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5 15:32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吕良弼

 

《闽台文化大辞典》答客问

吕良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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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文化大辞典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在福州联合举行《闽台文化大辞典》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后,这部辞典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友人来访,我们的话题便从这里开始。

客:编辞典是挺麻烦的事,费时、费力、费钱,还不一定能编好。而且,闽台文化研究在福建早已是显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论文、专著也算是汗牛充栋了。为什么还要编这部《闽台文化大辞典》?

答:编辞典确实是麻烦事。正因为这样,我们很慎重。开始时,进行过一些调研,一是把已出的文化类辞典摸个底,二是了解一些高校、学术单位是否有编此类辞书的计划。如果发现有人计划编这类辞书,我们肯定打消这个念头。

在有了初步设想后,又开了两场咨询座谈会。是否编一部闽台文化辞典?到会专家学者的意见空前一致。

你想想,如果没把编这部辞典的必要性、可行性都想明白了,我们敢下这个决心吗?

确实如你所说,闽台文化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单就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来说,1991年成立后,就出了多部论文集和学术专著。这些研究当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回头想想,研究成果多半在学术圈内循环,而且星散各处,社会上许多人想多了解一些闽台文化方面的知识,要找些文章、专著,并不方便。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学术走出学术圈?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有机会再慢慢聊。但就这件事来说,我们眼下可以做的工作,就是在我省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以工具书的形式,分门别类,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系统整理闽台文化知识,做成一部辞书,这样,应该可以方便大家的检索、查阅,也可提供一些线索,省去大量找资料的工夫。

客: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做的实事。特别是当前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正在竭力“去中国化”,为“法理台独”制造“理论”。这部辞典的问世,现实意义就更加突显了。

但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现在是网络时代,动个指头,就能“云”信息。带个手机,就是外出旅游,也可以随时“百度”。花工夫查辞典的人,应该少多了。

答:是的,这是信息社会、网络时代,也是“文化快餐”时代。纸质工具书检索再便捷,也快不过“指头信息”。

不过话说回来,辞典的特点是什么?是“典”。“典”通常被指为常道、准则、典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标准当然很高,我们只能作为追求的目标。我觉得辞典的“典”,最基本的要求,是提供的知识信息,应该是可靠的,是客观、真实、准确的,有最大的共识性。而网络信息,特点是快捷、多元,至于哪个是准确的信息,得靠自己辨别。

我们可以试一试。你“云”一下“冰心出生地”,答案几秒钟就出现。有“福州长乐横岭村”、“福州三坊七巷杨桥东路17号谢家大宅”、“福州乌山北麓隆普营”,还有“山东烟台”、“北京东城区中剪子巷33号(原14号)”,等等。到底哪个才是出生地?

网络提供多种信息供参考,不帮你选择。辞典就不能这样,需要尽可能给出客观、准确的信息,不能把祖籍地(长乐横岭村)和曾经的故居(如杨桥路17号等地)混同出生地。只有福州城内乌山下的隆普营才是她的出生地。

客:这个比较,很有说服力了。再试试别的问题?

答:你到过鼓浪屿,这个旅游胜地名声很大,但我要是问你,它的面积多大?你去“云”吧,网上说法不一。

我住在鼓浪屿的时候,说的是1.77平方千米,省地方志里的《旅游志》就这么写的。后来这个数字从1.78平方千米、1.83平方千米、1.87平方千米,到1.91平方千米,都出现过。其中,有官网的,也有正式出版的书里的。

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根据。鼓浪屿面积会发生一点小变化,比如内厝澳那块垃圾填埋场,三丘田新建的码头,等等,怎么测量,也会不同。辞典应该采用哪个数据?

我们的原则,一是官方正式公布的,二是最新的。所以,最后确定采用鼓浪屿列入世遗时公布的数字:本岛面积为1.88平方千米。这在目前,应该是最权威的了。

当然,辞典并不排斥信息的多元。某些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尽可能做到异说并存,但必须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譬如,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发现的左镇人化石,其年代一般认为是距今3万到2万年,属我国晚期智人化石。但现在用新的手段测定,发现其年代并没那么久远。在学术共识形成前,辞典在“左镇人”条里加了一句话:关于左镇人头骨测定年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审定。

这就是辞典和网络信息的区别,也是为什么网络信息再发达,再便捷,都无法取代辞典这类工具书的原因。客观地说,二者各有所长。现在,多种大型辞书已有电子版,把二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是一种趋势。

客:我看这部辞典20卷目录,有地理、科学与技术、医药卫生与体育等等,突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显然,辞典采用“大文化”的概念。这支编撰队伍要组织起来,可是有相当的难度。你们花了多长时间?

答:20089月开始,包括其他繁杂的筹备工作,用了差不多9个月时间。其中,组织编撰队伍,花的时间最长。

困难不仅是涉及的专业面广,有几十个一、二级学科领域,而且许多人已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难以分身。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聘请到20卷全部撰稿和审稿的专家学者,一共460多人。

这支队伍,包括了我省老中青三代学者。年长的,如福建师大赵昭昞教授,是福建地理学界的前辈,担任地理卷的主编和撰稿,承担任务时已年逾古稀。不幸的是,赵老师在完成数十万字书稿后,因病离世,没能等到今天,亲眼见到辞典的出版。

客:听说编撰中,还有几位中途去世。

答:是的。这十年间,有厦大、师大等单位的六位参加编撰的专家学者以及一位辞典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先后因病谢世,都没能见到辞典的出版。

说起这支编撰队伍,有许多感人的事。譬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李国梁教授,约请他主编华侨华人卷时,我还有些担心,因为从他们南洋研究院里得知,他刚退下来,北京有个课题可能要请他做,经费诱人。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他打个电话,他在中山路商店里接到电话。我刚把话说完,他竟一口答应下来了。经费给多少?报酬怎么算?一句没多问。编撰中,他突发眼疾,病情严重,稍有不慎,一眼将失明。他本可以提出换人,但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仍然一边就医,一边在家人帮助下撰稿。

编辞典,是重活,也是细活,既麻烦,又低报酬。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一不为名,二不图利,而是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值得去做。我想,这也应该是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心声。

客:确实令人感动!

说这部辞典“十年磨一剑”,那这十年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答:2008年开始筹备到2018年出书,恰好是十年,所以说十年磨一剑。在我看来,这也是十年冷板凳。

当初并没想到编这部辞典要搞到十年,所以也没有一个十年的时间安排计划。实际上,有的时间可以安排,有的安排不了。

筹备工作可以安排,前面说过,大体上用了9个月时间,从20089月到20095月。撰稿工作也可以安排,从20096月到20153月。这阶段花了59个月时间,初稿838万字,反复修改,完稿时650万字。交稿以后到出版这段时间,就不是我们能安排的。因为有大量的审稿和修改工作,必须做到书稿完全达到出版标准,算下来,花了34个月时间。.

现在说起来,十年时间很长,但做的时候,每一天都觉得时间不够。最紧张的时候,双休日都加班。副总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林玉山是老辞书专家,有一阵子,连家也不回,晚上拿张席子,睡在办公桌上,周六才回家换洗衣服。我让他住到附近的“政协委员之家”,他说资料都在办公室,住这里工作方便。

客:所谓“十年磨一剑”,关键是那个“磨”字。编闽台文化辞典,比编闽文化辞典更磨人,不过,也更有特殊意义。问题是,辞典里怎样处理闽与台的关系?

答:这个话题有点大,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认为,闽台文化既是区域文化概念,也是文化关系概念。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无不如此。比较起来,闽台文化在当今更复杂些。从辞典编撰的角度上说,既可以把二者统在一个区域文化里编,也可以从文化关系上,以闽文化为主体,同时反映与福建相关联的这部分台湾文化。这是两种编撰策略,我们选择后者。这是何少川总主编确定的。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客:这样说来,编撰的另一个难点是,什么是与福建相关联的台湾文化?闽台文化的关联,历史悠久,错综复杂,根深蒂固,如何识别这种关联?

答:辨别文化关联,我们当时提出五个方面的具体意见,刊登在编纂简讯上,供大家参考。今天你提起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宏观方面,从文化的生成、发展、播迁和文化自身特性来探讨。

当然,这个说起来话长。如果简单点说,闽台文化的关联,核心是人的关联。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最基础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我们先从台湾主体居民说起。历史上福建和粤东向台湾连续不断的移民,形成台湾最初的移民社会。史家认为大约在1860年前后,台湾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福建移民(包括部分粤东移民)的后裔,成为台湾居民的主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并与厦门同属台厦道。1885年清政府下诏台湾建省,但明确“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刘铭传筹建台湾省时,即在一份奏折中说:“闽台本为一省,今虽分疆划界,仍须唇齿相依,方可以资臂助。”所以台湾建省后,与福建各方面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譬如科举考试,台湾不单独举行“乡试”,生员需要渡海到福建应试。

福建移民及其后裔构成台湾居民的主体,奠定了台湾文化的基质,形成闽台文化血缘。清政府统一后,加深了闽台关系,人员的往来更为密切,交往更加深入,对于闽台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给辞典写的前言里有一句话:“一部台湾移民开发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播迁史和发展史,闽与台的文化之缘由此形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客:事实证明,荷兰文化、日本文化以及西洋文化虽然在不同时期,对台湾文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改变不了民族文化基因。我想问的是,这种文化关联的表现应该是多方面的吧?

答:是多方面的。总体说来,汉晋以后,中原文化随着不断南迁的汉人入闽是一次大播迁,播迁的结果开启了闽越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进程,直至纳入汉文化版图的闽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福建和粤东移民的东渡,是第二次文化大播迁,结果是台湾文化的形成和繁衍,也是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播迁和繁衍。这就是闽台文化的“源”和“流”的关系。  

我们考察一下台湾社会乡族、宗教和民间信仰、民俗、戏曲,等等,都能看到无一不是根在大陆。就说我国360多个剧种中唯一诞生在台湾的歌仔戏,也是在漳州锦歌(闽南歌仔)、车鼓弄的基础上,融合台湾宜兰少数民族和客家音乐以及闽南民间一些阵头表演形式,才逐渐形成的。

客:编辞典是个技术活。能编书不一定就能编好辞典。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可能不少吧?

答:说得很对,遇到的问题确实不少。

譬如,辞条有几个要素,一个是定性定位。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有的不容易定。譬如,尹桂芳,定什么?定“演员”,还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定前者,好办。可是演员中,成就有高低,尹桂芳创造了尹派越剧艺术,如果只定位“演员”,是否恰当?但是,如果定为后者,又牵涉到其他著名演员如何定性的问题。这是两难的选择。梅兰芳创造了梅派京剧表演艺术,这是没有异议的,可是《辞海》里,梅兰芳的定性是“演员”,而不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开始时我觉得不好理解,后来我们遇到问题时,才理解为什么这样处理,显然辞典的定性以最大共识为妥,这不妨碍释文中对其成就的肯定。

关于辞典的规范,再举个例。在15193个辞条中,不少人或事,会分别出现在不同卷里,比如说“陈嘉庚”,华侨华人卷、教育卷里都会出现,各有侧重。这就需要互相参见,所以辞典有“参见条”、“互见条”。但是,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参而不见,或互相矛盾的问题。

你想想,要在几百万字里查这些问题容易吗?所以除了人工逐页查阅外,还得靠电脑检索来查。我们曾在商务印书馆的指导下,用电脑进行过173个专项检查。当然,这不只是查参见条问题。但即使这样,还是有漏查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花了不少时间。

说个一般人看起来是件小事的例子。附录《闽台关系纪事》,记1960617日的一件事,说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即将“访问”台湾发表文告,表示将向金门发射炮弹。历史卷里的“炮击金门”条则说:19606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这两处,一个说已经访问,一个说即将访问,时间是矛盾的。事实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当年的618日到19日“访问”台湾,福建前线解放军在他抵台前一天向金门开炮以示“欢迎”,离台当天开炮以示“欢送”。读者一般不会注意到历史卷和附录里这个只有一天的小误差,但在辞典里,这是不允许出现的。

再譬如,在不同卷里,会出现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但名称有的是“上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有的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浦城有个商代窑群遗址,但地点名称不一,有的是“猫耳弄山”,有的是“猫耳山”。上面说的这些,都不合“典”的要求。我们都在商务印书馆责编的帮助下,一一查证、修改。

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你知道,商务印书馆有一百二十一年的历史,号称“辞书王国”。但是,人们不一定知道“辞书王国”之称是怎么得来的。这十年,让我们明白了,有“辞书王国”的编辑,才有“辞书王国”的商务印书馆。编我们这部辞典的编辑之敬业,修养之高,业务之精,令人敬佩。对作者的热情、谦和与对书稿的严苛、较真,在他们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辞书王国”人的素质。

回头再说辞典的规范,我觉得不只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坚持客观、真实、准确的问题,这才是辞典的基本要求。不过,做起来很难,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客:辞典里的文字规范,应该也有特殊的要求吧?

:是有自己的要求。平常习惯写论文的人,在释文里,那些描述性的、修饰性的文字,会不自觉地出现,比如,说某历史人物“为官清白无瑕”,这就不是辞典的语言。辞典里也要戒用那些“全省首创”、“全国第一”、“世界著名”之类的夸饰词。

客:这部辞典有15个附录,前后都有彩色插页,为辞典增色不少。许多涉台文物彩照,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这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答:彩页里的照片有153幅。

说起这件事,要特别感谢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和省摄影家协会。省文物局为我们提供《福建省涉台文物名录》,作为辞典的附录。我们从中选了63处文物点拍成照片,作为彩页。之前,文物局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过带有彩图的《福建涉台文物名录》一书,其中的照片,都是有版权的,不便采用。所以我们另请省摄影家协会帮助,组织各地摄影家协会会员,按照开列的分布全省各地的文物点,重新拍摄。他们很敬业,一个文物点,都拍了好多张让我们挑选。

其实,要感谢的还有许多单位、部门。比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专门组织了一支19人的研究生队伍,承担大量台湾文化部分的撰稿。辞典的书名,想用严复的手书集字,三坊七巷的“严复翰墨馆”便从大量严复手迹中找出这些字,供我们挑选。

这些事还有很多,所以我们一再说,《闽台文化大辞典》是大协作的成果。这个大协作,既是我省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大协作,也是学术界跨领域、多学科的大协作,还是我省多机构、多部门的大协作。

台湾有十几位学者参与编撰工作,他们有的撰写词条,有的协助审稿或提供资料,给我们很大支持。

客:以前没有人编过闽台文化辞典。你们自己探路,摸索着走,真不容易。现在书出来了,该给自己放松了吧!

答:书出来了,当然高兴,但是说实话,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是摸索着走出来的。你知道摸索着走是什么感觉吗?过去看人家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觉得是套词,有些矫情。没想到这十年里,自己也慢慢生出这种感觉了。

既然是摸索着走出来的,免不了一脚深,一脚浅,跌跌撞撞,留下不少遗憾。不过我想,编辞典这个活,也许就是个会留遗憾的活。那个“典”,永远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借用岑参那句诗:“青云仍未达,白发欲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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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审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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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文化大辞典》首发式暨赠书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