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与台湾基隆煤矿开发

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采用机器采煤的新式煤矿。基隆煤矿的开发与福建船政局密切相关，福建船政局及其造船对煤炭的大量需求直接促成了近代化基隆煤矿的创办和发展。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基隆煤矿的近代化开采做出了重要贡献。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近代造船工厂。福建船政局创办之初，由于国内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落后，不但造船机器设备依赖西方，就连燃料与材料也要依靠进口。当时，造船用的木料来自泰国，燃料（主要是煤）则来自英国，成本很高，且受制于人。随着船政局的发展和建造轮船数量的增加，资源严重依靠进口的弊端日益凸显。洋煤不但经常到货迟缓，而且价格高昂。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了“煤荒”，煤价上涨了60％－70％。福建船政局于是转向国内寻找煤源。台湾的基隆拥有丰富的优质煤炭资源，基隆与马尾又近在咫尺（距离仅130多海里），自然成了福建船政局首选的煤源地。

基隆（古称鸡笼）盛产优质烟煤，早在明代或更早时候民间就已采用土法采煤。清代以后，受清廷矿禁政策的影响，台煤开采一度停滞。但台湾丰富的煤炭资源很早就成为西方列强觊觎和掠夺的目标。明末，西班牙、荷兰人就先后占据基隆开采煤矿。1840年左右有英国船舶前往基隆购煤。1849年7月、1854年7月美国政府两次派船到基隆，名为寻找失踪的船客，实际上是暗地里对基隆的煤矿进行探测。他们勘察了8个明显蕴藏着煤矿的地区，发现了12个积层。最后得出结论：“台湾的燃煤储量十分丰富，都是完全纯质的煤。”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咸丰、同治年间，英美列强向清廷提出开采基隆附近煤矿的要求，但均遭清廷拒绝。

当时台湾产煤主要供应福建船政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由于其时基隆煤业生产还处于民窑手工采掘的阶段，劳动工具和开采方法都很原始落后，生产规模很小，生产效率低下，开采数量极为有限，远不能满足福建船政局的需要。如1873年船政局向基隆民窑订购煤炭5万吨，但全年开采量总共只有34736吨，还要供应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用煤需要，船政局所得“尚不足船政局所需的三分之一”。

1868年，福建船政局派煤铁监工都逢（法国人）去台湾，调查基隆煤矿的储藏和开采情况，并提出了用近代机器和运输工具采煤的报告。1874年，日本以台湾土人误杀漂流至台湾的琉球人为借口，悍然出兵侵台。清廷急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通商事务。为筹措海防经费，解决福建船政局燃料来源问题，沈葆桢主张加快开发台湾煤矿。1874年，沈葆桢在给清廷的奏章《台煤减税片》中就指出了开采台煤的好处，“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他主张降低台煤出口税率，鼓励台煤扩大生产，理由是“为船舶所必需，是以惠商”。又提出将基隆煤矿改为官办，采用机器开采，提高产量。《清史稿·食货志》载：“是年（1874年），海防议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上允其准，命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时台湾为福建一府）试办。”从此台湾煤矿业生产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开采方式的束缚，走上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近代化道路。

获得清廷同意后，沈葆桢即着手筹办，决定先延聘外籍技师来台勘察指导。经过一番周折，1875年春夏之交，终于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介绍雇请来一位英国采矿师翟萨。翟萨等人经过全面勘察，认定鸡笼老寮坑（八斗子）一带煤质坚美，煤层较厚，运送方便，开采价值最大。沈葆桢于是决定在此建设煤矿，委派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为首任矿务督办，同时委派翟萨赴英国购买机器和招聘洋匠，以加快设厂勘采进度。1875年10月，沈葆桢奉调北上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沈葆桢离台之前，煤矿开采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官营的基隆煤矿在八斗子正式开办，在英国采矿师的协助下，采用直井机械开凿出第一口矿井，人称“清国井”。 1877年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基隆煤矿建成，同年8月开始出煤，每天出煤约30－40吨，产量逐年扩大，至1881年全年产量达5.4万吨。最多时采矿工人约有1000人。当时，还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来运送煤炭。

基隆煤矿创办后，其所出产的煤炭主要供应马尾福建船政局，并且成为福建船政局及其轮船用煤的主要来源。基隆煤矿生产的煤炭还部分投入市场，满足民用企业的需要，甚至外销，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基隆煤矿业之开采历史为全台最早，且其煤炭产量在清代、日据时期、台湾光复后至20世纪50年代，均冠于全台湾各地区，是基隆乃至于台湾地区相当重要的产业。基隆煤矿的开发促进了基隆港市的发展，不仅奠定了早期基隆港市街区地域商业活动得以繁荣之产业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塑造了基隆市特有的山城煤矿之文化风格。至今基隆煤矿第一口矿井“清国井”的遗址尚存，有三口井，一为通风井，一为主井，一为四方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