发扬尊老敬贤、醇穆和厚、勤俭奋斗、忠孝仁义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功能。一些宗族先祖中功高德重的事迹，往往以祖庙规约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家族的荣耀，并以此激励后世子孙积极效仿。如漳州圭海许氏的祖庙规约所示，“忠诚孝子，悌弟顺孙，为家之光即国之宝，如旦复公捐躯报国，孤忠震世，册史垂名，诚荣施于宗族，作模范于家邦。良斌叨承祖泽，隆被帝眷，分符南疆，靖共海甸，固以国尔忘家矣。”③台湾潘氏《家训》也回顾了祖先渡台艰苦创业的历史，同时希望“子孙继续父母友子，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长幼有序，勤俭克己，博爱及家，睦族和睦，不偏不倚，一步一趋，子之孙孙世济厥美矣。”因此，宗祠所彰显的族魂，既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也是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

    三、寻根谒祖的文化交流活动

千年沧桑，守望遗存。随着海峡两岸寻根谒祖高潮的兴起，不少台湾同胞积极回乡，与大陆同胞一起聚力集资，钩辑旧谱、续纂新谱。尤其是自21世纪开始，海峡两岸合修族谱等一系列活动的普遍开展，以各地图书馆为主的公藏单位以及原本秘不示人的私藏族谱，纷纷开始逐步公之于世。

2007年9月20日，由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中华文化学院、以及台湾姓氏研究学会等，联合主办以“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为主题的“首届海峡百姓论坛暨闽台族谱展”在福建省美术馆举行。仅此次展览的闽台关系族谱就多达1000余部。

据台湾学者研究总结：台湾的旧藏族谱略有三类：“一为由大陆携来之旧版族谱；一为依清代原谱体例再经近时翻印或续编者；一为手抄旧时分支族谱。”可见，台湾的族谱源流，均可追溯到福建，而福建的族谱则几乎都是溯源于中原。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祖先崇拜、血缘宗亲的基因，呈现出一种向心、内敛、凝聚的特色，闽台族谱的这种血缘文化渊源，最终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寻和认同。

2008年以来，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晋江、龙岩与台湾的台北、台中、高雄、苗栗等地，又分别举办了多次的两岸关系族谱文物展。两岸族谱编修、族谱研究、谱牒文物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此起彼伏，大大促进了“两岸本源”共识和“根脉”认同。

同样，随着海峡两岸寻根谒祖的兴起，不少台湾同胞积极回乡，与大陆同胞一起聚力集资，修复旧祠、再建新祠。例如，1989年，台湾同胞吕传胜回到祖居地南靖书洋龙潭楼祭祖时激动地说：“台湾的桃园市和福建的龙潭楼，分别兴建吕家宗祠，竟然不约而同在1988年11月20日，农历10月12日同时落成，这种巧合令人惊奇，也令人感动。莫非是我们的祖先在天有灵，暗中促成。”⑥1991年，吕传胜在得知龙潭楼、吕氏祖墓、家庙等残破待修后，为表达“对先祖永恒的怀念及发挥吕氏子孙敬宗弘孝的精神，组团返乡祭祖，并捐赠新台币29万5千元，折合人民币6万元，藉兹抛砖引玉，以竟其业，冀我庄严完整祖祠，庇荫两岸吕氏子孙”。近年来，一些台湾政要，也曾多次返乡祭祖，表达了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思乡之情。

由于祠堂是安放列祖列宗灵魂的栖息处，宗亲血脉，绵延赓续。俗话所谓：“祠堂在,祭如在。”祠堂祭祖，已然成为宗亲精神认同的象征。四时祭享、香火不断的家族，必定是兴旺的家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的家族，必定是衰败的家族。祠堂基于血缘，以亲情为纽带，通过尊祖敬宗，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读懂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

2014年以来，福建省图书馆主持开展了福建现存宗祠数量的普查工作。根据其普查的数据统计,福建现存大小宗祠约15000座。 其中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分布较多。一些乡镇除大宗祠外，还存在各支派下多个小宗祠并存的情况。如漳州平和县大溪江氏各大小宗祠，分布在江寨村、大松村和溪口村。其中最大一座位于江寨村，占地面积3064平方米，建筑面积458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最近一次修缮于2003年，堂号“济阳堂”。此外，暨济阳江氏金丰祖派大宗祠，堂号“梦笔堂”。海峡两岸江氏大宗梦笔堂派下之分支祠堂还有：淮阳堂、源远堂、崇本堂、绍诒堂、敦睦堂、追报堂、文槐堂、吾实堂等。2006年5月21日，中国国民党原副主席、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济阳江氏金丰祖派廿六世裔孙江丙坤先生，回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大溪江江寨村，省亲祭祖，恰逢江氏大宗祠梦笔堂重修，欣然为之题写匾额“梦笔堂”。

见于文献记载的台湾地区宗祠也有1万座左右。朱定波编著的《泉港头北人 闽台同宗村》所列的《台湾主要的宗祠家庙名录》，记录了台湾地区现存主要的宗祠家庙567座。可以说一座座的闽台宗祠，在寻根谒祖、缅怀先人、留住乡愁、祈福子孙等方面，均为闽台同胞的精神家园。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两岸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海峡两岸同胞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承交流，不仅能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还能在此过程中形成共同精神家园，有助于实现彼此之间持久的心灵契合。

一部族谱、一座宗祠，在当今已成为闽台两岸历久弥新的共同文化记忆，在“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历经沧桑、远隔重洋、以及任何人为阻隔所无法割断的，它承载了台湾同胞持久的故土情结与心灵契合。而作为闽台两岸的宗亲，更应该通过族谱与宗祠的文化传承，共同厚植两岸同胞的“根”和“魂”，密切血缘纽带，牢固两岸中华儿女共同的血脉基因和文化特质，谱写中华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新篇章。

（作者方宝川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沁兰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