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9 17:23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汪毅夫


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

汪毅夫

 


在古代汉语里,“傩”的常用义项为“驱逐疫鬼”。《周礼·占梦》“遂令始傩驱度”,《论语·乡党》“乡人傩”,《淮南子·时则训》“令国傩九门”和《后汉书·礼仪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所取均是“傩”的“驱逐疫鬼”之义。古文字学家段玉裁指出:“自假借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

傩文化是一个庞大的载体,简而言之,傩文化包括傩祭(傩仪)和傩的观念(“鬼无归则为厉”的设想、“驱鬼除疫”的信念等),以及傩面具、傩戏、傩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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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戏表演

福建和台湾在历史上先后经历过艰难的移民开发的阶段,台湾的开发主要是由福建的移民实现的。移民的处境及心境刺激了闽、台两地傩文化的发育,伴随着福建移民移居台湾则有福建傩文化移植台湾。

闽、台两地傩文化具有相近的内容和相同的特色,简而言之,闽、台两地的傩文化具有共同性。

本文拟就闽、台两地傩祭的相近情节来谈论和描述闽、台文化的共同性。

在述及台湾傩文化事象的著述中,常见有“闽省亦有之”之类的简短附言。如,丁绍仪《东瀛识略》有“福州诸郡亦兴出海,船与各物皆纸糊为之,象形而已,即普度亦弗如台”之语。

 

 

实际上,台湾的傩祭从正月闹厅、中元普度、夏秋出海、冬至饷耗到举无定期的日常孝孤,在福建无一不备、无一不相近似。

兹分述如下:

1.正月闹厅刘家谋《台湾竹枝词十首》②有诗句并注云:“闹厅节里池荷发(元旦至元宵,好事少年装束仙鹤狮马之类,踵门呼舞,以博赏赉,金鼓喧天,谓之闹厅)。”这是一则重要的记载,其可注意者有“装束”假面、“踵门呼舞”、“金鼓喧天”诸项。

刘家谋《台湾竹枝词》所记闹厅之俗,叶春及在《惠安政书》已有记录,其文略谓:

祭厉日,俱行傩礼。或十月不傩,移于腊月,谓之大傩。傩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编黄苇为长鞭,黄冠一人执之。择童子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帻执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鸣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若腊月大傩,黄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凶, 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硍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此乃古礼,虽孔子所不敢废也。

台湾的正月闹厅和福建的腊月祭厉,都保存了上古傩祭“执戈所盾”、“索室驱疫”的遗风。

2.中元普度中元据道教“三元”之说而来,俗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普度则语出佛教“慈航普度”之说,又有“超度众鬼”之意,所以也可以记为“普度”。

何竟山《台阳杂咏》有句并注云:“闽人佞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出海大傩刚仲夏,沿乡普度又初秋(普度,自七月初起至月尽止,设坛礼醮,搭台演剧,结彩张灯,铺设极盛。猪鱼鸡鸭等类,积如冈阜)。”丁绍仪《东瀛识略》亦记:台湾普度之盛“则以镇、道、府、厅、县衙署为最。大堂供神位,结彩张灯,罗陈图画、古董、香花务满”。吴子光《一肚皮集》则记:“届时,为首者斋戒起灯竺,高数寻,悬烛笼其上,光莹莹照彻四野。依庙为坛,施采结,四壁挂古人山水名迹几遍,旁置金鸭, 爇沉水香,氤氲满室,诸螺钿椅案,悉列缥瓷及占鼎彝玩,器甚洁净。”

上引诗文所记台湾中元普度之沿乡匝月而行、竖篙张灯、罗陈古董等,也是福建各地普度旧有的情节。《中华全国风俗志》录《闽人佞鬼风俗记》谓:“普度,每岁七月中元,城乡各集必举行一次。其经费则沿门募集。虽至贫者,亦必想尽方法,筹款以应命。……当举行普度时,搭一极大之彩台,台中列桌无数,陈设古董玲珑,及种种希奇之物,虽碗箸灯炉,亦必搜求古物之有价值者,其他可知矣”;同书并引《漳州府志》记:“以竹竿燃灯天际,连缀如星,谓之作中元”。

普度意在驱疫,是闽、台两地的“大傩”之一。闽台民间迄今尚有“普度不出钱,瘟病在眼前”的民谚流传,台湾民间甚至常将患病原因归为“没施舍”,“没施舍”竟成台湾方言里的常用语词。

3.夏秋出海出海”又称“送王爷船”、“送王船”、“王船祭”等,是闽、台两地“最重”的“大傩”。《中华全国风俗志》所录《闽人佞鬼风俗记》谓:“出海一事,较普度尤为重要。”丁绍仪《东瀛识略》亦记:“最重者,五月出海,七月普度。”

福建的“出海”之俗,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已有记录,略谓:闽俗“使巫作法,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清人施鸿保《闽杂记》亦谓:

出海,驱遣瘟疫也。福州俗,每年五六月中,各社醵钱扎竹为船,糊以五色绫纸,内设神座及仪从供具等,皆绫纸为之,工巧相尚,有费数十缗者,雇人舁之,鸣螺挝鼓,肩各庙神像前导至海边焚化。漳府、属亦有之,然亦皆绫纸所糊耳。唯厦门人别造真船,其中诸物,无一赝者,并不焚化,但浮海中,任其漂没,计一船所费,或途中人之产,付诸无用,殊可惜也。

《中华全国风俗志》所录《闽人佞鬼风俗记》则谓:

……以杉板制一船壳,糊以彩纸。船中陈设极伙,综言之,凡人世应用之物,无不备具。唯其物皆雏形之模型,若三寸之火腿,一寸之猪头,酒坛如鼻烟之壶,烟盘如火柴之齿,宁式之床大如翠鸟之笼,沐浴之盆大如印色之合,种种物器无不精巧而可爱。又有纸制男女仆婢二十余人,各司其事。有一婢一仆,专司鸦片烟者,一以通条刺烟枪之管,一以挖子扒烟斗之灰。其形状栩栩欲活,阅之令人绝倒。此船身长约二丈四尺,宽约四尺二寸,有帆有舵,有篷有锚。董其事者,预泊船于台中州之大桥下,同时坛董取木桶二,置于神前,顶礼膜拜至无量数,金鼓杂奏,僧道各念其经咒,遂取猪血、狗血、鸡血、牛血等血,暨腐败之肠,奥秽之布,种种恶物,杂投捅中。然后以神道签字之印条,封贴桶盖,必严必密。彼谓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于桶中,故其郑重如此。至于出海时,鼓乐前导,长爷、矮爷步行以从,列炬数十,照耀于前。挑桶者必用精壮之少年,绝迹飞行,速如驿马。道中如有人触着此桶者,此人必死于疫。故出海时,行人远观,无有一人敢逼近而观者。既至大桥下,置桶于船,时潮方涨足欲退,乃解缆令其随潮出海而去。

台湾的“出海”之俗传自福建。据台湾地方史志所记,台湾荷据时期已有福建沿海放流之“王爷船”漂流至于台湾海面,其后300年间又有“王爷船”多艘漂流泊于台湾海岸。《诸罗县志》记:

相传,昔有荷兰人,夜遇船于海洋,提为贼船,击炮攻击,往来闪烁。至天明,望见满船皆纸糊神像,众大骇,不数日疫死过半。

《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礼俗篇》记:

安平西北方之四草地方,于民国二年(1913)夏间,漂来一艘王船,村民大喜,起之祀于妈祖宫。

台湾“出海”的情节,也一如福建。《安平县杂记》记:

近海庄民有王爷醮。……先一日杀生,收杀五毒之血于木桶内,名曰千斤担。当择一好气运之人担出城外,与王船同时烧化。民人赠送品物、米包,名曰添载。是日出海,锣鼓喧天,甚闹。一年一次,取其逐疫之意也。

4.冬至饷耗闽、台两地有“冬至,粘贴汤圆于门上”之俗。《中华全国风俗志》卷4《福建二》记:“冬至,州人不相贺,舂米为圆铺之,乃粘门楹间。”清人郑大枢《台湾风物吟》有句并注云:“糯米为丸粘饷耗(冬至日,以糯米为丸……门扉器物,各粘一粒,谓之饷耗)。清人李友胥《台城竹枝词》亦有句云:“糯丸饷耗岁初添。”

糯刃饷耗,其意乃在施食饿鬼使不散瘟为厉。“饷”,同“飨”,以酒食供之也,《周礼》:“飨礼九献。”“耗”,空虚也,《太玄经·玄枵》:“鬼神耗荒,想之无方。”

5.日常孝孤孝孤”是闽、台两地民间日常祭祀“无祀孤魂”的祭典。逢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在门前或巷口摆设所谓“五味碗”以施舍四方孤魂野鬼,间或也焚烧或散发“纸钱”,这就叫“孝孤”(也叫“孝地基主”,台湾另有“孝好兄弟”、“孝有应公”、“孝大众爷”、“孝义民爷”、“孝大墓公”等名目)。“孝”,祭祀也,《逸周书·谥法解》:“协时肇享曰孝。”《诗·小雅》:“芬,孝祀。”《易》:“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孤”,孤魂野鬼,也叫无祀孤魂;五味碗,酸、苦、辛、咸、甘谓为五味,五味碗则五味调和之饭菜也,《周礼》:“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荀子》:“口好之五味。”孝孤(祭祀无祀孤魂)之意也在制止厉鬼散瘟,是同“大傩”相配合的日常傩祭。

 

 

中国古代的宗教祭祀大致可以分为祀神和禳鬼两类。祀神包括旱年求雨、秋成酬神之类,其仪式当谦恭有礼。刘家谋《海音诗》曾记台湾祀神仪式之“恭敬唯恐不及”的气氛:“通泉谁把堰渠开,旱魃如焚总可哀。百面麻旗千面鼓,五街簇簇戴青来(久早,乡村人皆入城,手执麻布旗,各书村名,首戴树叶,击鼓鸣钲,数步一拜,呼号之惨,闻者恻然)。”禳鬼之意主要在于驱逐瘟疫,所以称为傩祭,其仪式、面具、歌舞等应是蛮性十足、凶相毕露的,如《周礼》所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录而时难,以索室驱疫。”

然而,闽、台两地的傩祭,除“噪入家室”(腊月祭厉)和“踵门呼舞”(正月闹厅)尚存上古“索室驱疫”遗风外,中元普度、夏秋出海、冬至饷耗及日常孝孤都穿插有“礼”的情节甚或以“礼”为基调。

中元普度之竖篙张灯,其意盖在召唤四方孤魂前来进食,改驱鬼为招魂,这自然是一种礼遇。在台湾,又有“抢孤”的活动:搭高台名曰“孤棚”,上插招魂的“孤魂旗”并供酒食于其上,众人屏息列于台下,当“孤魂旗”飘扬有时,忽然一声锣响,众人一拥而上争夺台上旗帜和供品。据说此举意在趁孤魂野鬼饱食之际驱之逐之,以求合境平安。许南英《台湾竹枝词》有诗记其事云:“盂兰大会最闻名,鸡鸭豚鱼饭菜羹。一棒锣声初入耳,有人奋勇上孤棚。”吴子光《一肚皮集》亦记:“夜漏三鼓,焚冥帛送神。将彻,恶少年三五成群,奋臂夺神馂以去。稍拂之,则怒目视人,无敢撄其锋者,谓之抢孤。”抢孤一节,先礼而后兵,其中当然有“礼”的成分在。至于罗陈古董,用现代用语来说即文物书画展览。其用意也许在于用人的文明来镇服鬼的野蛮。这是闽、台傩祭中“化干戈为玉帛”的情节。

出海大傩则易驱逐为礼送。吴子光《一肚皮集》曾记出海大傩之“诸执事人等役唯谨,无敢哗失礼者”;台湾现代民俗学者黄文博在《瘟神传奇》一文中指出:出海大傩之主事者的人选、“王爷船”的用材、举行的日期等一律以问神(“掷答杯”)的方法来确定,“请王”、“开光”、“添载”、“火化”诸仪式悉谦恭有礼,如“火化”之时,“现场如同推骨牌一样,由内往外,大家纷纷下跪,注目有之,膜拜有之,磕头有之”。

冬至饷耗和日常孝孤,乃将冷遇变为优待。冬至是闽、台岁时节庆中的重要节日,闽、台两地迄今尚有“冬至不归没祖”、“冬节(冬至)大如年”、“冬朝大似年朝”等民谚流传。从岁时上说,周代以冬至日为岁首,《淮南子》一书中就有“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记载;从节气来说,二十四节气以冬至为始,《史记·律书》谓“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这是闽、台两地以冬至为重要节日的理由所在;“孝孤”一词则因孝孤祭典的日常性而成为闽、台方言里的常用语词(在闽、台方言里,“孝孤”常用作“吃”的代替词)。将冬至饷耗和日常孝孤联系起来看,施食无祀孤魂可谓优礼有加。

在闽、台两地的傩文化里,上古傩祭得到保存,也受到改造:改驱鬼为招魂、化干戈为玉帛、易驱逐为礼送、变冷遇为优待,经历了从刑到礼的改造,上古傩祭“执戈扬盾”、“索室驱疫”的模式不是闽、台傩祭的基本模式,“礼”的穿插和充弥才真正构成闽、台傩祭的特色。

从闽、台傩祭的情节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傩观念的变化:同情之精神、同化之信念的渗入以及与此相应的心理倾向上从仇到亲、从威到恩的变化;二是傩祭的改造、傩观念的变化具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我在本文引言中已经指出:福建和台湾在历史上先后经历过艰难的移民开发阶段,台湾的开发主要是由福建移民实现的。移民的处境和心境极大地刺激了闽、台傩文化的发育,伴随福建移民移居台湾则有福建傩文化移植台湾。就可视的情节而言,从祖居地来到客居地,移民面临的生命威胁同内在的生存要求首先就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傩文化缘冲突之力而盛;从福建来台湾,福建移民带动了福建傩文化的移植。何竟山《台阳杂咏》之“闽人佞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句记录的正是闽、台傩风特盛、傩祭相近的显见事实;从无形的观念上说,移民社会的历史影响还表现于傩观念的变化:

首先,是关于“鬼无归则为厉”的设想。按照“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的古老说法,人们相信散瘟的厉鬼是由死而无后者(《礼记》曾分厉鬼为“泰厉”、“公厉”和“族厉”。据孔颖达疏,“泰厉者,谓古帝王无后者也”,“公历者,谓古诸侯无后者也”,“族厉者,谓古大夫无后者也。族,众也,大夫众多,其鬼无后者众,故言族厉”。《礼记》未列“庶人无后者”,是由于“礼不下庶人”的原则)和凶死(病死、凶杀而死、溺死、冻饿而死等)组成的,这两类鬼魂无所归依,所以散瘟为厉。在移民社会里,移民中有许多单身移民,又有许多移民死于瘟疫、械斗等灾难。以台湾的移民社会为例,台湾移民中单身移民占了很高的比例。据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一书估计,单身移民中的游民即陈盛韶《问俗录》所谓“无田宅、无妻子、不士、不农、不工、不贾、不负载道路”,俗语指谓“罗汉脚”者,约占台湾移民社会人口的10%~30%;移民死于瘟疫的情况也很严重,清代将领施琅在《尽陈所见见疏》中说:“查自故明,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的二三万。……此数年不服彼处水土,病故及伤亡者五六千人。”另据史载,在1860年(台湾移民社会的下限)以前,台湾发生过35次大规模的械斗,伤亡惨重。死而无后的移民和死于瘟疫、械斗的移民虽然属于“厉鬼”,却受到整个移民社会的同情;人们称之为“好兄弟”、“义民爷”等并按时祭祀,在关于“厉鬼”的观念上发生了从仇到亲的移易。

其次,是关于“驱鬼除疫”的信念。在中国古代傩的观念里,人们相信散瘟的厉鬼是可以用巫法和武力加以驱赶、焚化和瘗埋的。闽、台傩祭从刑到礼的改造,“孝孤”祭典的“孝地基主”、“孝好兄弟”等名(“地基主”同“客居者”对举,指客居地旧有的孤魂;“好兄弟”则是“客居者”即移民中的死而无后者及瘟疫、械斗等灾难的死难者),以及中元普度人鬼共度的七月时光(闽台两地民间以七月初一为“开地门”或“开鬼门”,七月三十日为“关地门”或“关鬼门”。照此则七月是人鬼共度的月份),一一表现出以恩以情来同化“厉鬼”使不散瘟为厉、与人共处的信念,表现情感上从威到恩的转变。这种信念、这种转弯,同移民特有的寻求谅解的愿望是紧相联系的。在移民社会里,英勇的移民有战胜一切的威武气概,也有同客居地的所有生灵达成某种谅解的愿望。闽、台俗谚“千金起大厝,万金买好厝边”(按,“厝边”即邻居)、“得罪地头公,鸡鸭饲不活”,反映的正是肇基开业的气概和寻求谅解的愿望。

疫鬼”是傩文化的中心词,各种(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傩文化乃由对待“疫鬼”的态度而表现出各自的特色。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解释,“态度是对待任何的人,观念或者事物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包括认知、情感和行动三个成分”。闽、台傩文化在中国傩文化的水系里是一条支流,闽、台傩文化在对待疫鬼的态度上经历了认知上从仇到亲、情感上从威到恩、行动上从刑到礼的移易而表现出礼的特色。

(本文收入《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20年论文选集》,图片来源于网络)

 

 

注: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许慎《说文解字》,“傩”的本义为“行人节”,即行步有节度。

见《观海集》(1858年福州版)。

载台湾《联合报》1991年10月7至15日。

见《左传·昭公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