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台湾三民书局
我住大陆浙江省绍兴县湖塘街道西跨湖自然村，虽是个农民，却较早就知道台北有家三民书局。1992年底，我给台湾蔡氏家族主办的《思源》杂志写了一篇《丰子恺先生台湾行》的千字短文，此文同时在该年12月19日大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周末副刊上以头篇版面刊出。不久《思源》杂志社派员来绍兴致酬，并代表社方宴请我和内子，台湾客人在席间即向我们介绍了三民，说这是一家民营（三个小民所办）图书馆式的大书店，董事长刘振强先生是台湾出版界的领袖。当年三民的复北店可能尚未开张。后来我又了解到，三民“藏书十万种，占地六百坪”，不仅那个时期在台北首屈一指，而且就出书品种的齐备而言，放眼两岸，恐怕至今无有出其右者。
但我与三民发生联系，却晚之又晚，急不起来。这是因为自己手头没有想要出版的其他书稿。我这下半辈子，躬逢大陆改革开放之治，只打算集中精力撰成一部《中国文化通史》，而以图书形式出版这部书的中文本的专有使用权，我已于早些年许予了此间另外一家出版机构。
到了2002年，我抓住重签合同的机会，把“繁体字本”从原来“中文本”的统包中分离了出来，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三民投了稿，我十分希望自己能成为这家誉满两岸的出版机构的撰稿人。
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拙撰受到意外的优待，以“最速件”进入三民的编辑、排校、出版流程。之后很久我才得知，近年来台湾经济不振，出版界尤受冲击，何况台湾地窄人少，本来就不像大陆那样具有很大的读者市场，出版拙撰这等专业性较强的大部头著作，无疑要冒赔上一笔巨款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董事长亲自拍板说：“这样一部书稿到了我们书局，如果我们不予出版，我们会被天下后世目为罪人的。”怪不得我的这部书后来会在三民一路遇上绿灯，原来是有这句话！这使我深有知遇之感！
我自己没有到过台湾，我与三民之间的来往，通常由内子代理。其间刘董事长曾多次设宴款待内子以及她所领去的一批大陆相与，他们尽管多半都是不同程度的成功人士，但毕竟皆为晚辈后生，名不见经传，刘董事长却能平等对待，同大家很快融成了一片。他们回来后纷纷相告，先前大家都觉得内子那么支持我，到底有何贪图，现在听了刘董事长一席话，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刘董事长洞明世情，不经意间，就已经成功地帮我拉到了选票。相对于不少关心我的媒体朋友，一见面就问内子现在还过得来吗；更有一些谬托知己的故交，动不动便叹息我如果搞了鉴藏字画该有多好———刘董事长厚道脱俗，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我们贴心多了。
所谓“从喷泉里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据说在刘董事长的言传身教下，三民的员工，其谦恭、热忱、敬业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我曾有幸会见了其中的张加旺、张聪明、陈思显等几位学长，他们不辞辛劳，穿梭来往于两岸四地，彬彬有礼，动静符节，给我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还有王韵芬女士、郭飞鸿先生，尽管我们之间缘悭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同样如此。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邱垂邦先生，拙撰《中国文化通史》在三民，主要由他负责编辑，我和他却也是未曾见过面的。由于拙撰内容千头万绪，这样容量的书，从大陆以往的情况来看，多半成于众手，若以现行《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律之，要够上合格谁也不敢打包票，其编校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邱先生自接手拙撰书稿开始，却多年如一日，毫无倦谢的情绪；并且承担了许多本来可以一推了之的事务。举例说，拙撰有大量引文，为忠实传递原有的信息，引文中凡遇异体字，我要求一律不予改易，这就给编校平添了一道相当繁琐的作业，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否太过分了，可是他竟不厌其烦，无不做到如我所愿。诸如此类，皆为细节。语云：细节决定质量。但细节往往容易被忽略，认为可以不计，在我的经历中，能够像邱先生这样不视细节为无关紧要的人文类图书编辑人员，尚属绝无仅有！
正是因为有这样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牺牲精神的经营者，还正是因为有这样尽忠职守、一丝不苟的广大员工，所以三民版图书的品牌效应十分骄人。我曾将拙撰《中国文化通史》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版寄赠给司法部前部长高昌礼先生，高先生一见是三民出版的书，才翻了几页，就立刻来了兴致，挥毫写就两幅四尺整张的书法回赠我。高先生的书法，人家出大钱也未必买得到，而我托三民之福，竟如此轻松地求得两大幅气势磅礴的精品，真是太幸运了。我又曾将拙撰纪念辛亥革命专版寄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先生，郑先生回信反倒向我介绍起三民来，他对我在三民出书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和郑先生早先通过一次信，郑先生解惑释疑，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裁答，但只有在这一次，他不但回赠我他有关故宫的近照，表示欢迎我去故宫参观访问，并且更先入为主未及开卷便为拙撰定下了调子。
总之，在大陆，就我交游所及，大家出于对三民图书的信任，对其作者免检通过，也算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的共同心声是，三民似乎应当来大陆开设北京店或上海店，三民如能进一步拓展大陆市场，遵循其一贯的经营理念，必可执亚洲书业之牛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