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鼻祖杨时造福于民及其现实意义
肖胜龙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一向被尊“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造福于民的惠政彰显了杨时的民本思想:爱民、恤民及惠民,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
一、杨时造福于民的故事
浏阳赈灾。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杨时任湖南潭州浏阳知县。绍圣四年(1097年)春至秋季,浏阳旱情十分严重。杨时积极组织赈灾,并同意灾民缓交赋庸调,等来年无灾时再交。湖南漕使胡师文以“不催积欠”为由弹劾杨时,哲宗皇帝看了此奏章,便下旨革去杨时浏阳县知县事之职,并令杨时留在浏阳催收积欠的赋庸调。
杨时在浏阳县任知县事。他了解到,有的官吏借官卖酒业,竟经营起风月场所,还美其名曰:“与民同乐”。杨时怒斥:“此最为害教”,“夫诱引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应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他表示只要自己在这里当县令,就决不允许此风在浏阳存在。他征得潭州府和湖南提刑司的同意,依法惩处经营风月场所的官吏,派人封闭风月馆,遣散妓女,浏阳百姓拍手称快。
杨时逝后,浏阳百姓建“名宦祠”(遗址在现浏阳文庙左侧)祭祀他。杨时在浏阳建归鸿阁、作《归鸿阁记》。杨时所建归鸿阁被列为浏阳旧八景。杨时位列浏阳有史记载名宦第一人。明嘉靖版《浏阳县志》载:“杨时知浏阳,有惠政,民思之。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
余杭护湖。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当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葬母余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杨时到实地察看,了解到修筑浚湖引水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使南湖灌溉农田面积减少五百余顷。杨时气愤地说:“蔡京为壮其母墓色,竟不顾百姓死活,欲耗国家巨资为己用。此事万万不可为。”因“先生格之”,蔡京放弃了为母亲首选的墓址,另择墓地。
杨时逝世后,余杭县父老为怀念他的爱民之德,建龟山书院。明朝成化年间,当地父老建“三贤祠”,祭祀主持建南湖的余杭县令陈浑、整修南湖的另一任余杭县令归晀和护南湖有功的杨时等三人,以昭告其功德。
萧山筑湖。宋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杨时赴越州府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任知县事。杨时根据当地父老意见,组织修建多任县令想办而未办成之事——筑湘湖。明万历《萧山县志·人物传》记载:“政和二年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其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今,至今民赖其利。祀名宦祠。”
萧山湘湖占地3万亩,灌溉九乡13多万亩农田,今已成杭州旅游名胜,是杭州的后花园。湖长约19里,宽1-6里不等,西南宽,东北窄,形似葫芦。杨时见湖景宛若潇湘,便取名“湘湖”。
宋政和四年夏,萧山又遇干旱。9乡农田由于得到湘湖的灌溉,萧山首年实现大旱大丰收。老百姓个个对杨时感恩戴德。杨时逝世后,县里的一些老者牵头,建祠祭供杨时。百姓户户厅堂挂起杨时画像,每逢初一、十五供奉他。
民谣唱:“民有天,湖不田,脱未信,视此年。”“西湖日出一只金元宝,湘湖日进一只金元宝。”
如今萧山区有“杨时路”。湘湖已成国家级4A旅游度假区。在61平方公里的湘湖水面上,“杨堤”、“德惠桥”、“道南桥”、“立雪桥”横跨湖面连接南北。在立雪桥附近湘湖北岸,屹立杨时昂首捋须目凝视湖区的大型石雕像。
今人有诗赞道:
“石砌塘堤百里长,田畴滋润稻花香。
今成名胜游人赞,浩淼湘湖惠九乡。”
谏止花石纲。杨时力谏废止花石纲腐败之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朱勔被任命为专为皇室提供珍奇玩物的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的主管。他借皇帝喜欢花石大做文章,在苏杭等地豪夺渔取百姓的奇花异石,然后用船从运河运往汴京,每10船为一组,称为一纲,这就是北宋“花石纲”的由来。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在金兵攻打汴京的危难关头,杨时上奏折,指出“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甚。……”。徽宗皇帝览此奏折,即准奏,下诏罪已,并撤销应奉局、造作局等机构。在杨时、李纲等一批忠义之臣的一再谏言下,行害二十多年的花石纲腐败之风终于被废止。
造福桑梓。杨时在他乡则魂牵家园,处平凡则求敦亲睦邻,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造福桑梓。晚年致仕在家,闽北曾连续爆发农民起义,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他对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为民请命,要求执政“蠲免常赋”“查访民隐”、“使一方之民更生”。杨时晚年多次恳请辞职。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上章告老,高宗皇帝准奏。皇上有旨:“杨某学行醇固,谏诤有声,请闭除职,累月恳辞,宜从其志,以励廉退。”
还乡时,皇帝按贯例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养天年。但杨时却推辞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两袖清风而回。
今人有诗赞道:
“常年游宦愧家乡,告老江东请免粮。
八闽山山无税赋,仁心博大在沧浪。”
二、杨时造福于民彰显民本思想
《宋史·杨时传》:“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杨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减轻人民负担。杨时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
杨时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他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荒。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杨时曾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记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孟子》),以德服人是仁政、王道,亦是后世儒家学者所极力倡导的政治哲学。两宋之际,统治者为所欲为,不顾民之生死,政治极为黑暗。倡导王道之仁政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儒者的责任。
宋代理学家中能做到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指道德)、文章(指诗文)四长的不多,杨时却能把“四者合而为一”,超过了在他以前的濂、洛、关三派的大师。后人多只知杨时是理学家之一,而不知他的其他三长。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李纲称赞:“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秀文章”。
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
杨时生前死后均受到世人的无比尊敬,甚至连盗匪也对他尊重三分,南宋建炎年间数万盗匪烧抢将乐,将乐县城民居皆被毁,唯独留杨时之居不敢犯。南宋乾道庚寅年又一次大批盗匪再犯将乐城,盗寇得知该房子是杨时的家时在他门上大写着:“此乃杨龟山先生之居也,不可毁”。
三、杨时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杨时的爱民,恤民,惠民的民本思想,注重以人为本。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切实为百姓做实事,谋福利,让百姓得实惠。大力倡导这种思想,对于今天各级领导干部实践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很有现实意义。
1.心无百姓莫为官
板桥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
杨时恤民爱民、关心民疾的“民本”思想,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多办顺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时刻牢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一点‘影’、留下一点‘声’、留下一点印象,就要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
2.干事要勇于担当
北宋晚期,朝廷内外交困,腐败成风。不少官员只看天子和上司的脸色行事,不敢直言朝政弊端,更不敢反对腐败,以求保身。杨时却不是这样,他以敢于抨击时弊、忠直谏言而称著朝野。
杨时上任萧山前,开筑湘湖的呼声就很高,如熙宁年间(1068-1077),县民殷庆曾奏请造湖,大观年间(1107-1110),又有县民奏请修筑湘湖。不过,湘湖的修筑虽然从全局来说是一个有利于生产、有利于萧山人民的大工程,是一件好事,但从局部来看,部分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湘湖的修筑而受到损害,故筑湖的阻力很大,以致前两次奏请都不了了之。
杨时是一个极有担当的人,尽管知道自己是补前任之缺,任期不会很长,尽管知道修筑湘湖困难极多,阻力极大,尽管知道自己年已六旬,从政的时日不多,但他了解到萧山人民迫切的筑湖要求后,仍然决定兴筑湘湖。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杨时勇于担当,启示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自觉肩负起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断砥砺前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在担当中奉献自我。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与“担当”自古以来就密不可分。“在其位,谋其职”,当官就是要有担当,肩负起岗位责任。在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随时面临着风险与挑战,但只要关乎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的领导干部都应当义无反顾,遇事不避难、不逃责,敢于担当,把风险与挑战打倒,将其堆砌为自己进步的阶梯。担起时代使命,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在新时代有所作为,真正把幸福带进千家万户。
3.修身立德养正气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杨时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朱熹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主要有去“胜心”,循天理;反身而诚;养平和之气;居敬与存疑。杨时说:“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二次全国人大会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出“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杨时道德修养观给予领导干部的修身启迪是:静以修德,清心静守、谨初善道;学以修德,“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坚定理想信念,理想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要心存敬畏,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修身立德养浩然正气。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