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23 23:37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林爱枝



李侗:朱熹的恩师

 

林爱枝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在深山老林中,就竖立起一座理论高峰——理学,从此山窟变理窟,盛名天下扬。共同垒积这座高峰的是被后人尊称为“延平四贤”的不朽学者: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都出生在宋时南剑州(治在今南平市延平区),都有师承关系:

杨时师从程颢、程颐,罗从彦成为杨时得意门生;李侗闻知罗从彦从学杨时得二程“不传之学”,立即投信表达了拜师的强烈愿望。心意至诚,学到后来。

朱熹拜李侗为师时,“田夫野老”般的李侗已61岁,年长朱熹37岁。师生忘年之交。可在以后授受10年中,二人平心而论,平肩而论。特别是当朱熹拜李侗为师时,朱熹已中进士,将赴同安从仕,不能时常师徒一室,互相切磋,相互交流。于是书信互递,答疑释惑成了这对老少师生授受学问的独特方式。

李侗逝世后,朱熹把他们师生论及的问题、往来的书信结集成册:《延平答问》而问世,给后世留存一份教学相长、理学建树的瑰宝。

最后,这“四贤”均从祀孔庙。用最传统也最极致的一句话:“叹为观止”去审视他们是恰到好处的。

他们都生长成就于闽山闽水,故而“理学”亦称“闽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建立功勋!闽人骄傲!闽地光华!


   

 

较之杨时、朱熹,李侗太鲜为人知了。

杨时因“程门立雪”传遍天下,成就了好于求教上进的佳话。

朱熹更广为人知,斥责他“存天理,灭人欲”的,说他道貌岸然,灭绝人性,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相悖,垢病甚多。他的理论建树、理学思想,以及《朱子家训》、许多教人为人处事之语录又使他受誉神州,乃至走出国门,为中华民族立论,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思想、文化瑰宝。

那么李侗呢?他是“南剑三先生”之一,是“延平四贤”之一。只因他与世故绝交40余年,除了给学生讲课,只一味默坐家中,世人甚是不知,业者亦知之甚少。李侗得知罗从彦从学杨时得“二程”“不传之学”,便慕名趋拜罗从彦为师,“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深得罗赞许。可见饱学之士,满腹经纶。

他甚至把老师“好静坐”都学到手,“退而屏居山野,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他弃科举,穷经谈道,不著作,不作文,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浑然一位“田夫野老”,人们到哪里去找这位对理学建树做出不凡贡献的“延平先生”?“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学者亦莫识之,是以进不获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

好在另有蹊径:他虽好静坐家中,但有门生进出,便得传扬。朱熹是他嫡传门生,从朱熹处谈李侗可能比较贴切。

朱熹在李侗61岁时,在赴同安任主簿途中到南平拜见李侗。朱熹把从“武夷三先生”处所学的佛老思想向李侗叙述了一番,颇为得意自己独得的学问。结果,李侗指出,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学问是不对的,应该向儒学道统方向走。他说:“只教看圣贤言语”,“去圣经中求义”,要朱熹不再沉迷禅道之中。

朱熹很用心,不断反复地思考老师的批评指点,开始认真阅读儒家经典,竟大有收获。他回忆说:“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禅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这就是有名的“逃禅归儒”之说。

在同安任上,经过一年多的读经、思索,朱熹终于归了儒学正道,还开始了与李侗书信问道。李侗回信叮嘱朱熹,要“于涵养处着力”,这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这样老师就开始要求学生,把做学问与提高自身素养结合起来,即所谓的“为己之学”。朱熹体会这句话说:“古之君子学以为己,非求人之知也。”这就帮助人们领会,理学家何以把“修身”看得如此之重了。

在朱熹从师十年间,师生两人切磋学问,为答学生之问,李侗给朱熹写了24封信,1万多字。李侗谢世,朱熹悲痛欲绝,恸哭在恩师灵前,撰写了祭文《李先生行状》,亲自祭奠,从祀孔子礼,开了从祀先例;又把李先生信件、平时的语录汇编成为四卷专集:《延平答问》,以示怀念,以表纪念。

这《延平答问》中分明体现了李侗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鲜明脉络,如朱熹所言:“其语论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

他的哲学思想,直接传承了“二程”之要旨,如赵师夏在《跋延平答问》中所言:“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成为程朱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逝后,宋淳祐,谥文靖;元至正赠“太师”,追封“越国公”;明万历,题孔庙从祀;清康熙御赐“静中气象”匾,悬于延平府道南祠。如此光亮耀眼,岂是默默不显!

 

教朱熹做何学问

 

青年朱熹十分勤奋好学,涉猎广泛,佛、道、儒无不在他的所学范围。24岁便当县主簿。所以,他去拜见李侗时,便海阔天空地大谈禅学。

当然,禅学有禅学文化,且自古以来,社会中的不同阶层都有人信仰之,都能做出自己的解释。依笔者之见,主要是看你用什么观点作指导,去看它,去解释它。

李侗听朱熹高谈阔论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都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这情景再现了自己当年欲拜罗从彦为师时的状态。想当年李侗去拜罗从彦为师时,自己亦如朱熹般高谈阔论了一番禅学,十分得意,说“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往以生心者,特相以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坋……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学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诸此,非自愚则欺也。……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

罗从彦以五首诗作批评了李侗,其中一首:“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十分坦诚,十分尖锐。此后,李侗跟随罗从彦,发挥自己“向道甚锐”的长处,颇为精进。亦如老师般静坐涵养,教授门徒。

朱熹的确涉猎广泛,如他在《朱子语类》中一段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又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李侗指点朱熹“细读经学”,去求儒家经典精义,还主张“默坐澄心”,用心体认儒学精义。

李侗交待朱熹“只看圣贤语言”。朱熹也就“且将圣贤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这样,朱熹研学问的方向明确了,自此,专心专攻儒学,求寻义理不辍。

朱熹很敬服老师,被李侗批评后,不断思考,深感“若有所得”,始知“其不我欺”。朱熹就去经典中求义,“始知此前诸人之误”。主簿任满后,正式拜李侗为师,专注于理学。

 

教朱熹怎样做学问

 

拜了李侗为师,朱熹常常随侍左右,以便早晚受师面授指教。

由此,朱熹愈发潜心地、专注地研读儒家经典。自感越读越有味,越读心里越亮堂,愉快的心情时有流露,比如诗作《春日》《观书有感》,不仅抒发了愉快的豁达的心境,还凝神结思,更为通透、更为开阔、立意更高。

朱熹多年师侗。后因公务和侍母,不能常在李侗身边,他们之间以不断的书信往来,师生两地书,解疑释惑,成了师徒授受的别样方式,使朱熹能够向理学高峰步步攀登。

李侗培养朱熹的几个特点:专攻术业。李侗把朱熹点拨到儒家正统途中,要朱熹熟读经典,深刻领会,做出学问。

朱熹尊从师教,只攻读儒家经典。

朱熹原本痴迷于佛老,他出入佛门,结交禅师,诵读禅经,就连参加科举考试也怀揣《大慧语录》并援用禅说。从外在看,很丰富,杂糅着儒家之“理”,道家之“无”,佛家之“空”,年轻的朱熹还为此狂热欣喜,志满意得。受到李侗纠正,尽管当时朱熹不大接受,尚有所疑,但还是不断思考,逐步“若有所得”,始知“其不我欺”,始知此前诸人之误。

在拜李侗为师之前,朱熹尚未有“专攻之术”。就在朱熹窝居西林院时,师徒朝夕相处,数月之久,是朱熹迎谒求教最好时期。朱熹这样回顾:“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他跟师尊讨论《周易》时就体会到了“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济事”。他还说:“每一见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

进入儒家典籍之后,他愈发专心研读,愈感有体会有收益,也不时地抒发出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诗,是哲理!是抒发开阔的心胸,是表达眼光之深远。

理学,已锲入他的心中、他的生命之中!

李侗除了为朱熹端正学习路子,引导深入钻研儒学外,还在学习要点、学习方法上予以指导。

“理一分殊”。这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哲学命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阐述,不同的侧重。但不管怎么不同,它都是理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是总的指导,总的世界观,看待人类世界、自然世界的总依据,是理学家们视为至高无上的一个“理”。尽管侧重有不同,或强调“理一”,或侧重“分殊”。这且由理论家们去争鸣。

静坐澄心,体认精义。这是李侗教给朱熹为学的功夫。这种办法,通俗地说,就是用心、专注、入心、入脑,而不是表面地认字,乃至于一目十行,那就流于浮浅了,事倍功半了。朱熹后来做了很好的总结:读书要做到三到:心、眼、口到。

 

李侗的独特贡献

 

谈论李侗对理学的贡献,笔者以为,他培养了理学宗师朱熹,就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他教朱熹做什么学问,怎样做学问,促使朱熹树立了高远的人生目标。李侗所追求的“内圣”“仁者”之道,成了朱熹终身的座右铭,要做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之人,一个“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人。故而终身实践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思想、道德、品格,并以“仁者”伦理观察、审视一切,并殷切期望所有人和事都能框在“理”之中,为人为事,特别是君者、臣者,都能按各自的“理”言行,臣民自然也会守其道德规矩,这种社会就能人人获益。

李侗恪守的理想性格、修身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熹。

由于李侗的教诲,朱熹在儒学道统上不停息地钻研、加工、丰富,达到了新儒学的高峰,成为继孔孟之后又一儒学带头人。因为朱熹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实感“四书”真正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正宗的文化思想。

本文原载于《走进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