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与台湾基隆煤矿开发
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采用机器采煤的新式煤矿。基隆煤矿的开发与福建船政局密切相关，福建船政局及其造船对煤炭的大量需求直接促成了近代化基隆煤矿的创办和发展。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主张加快开发基隆煤矿，但推进基隆煤矿开发的是在其继任者丁日昌手上实现的。
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省丰顺县人。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他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同时兼管船政。时台湾为府级建制，隶属福建省。在福建巡抚任上，丁日昌两次巡视台湾，并提出一系列经营方案，其中包括加快推进台湾基隆煤矿开发等内容，为台湾近代化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湾基隆（古称鸡笼）盛产优质烟煤，早在明代之前，民间已采用土法采煤。台湾基隆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西方列强觊觎和掠夺的目标。明末，西班牙、荷兰人就先后占据基隆开采煤矿。1840年左右有英国船舶前往基隆购煤。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两次派船到基隆，名为寻找失踪的船客，实际上是暗地里对基隆的煤矿进行探测。然而，清廷自己却实行矿禁政策，基隆煤矿开采一度停产。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英美等西方列强不断向清廷提出开采基隆附近煤矿的要求，均遭清廷拒绝。除西人的觊觎引起清廷的警觉外，实际上仍有人在私挖煤矿，禁煤徒有虚名。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弛禁，妥为经营，既可绝私采，又可增加税收。1869年，清廷同意由南洋通商大臣酌量开采基隆煤矿，其出产的煤准许华商洋人买用。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台湾土人误杀漂流至台的琉球人为借口，悍然出兵侵台。清廷急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通商事务。为筹措海防经费，同时解决福建船政局燃料来源问题，沈葆桢主张加快开发台湾煤矿，请求将台湾基隆煤矿由民办改为官办，且引进西方技术，采用大机器设备开采台煤。
在获得清政府同意后，沈葆桢着手筹办。但他很快奉调北上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推进台湾基隆煤矿开发的重任实际上落到了继任者丁日昌的肩上。丁日昌清醒地认识到，要加快基隆煤矿开发需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其事。他经多方了解考察后，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到台主持煤矿开发事务。叶文澜任劳任怨、公而忘私，到过台南，熟悉台情，且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光绪二年（1876年）初夏，清政府官营的基隆煤矿矿务局（后改为煤务局）成立，道员、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被委为首任矿务督办。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5人赴台湾基隆，参与筹建基隆煤矿。1877年元月，丁日昌第一次赴台巡视，首站即赴基隆煤矿视察。当时从外国进口的采煤机器刚刚安装完毕，丁日昌督促加快煤矿建设进度。
丁日昌视察之后不久，基隆煤矿的第一口矿井就建成了。同年9月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30－40吨。第二年产煤16852吨，第三年产煤30046吨，至1881年产煤量最高峰达54000吨。最多时采矿工人约有2000多人，盛况空前。丁日昌上报清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此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埒。”
为方便煤炭装船外运，1876年冬，基隆煤矿还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实现了运煤的机械化。由于机械开采和运输，大大降低了成本，台煤价格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据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报道：“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
基隆煤矿所出产的煤炭，主要供应马尾福建船政局及其水师轮船作为燃料，另一部分煤炭投入市场就地出售，满足民用企业的需要，甚至外销香港、上海等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随着福建船政的发展，基隆煤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型工业基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官办煤矿。继后，基隆煤矿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等机械，很快跃升为我国近代新式煤矿，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挥了典范作用。这当中，丁日昌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