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闽东与台湾的人员往来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闽东地区与台湾历史上的“五缘”关系，至今仍鲜为人知。据清光绪年间编撰的《台湾通志》记载，清代闽东地区赴台有姓名可考之第一人，并非人们所普遍认知的甘国宝，而是霞浦人高斌，且高斌还为康熙统一台湾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关高斌之史事，《台湾通志》记载云：

高斌，字之荐，霞浦人。以把总从提督万正色攻郑氏于金门、厦门，皆下之。康熙二十二年，从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攻澎湖，克之。二十六年，擢澎湖水师守备，二十九年，迁台湾游击，未至任卒。

另据《台湾通志》等记载，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前的反清斗争中，曾于福鼎县之秦屿、沙埕等地长期驻军，当地有许多人加入郑军。可以推断，这些加入郑军的闽东人中，肯定有善于水战且英勇者，参与了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只是无具体姓名与具体史载可考而已。

此后赴台之闽东人，据《台湾通志》记载，一为福鼎人李进得，一为霞浦人陈逢时。李进得原任台湾镇标中营千总，后因维护和巩固清王朝对台统治有功，擢中军守备，摄台湾北路左营守。陈逢时曾充任水师，被提拔为把总，后亦随师赴台，为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对台统治屡立战功。

实际上，清代越洋渡海为守卫和治理台湾做出贡献却未留下姓名的闽东人不止成百上千。自康熙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即推行“班兵制”，从闽、粤两省军队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官兵，重新编组后分配到台湾各地驻防。时闽东地区驻军福宁镇，属福建水师提督节制的五镇之一，故该镇官兵皆在抽调之列。而福宁镇所辖之烽火门营，即驻守于现今霞浦县三沙镇一带的清军，因“其兵善于海战和海岛防御，故所拔戍台班兵均从烽火营中抽调”。据霞浦县文史工作者考证，时该营官兵多随带家眷，因被抽调戍台之官兵一去三年，飘洋过海，常生离死别，所以每遇班期，凡被抽调到名额者，则全家抱头痛哭，“营兵与家属数百人，哭声震野，令人心酸”。由此便在当地留下以“换班兵”来形容大的痛哭场面的习惯用语，时至今日，遇到多人恸哭，就有人说：“莫非换班兵耶？”也因此之故，这些戍台的闽东籍班兵，还在台北地区留下了与故乡地名相同的“三沙湾”、“狮球岭”等延用至今的地名。

至于清代赴闽东之有名可考的台湾人，据连横的《台湾通史》记载，最早者为凤山县的施世榜。施世榜，字文标，为康熙三十六年拔贡，曾任寿宁县教谕，后授兵马司副指挥 。其回台后，曾捐金修凤邑文庙，置田千亩充海东书院膏火，还集流民开东螺之野，并筑八堡圳以资灌溉，颇受当地台民爱戴。另据王必昌《台湾县志》记载，台湾府治（即时台湾县）人陈逸，字豫疾，为岁贡生，于雍正三年，选任福安县训导。陈逸在台湾时曾分修台湾府志和诸罗县志。又据谢金銮所修撰《台湾县志》记载，台湾府治人刘应熊聪敏嗜学，成童即补举子员，且屡试优等，于乾隆丁未年“以挑选二等为屏南教谕”。刘应熊在屏南任职三年，因当地学宫营简陋等，便掏俸钱为之“置祭器，葺祠宇，修官廨”，致当地“学风蔚起”。“壬子秋，其徒有周生者登贤书，士人德焉”。综上史载，这一时期赴闽东之台湾人，多为封建知识分子，他们为当时闽东的教育事业与文化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值得后人铭记。

据古田县文史工作者考证，继明朝天启年间有台湾零星香客到古田临水宫祖庙朝拜陈靖姑之后，清代到古田朝拜陈靖姑的台湾香客，也陆陆续续。可见，当时的闽东虽为穷乡僻壤，但两岸隔不断的“五缘”关系，闽东与台湾的人员往来就更加频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