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教授福州探书始末

王国良教授，是我所认识的东吴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位教授——尽管现在王教授已经离开东吴，去了台北大学任教，但他仍然是东吴的兼任教授，每周一都来上研究所的课。

认识王教授，当回溯到1997年秋天。这年秋天，我应邀参加在东海大学召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王国良也是与会教授之一。王教授主攻汉魏六朝小说，成绩卓著，在海内外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会后，大家由台中回到台北，大陆学者在台北活动了两天，最想看的自然是故宫博物院。记得从博物院出来，王教授邀请大家顺便到东吴大学看看。从博物院到东吴，步行只要15分钟。东吴校门口的路旁停着一长溜的摩托车，挤挤挨挨。王教授时为东吴的中文系主任，我们在爱徒楼参观了中文系狭小的办公室，他又领着大家去看图书馆。图书馆整洁干净，安宁舒适，图书存藏有序，给参观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的12月，我再次东来参加魏晋南北朝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出版社老板彭正雄是一位学者，他也与会，彭先生邀我们几个人到他的书店看看，并说，出版社和书店是自己开的，你们要什么书，尽管挑走好了，不要客气。我们两三个人还是不太好意思，我挑了几本，其中就有王教授的汉代小说研究的著作。

记得十六七岁的时候，读过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首诗，大意是说，每个人都坐在各自的生命驿车上，年轻的时候，希望车夫把车赶得快一些，恨不得往前直冲；中年的时候，坐在车上昏昏欲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觉；等到稍稍清醒，无意间发现车夫原来是这么莽撞，无论怎么喊叫，车子的速度还是飞快。和王教授别后，忙忙碌碌，无所事事，莽撞而且飞快地过了七八年。大前年夏天，一位同事参加一个古代小说的学术会议，给我捎来王教授所托的小纸条。王教授知道我这几年分心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希望协助他查找近代闽籍藏书家龚易图的大通楼藏书目和龚氏著作。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东吴，去了台北大学，主持该校文献学研究所的工作。大约过了半年多，有个晚上，陈庆浩教授从法国巴黎来电，陈教授和我的名字一字之差，他说是同宗同族，确定无疑，由于研究的领域有些接近，在某些场合按姓氏排名之时，也是一前一后，特别亲切。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陈教授居然说王国良教授这时就在他的身旁。我又和王教授说了些话，原来，他去巴黎看书了。王教授还说，他正在申请一个龚易图书目研究的课题，希望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能提供帮助。我说责无旁贷，并期盼王教授早日来闽。

2007年元月初，和王教授来往了多通的邮件，都是来闽看书的事。28日下午，王教授到了福州，开始了为期十天的访学读书活动。常常有人问我，王教授此行做什么课题，我说做的是龚易图大通楼藏书目。我看他们瞪大眼睛的表情，就知道龚易图是何许人，他们并不知道。我说，龚氏的藏书楼原址在西湖宾馆东门滨湖处，他们才找到话题说，原来在这么好的地方。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龚易图和龚氏藏书，是绝无干系的，但对居住在省城的文化人来说，似乎不应忘记这位近代拥有数万卷珍贵图书的藏书家。清朝乾嘉年间，朴学家闽县陈寿祺说“闽人不善为名”，这话当然是在特定场合上说的，但是，像龚易图这样的藏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竟然将其遗落，我和王教授都觉得有欠公允。王教授以为，福建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文学家和藏书家，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所做的研究，就是推动，就是让更多的人能逐渐了解。王教授对我说：“你近年来做的一些文献的书，如《赌棋山庄稿本》、《魏秀仁杂著》，还有《徐熥集》，我在台湾都看到了，而且买了。”我说，“这么快呀？《徐熥集》才刚刚出版。”他说，“台湾有不少学者很关注文献。”经他一说，我也记起了一件事，不久前东吴大学有一位研究所的同学，说他的论文做的是谢章铤，寄信让我替他代购一套《赌棋山庄稿本》。我对王教授说，“你现在兼做图书文献了？”他说，“你不也是兼做了吗？”彼此会心一笑。

从第二天开始，我陪王教授出入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两馆的特藏部，得到省馆谢馆长、林主任，师大馆方馆长、郑主任的帮助。从住所到省图交通不是很便捷，师大文学院的王汉民教授有时还开车相送，张家壮老师也协助做了不少事。在看书期间，不期在省馆见到我的学生林虹、蔡莹涓、刘建萍，他们也来查阅资料，颇为欣慰。王教授祖籍闽南，2月1日（周四），我陪他去了厦门，次日我先回榕。周六、周日图书馆闭馆，他又独自去了漳州和泉州。王教授的日程安排周密，他计划去厦、漳、泉，台北大学三位研究所的同学从台湾赶来和他会合。研究所的同学有一位做砖雕研究的，一位做道教宗教信仰研究的，我们到厦门市同安区，得到区金门同胞联谊会和文化馆的帮助，他们为研究所的同学实地考察提供了不少的方便。王教授和他的学生到漳州、泉州，也分别得到漳州师范学院、泉州师范学院同仁的热情款待。

2月8日上午，王教授在省图又看了半天书。查书的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午后，我开车带王教授看了三个地方。龚易图大通楼遗址是不能不看的。遗址到底还“遗”了些什么，因为没有见过原址，不好评论，参考龚氏后裔编写的一本小册子，大概可以推断，池塘还在，一些奇石还在，也可能还有一些树木之类。不过，从大体的方位，的确可以想见当年大通楼之盛及龚氏藏书楼之大概。王教授此行，或许多多少少增加了一点感性认识，他还拍了些照，以做资料之用。

第二处看的是福州城南螺洲的陈宝琛藏书五楼。藏书楼的重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尚未开馆，差一点吃闭门羹。五座楼的样子都出来了，只是空荡荡的，楼可罗雀。日后，人们来到藏书楼，能看些什么呢？看重新修缮的楼房？还是图片、复制过的照片？前年6月下旬，我带学生来此，当时还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大门紧锁。当时没有办法呀，只好翻墙，身子刚刚上墙，不好，来人了！心想这一下狼狈了。没想到那人过来是告诉我们，那里有一张木梯可以用，你们徒手翻墙好危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看门人（他也没有钥匙），如此地“为虎作伥”。他说，他是当地人，有人来参观陈宝琛的藏书楼，他都很高兴，就是来看的人太少了。藏书楼中只有沧趣楼灵光独存，其余四座或余残垣，或剩断壁，即使沧趣也已成危楼，踏在木板上，嘎吱嘎吱响，木梯摇摇晃晃，到处是尘埃灰土。这次与王教授一道来参观，与上次的体味全然不同。我心里想，既然陈宝琛现在被尊为福建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何不让陈氏五楼交由师范大学管理（或共管），把陈宝琛从前捐给协和大学的书搬些过来，在此重建一个陈宝琛图书室，不就多少有点名符其实了？有宾客来访，带他们到此一游，不也更可以看出一个学府的传统和积淀？书生之见，百虑或许尚有一得，可说不定呢。

“螺女江空一派秋，白沙如雪合江流。旗山更在沙痕外，一叶渔舟几点鸥。”这是清朝乾隆间许遇《家山杂忆》组诗中的一首。我们到螺洲已近残腊，但与当年许氏所咏秋景亦相去不远。螺女江，又简称螺江，是闽江的一段，此地因晋朝有一个美丽动人的“螺女”传说而名螺洲，为此这段江流也称螺女江或螺江。螺女江水量丰沛，急速地从藏书五楼前向东流去。螺洲、螺女江之外，还有螺女庙。问了不下五六位当地居民和学生，都是摇头说不知，或没听说过。后来经一长者指点，我们才小心地把车子开进沿江深巷，深巷逼仄，仅容一车。最后连一车也不能通行，只好弃车徒步。大概是离庙已经不远，村民大都知道其址。一直走到巷道的尽头，其地只有一些老旧的房子，驳杂的树木，不过，左顾右盼，仍然见不到庙宇的真容。片刻间，从堤岸外走过来一位妇女，手上还提了一个篮子，像是从江边洗菜回来的样子。这位妇女指着我们身后三五米的房屋说，那就是了。回身一看，哪像是庙呵，破屋一座，也无牌匾，也无庙号。木门锁着，又让人犯愁。妇女又说，钥匙就在她家。她很热情，很快就取了钥匙，打开木门，拉了开关，如果没有电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庙很小，大约只有十四五平方米，有供桌、香案，供桌背后的墙上是整幅的壁画。一个大田螺，螺上升浮着一个年轻貌美、脸色善良温和的女子，这就是螺女，或叫田螺姑娘了。田螺和螺女的上方和左右两侧，画着幔帐一类的装饰。应当承认，壁画比较粗糙，可能是年岁较久，色彩也不很鲜艳，因此也就显得特别古质、纯朴。王教授很高兴，说，教了一辈子《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也知道故事发生在侯官，就是没有到过。今天终于到了，见了，回去可以把拍的照片给学生们看，让他们分享。在回去的路上，王教授还告诉我：在询问刚才那位妇女之前，已经看到她在江边洗田螺了，个个田螺都挺大的，她洗得很专注，当时不敢贸然跟她说话，怕她觉得突然，吃惊而出意外（落水）。怎么这样巧，来看螺女庙，又见到有妇女在螺女江洗大田螺。巧合归巧合，但似乎可以推断的是，螺女庙附近的田螺确实较多又较大。这也算是这次来螺洲的一个意外惊喜吧！

次日一大早，王教授仍然经由香港，返回台北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参加铭传大学校庆也来到台北，并且到台北大学文献学研究所拜访了王教授。台北大学办学的时间不长，文献学研究所更是刚刚组建不久，所里没有多少图书，王教授就把自己的藏书搬一些过来，他说，家里书太多，堆不下了，可能有两万多册吧，搬一部分到学校，别人可以用，我自己也可以用。话题又回到龚易图的藏书和藏书目录来，他说，论文还没写好。他还说，正在准备材料，金门技术学院下周请他过去讲一次金门文献。

9月中旬，我重到台北，在东吴刚刚教了几堂课，王教授就来电说，要过中秋了，一起吃吃饭，到时来接你。中秋前一晚，王教授果然把我接到永康街吃了中秋饭，同时还送了月饼。王教授说，论文写得差不多了。过了几天，他在电话中谈了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论点：乌石山房藏书与大通楼藏书虽然都是龚氏的藏书之处，但却是不相混同的两处藏书，说乌石山房藏书就是大通楼藏书，或说大通楼藏书就是乌石山房藏书，是不对的；乌石山房藏书目与大通楼藏书目，当然也是两个不同系统的藏书目录，也各不相混。我说，请把文稿发过来，让我先睹为快。王教授发来论文，题目叫《晚清龚易图藏书探析——以〈乌石山房简明书目〉〈大通楼藏书目录簿〉为主的考察》，仔细阅读一过，觉得论文内容翔实，材料丰富，论证充分，解决了多年来学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论文还对郑振铎先生的手抄本《大通楼藏书目录簿》作了研究，王教授在福州查书，非常认真地将郑氏抄本与福建省图书馆藏原本作了比勘，不仅发现郑氏抄本的数处错简，而且对郑氏本的夺、倒、衍、误、讹一一作了订正。关于乌石山房图书流传到台湾的问题，王教授在论文中也作了交代，虽然这一部分不一定是王教授的发现，王教授所做的工作还是比前人更推进一步。龚氏“乌石山房”藏书精品3.4万册，已于1929年让售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这些图书至今仍旧安然无恙，成为台湾大学图书馆庋藏古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经手这些图书的是这所大学文学部的日本学人神田喜一郎（1897-1984）和他的助手前嶋信次（1903-1983），书款是16400美金。关于这批图书如何流入台湾，龚氏后裔编的《忆福州三山旧馆》（2000年春印）记载可能有所出入。

笔者这篇札记，无意详细推介这篇论文。我只想说说自己的两点感想。其一，王教授撰写这篇论文可谓勤矣，从酝酿到大体成篇（王教授称为初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他还特地从台湾飞往福州查了十来天的书，实地考察大通楼的遗址。至于台湾大学图书馆、东吴大学图书馆，特别是东吴，他不知跑了多少趟。王教授是老东吴了，他还告诉我，东吴图书馆一周七天，只有星期天上午休息，其他时间都是开放的。他就是常常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来查书的，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上个星期六，他还来过，而且有所收获。可见严谨的科学研究多么不易，写一篇好一点的文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二，龚易图过世于1893年，至今110多年，人事沧桑，龚氏的十万卷珍藏的图书不绝如缕，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图书一大部分被保存下来了，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图书已化私为公，分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图书馆，这对两岸的学者来说，都是一种福分。王国良教授说：“也许世人除了关心龚易图藏书的来龙去脉之外，更应把精神用在两家图书馆所庋藏龚氏原有珍善典籍上，开发其精彩内容，进行更多深入的探索，方是学术界之福。”我本人非常赞赏王教授的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