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理学史”专论·
13. 南剑四先生(中)
三、罗从彦
(一)罗从彦的生平著述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原籍豫章(今江西南昌),自号豫章,学者称豫章先生。生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于世俗嗜好淡泊,官满便入罗浮山静坐。绍兴二年(1132)进士,授惠州博罗县主簿,在任二年而卒。南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赠太师邹国公,谥文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从祀府文庙, 在西庑司马光之下,胡安国之上。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皇帝赐御书祠额“奥学清节”。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罗从彦远祖罗周文由江西洪州豫章(今南昌)迁至今福建沙县,任县尉,是为罗氏入闽始祖。至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1),七世祖罗觉民由沙县迁至剑浦(今南平)县城。此后,十世祖罗世南(罗从彦祖父)定居于剑浦县溪南罗源里,从彦生于此。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罗从彦到沙县西郊洞天岩讲学9年,到外地拜师杨时等皆从此出发,他便以沙县为家,后来文献记载便谓其为沙县人。由上可知,谓罗从彦为沙县人或南平人均可。
罗从彦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体认,以及文化教育活动。
罗从彦的著述,主要有«遵尧录»«诗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台衡录»«议论要语»«春秋毛氏语解»«二程龟山语录»«豫章问答»«诗文集»等,多佚失,结辑为«罗豫章先生集»。林仟典点校的«豫章文集»,由沙县政协于2004年12月编印。此外,还有«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清毛念恃«罗豫章先生年谱»等。«罗从彦研究文集»(海风出版社,2007年)也可以参考。
(二)罗从彦与师徒杨时、李侗
罗从彦自幼聪明好学,10岁能诗,13岁从吴仪(字国华)学经学。后闻杨时得程氏之学,遂师事焉。据专家的研究,罗从彦师事杨时4次,(1)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杨时职事浏阳,被诬告,罢官返乡将乐,在含云寺讲学,罗从彦前往受教,时年29岁。(2)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杨时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任职,是年七月、八月,罗从彦前往受学,时年40岁。(3)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杨时赴浙江萧山任知县,罗从彦前往受学,时年41岁。(4)政和七年(1117),杨时在毗陵(今江苏常州、无锡、镇江一带)任提点均州明道观,罗从彦前往受学,时年46岁。
罗从彦在师事杨时过程中,曾直接到河南向程颐求教,验证杨时所教。有一次罗从彦问杨时«周易»上的问题,杨时讲了后,罗从彦有疑色,杨时便说:“以前我是听伊川(程颐)先生讲的,他讲得可透彻呢。”罗从彦便立即鬻田裹粮、筹够资费到河南洛阳拜程颐为师。他听程颐讲«周易»之后,说:“以前我听龟山先生的讲解也是这样。”回闽后,便专心向杨时问学,“尽得龟山不传之秘”。
罗从彦初听杨时讲学,即“惊汗浃背”,认为不向杨时问学,是虚度此生。因此,他在杨时门下非常努力学习,杨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杨时非常喜欢罗从彦,认为唯从彦可以言道。
罗从彦之学传授给李侗。李侗于24岁时拜罗从彦为师。李侗认为,罗从彦之学为程氏、龟山真传。他称颂罗从彦说: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惟明而修,行完而浩,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
“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是程颐对其兄程颢的评论。这里李侗加在罗从彦头上,可谓评价至高。这也是借此以抬高自己。接着,李侗强调,“愿受业于门下,以求安身之要”。李侗说:“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趋,无途辙之勾留.今之所受,无关键之能碍。”誓将孜孜于斯道,“死而后已”。
杨时、罗从彦、李侗被认为“南剑三先生”。他们是闽中早期理学的代表者,朱子学的先驱,是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的中间环节,在程朱理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上引朱熹所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历行任重诣极,惟仲素一人而已。”
(三)罗从彦以主静为宗
罗从彦跟二程、杨时一样,把理作为世界的本体。他反复强调:“天地之先也是理。”“有理而后有物。”这是他们一致的观点。罗从彦比较突出的观点是静中观(穷)理,以“主静为宗”。周敦颐以主静开宗,后来程颐,以及朱熹,为了与佛教禅学的主静区别开来,以“敬”易“静”,提出主敬。而罗从彦仍以主静为宗,这说明其学说有自己的特点。
罗从彦曾入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极天地万物之理”。他是通过静坐体验天理,而不是格物而穷理。
罗从彦的主静,主要是体验未发前之气象。他认为,“于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这就是心性修养要从喜怒哀乐未发、思虑未萌的本然状态开始下工夫。只要能于静中体认到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处事应事接物就会自然合理、中节.这就是程颢、杨时一系的“相传指决”。对此,清张伯行在«罗豫章文集序»中述说:
先生(按:指罗从彦)之学,传之者,李延平也。常教延平静中看喜一系的“相传指决”。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盖以寂然不动之中。
张伯行接着以“静本动用,心体理心”释罗从彦的未发说,是确切的。这种“静复见体”的工夫是逆觉体证之路,如以恻隐说仁等。
罗从彦的“以主静为宗”的修养工夫,是跟程颢、杨时一脉相承的。后来的李侗也以此教导朱熹,而朱熹始终未契入此逆觉体认之路。朱熹后来述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
这说明朱熹对逆觉体认之路不重视,未曾学进去,还提出批评,如谓“罗仲素(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胡安国),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按指教人静坐)恐终坐病,此说终是小偏”。
朱熹明确指出:
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仔细咀嚼伊川遗教,特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
朱熹曾谓:“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
(四)罗从彦的道德观
儒家的基本内涵是内圣外王,其纲目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是前提,否则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那么修身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四端(汉代又加了信,合之为五德)。这是做人必须具备的,否则就不是人。罗从彦述说:
仁义礼智,所以为立身之本,而缺一不可。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而无羞恶心则非人; 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李林甫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灵,无恻隐之心;阿附宦官,无羞恶之心;势利相倾,无辞让之心;上下雷同,无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则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谓之人? 宜乎有天宝之乱也。
这里罗从彦对孟子四端的解释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指名道姓,大胆而深刻.“掊克生灵”,即剥削民众,就是“无恻隐之心”;阿附宦官而谋私利,就是“无羞恶之心”;在势力和财利上伸手,就是“无辞让之心”;盲目信从在上者,就是“无是非之心”。而且四端缺一“则非人”,非人即是禽兽。这样,仁义礼智四端是“立身之本”,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标志。
鉴于当时金人欲灭宋之大势,在道德修养上,罗从彦特别强调“名节忠义”。他认为,“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不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不忠义,则不固宠以欺君”。他的“名节忠义”的具体化,就是他提出的“三热爱”,即爱君、爱国、爱民。他述说:
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母,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爱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君。”
“三热爱”的主旨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在当时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发出这样的呼吁是有特别意义的。
由此可见,罗从彦把道德教育看成是治国之先务,立国之根本。他又述道:
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
这就是说,只有教化才会有好士风,有好士风就会有好的社会风俗,而好的社会风俗就会社会安定太平。这样,全民一致抵御外敌,朝廷国家就能保存下来。
上述罗从彦的道德观,主要是指“立朝之士”,对他们提严格要求,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儒家“絜矩之道”的具体化。絜矩之道,是要求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人民就会跟着效法。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这就是说,给民做出榜样、模范,使之效法。在罗从彦看来,天下之治乱,在于君主之心,“君主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活”。他主张加强封建道德教育,他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
罗从彦反对佛道之学,他述说:
老氏之学,无情而已.大之诋訾尧舜,而其下流为申韩,不可不辨。┄┄佛氏之学,绝乎人伦,外乎世务,非尧舜孔子之道。
罗从彦对生死看得很淡,视生死去来如寒暑昼夜之移。
(五)罗从彦的遵尧论
罗从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遵尧”为出发点,尊崇国家君主。据记载:
著«遵尧录»,述祖宗以来宏规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下至元丰功臣之人,纷更宽度,贻患国家,撮要提纲,无非理(治)乱治安危之大。
所谓遵尧,就是以尧舜为帝王的最高典范。由此臣下对君主要有爱君之心,事君之礼,告君之道.这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是着眼于现实,针对当时的弊端,对君主做到爱、事、告。这表现出罗从彦对国事民瘼的关注,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罗从彦花了三年的时间精心撰写«遵尧录»,即从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是北宋最后之时,金兵步步进逼京城,徽、钦二帝则节节后退,屈膝投降,以致灭亡。罗从彦在«遵尧录»中所表达出的思想,与徽、钦二帝和蔡京、童贯等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如其述说:
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
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其有食也;所恃以为安者,以其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轲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知矣!
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者,以其举元凯,去四恶也。夫君子与小人,相为消长。虽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无小人;虽乱世,不能必天下无君子。惟能辨之,使各当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所守者也。故近君子、远小人,则为宜其职。忠佞杂处,小人在位,是为旷职矣! 天子而旷其职,则乱亡而已矣!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当易危为安、易乱为治之时,速则济,缓则不及。则其改之,所以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
罗从彦反复强调,做君主的必须按尧舜内圣外王之道治理天下。君主心正天下才正,修己才能爱民、安百姓.他强调,君主必须坚内以防奸。对于朝廷将要被金人灭亡,罗从彦劝君要树立信心。他认为君主要变危为安,变乱为治,从而保住天下。
罗从彦针对朝廷用人的弊端,向皇帝建议用人之策。他提出,用人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以德为尚,贪人才而不讲究其道德是不行的。他强调,“古之用人,以德器为先.才大而德不足,只为累耳”。此外,他主张全面考察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贤不可责备”。他特别反对对人才问题急功近利的做法。他述说:
善道以久而后立,人才以久而后成。故处之以燕闲之地,而宽之以岁月之期,俾专其业。俟其志定,则其仕也,不迁于利,不屈于欲。道之于民,天下被其泽矣。
罗从彦的原则是:“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这确是中国古代人才观的箴言。他还指出,用人要心存至公,善于与不同意见者合作共事。他述说: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恶人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以出乎众为心,则以其不大故也。惟大为能有容,善者共说之,不善者共改之,宜无彼己之异。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
在此前提下,罗从彦主张明君贤臣同心同德,君明臣忠,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向上发展。
上面讲的罗从彦正君心、用善人才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其仁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仁义兼隆。他述说:
仁义者,人主之术也。一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于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三代之主,仁义兼隆,所以享国至于长久。自汉以来,或得其偏,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夫仁可过也,义不过也。
此谓“仁可过,义不可过”,很有深意.这也是古人常说的刑德、赏罚并用。综观罗从彦的政治思想,是针对现实的弊端,而其改正的方法却多向后看,具有保守性,有些复古改制的味道。所以罗从彦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废,废法度则变乱之时起”。他述说: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性.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至于法度,则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孙世守,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
“德泽不可恃”,就是治国光行使仁政是不行的,必须德刑兼施才行。
四、李 侗
(一)李侗的生平著述
李侗,字愿中,号延平,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宋延平(今南平市)人。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卒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他一生没有做过官,但“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
图3G10 朱熹业师李侗
当时金兵入侵,他反对和议,主张抗金。他鼓励门人朱熹上书皇帝,进言教正时弊以利抗金。李侗心慕程氏道学,拜罗从彦为师,后屏居山田,谢绝世故40年,潜心«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他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并传于朱熹。他是朱熹的入室之师,因此自己更加闻名。
李侗出身于儒学家庭,其祖辈三代都是进士出身,任过朝廷文官,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正统儒家经典的教育。他自谓“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两终星纪,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
“先生”即罗从彦,这是其向罗求教。李侗一生不著书,没有著作,其言论和书信«延平语录»«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延平李先生答问后录»等,后人编辑为«延平文集»三卷,附二卷,清康熙间张伯行辑刊为«李延平集»四卷,列入正谊堂大型丛书刊行。此外,研究李侗还可以参考«宋史·道学传·李侗传»«宋元学案·豫章延平学案»、嘉靖«延平府志·李侗传»、赵师夏跋«延平答问»、朱熹«延平李先生行状»、清毛念恃«李延平年谱»等。
(二)李侗与“未发”
李侗的理学思想与杨时、罗从彦是一脉相承的.李侗说:“(天地)亦只是此理一贯”,“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只是此理;“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
李侗在给朱熹的信中述说:
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同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
李侗强调“理一分殊”,肯定儒家和佛、道等异端的不同,在于“理一分殊”之旨。李侗述说: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然者, 分殊也耳! 此其要也。
这是李侗的名言。李侗遵循孔子的下学(日用践履)上达(心性天理)的“内圣外王”之教,由具体到抽象,强调道德实践。朱熹述说:
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踏履自然纯熟。
李侗强调,“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求学不为别的,在于践道履圣贤之道德。他述说:
凡圣贤所圣,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现物表志者几希。
他主张以心治心,反对趋利而忘义。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李侗24岁,闻郡人罗从彦在杨时处得二程“不传之学”,便慕名而去拜罗从彦为师。此后,舍利禄而习二程理学。
他对罗从彦说:
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心者,特相与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坋,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踪义路有依倚处。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诸此。非自愚则欺也。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
李侗起初对佛学也有兴趣。师事罗从彦后,觉得找到了真正的“入道之门”,罗称赞他“向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
此后,李侗言论、行为以罗从彦为楷模。罗入罗浮山静坐,绝意仕进。李侗也不做官,“侗退入室中,亦静坐”。罗从彦“严毅清苦”,“于世之嗜好泊如”。李侗从游罗门深得赞许,“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他弃科举,穷经谈道,“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故上之人既莫如之,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之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李侗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
在罗从彦处,李侗“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李侗从老师那里学习了新儒学,思想逐渐成熟.李侗“忧时论事,感激动人。其语论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李侗死后,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700多年中,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先后数次赐谥号、追封爵、从祀祭。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从祀府文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御书匾额“静中气象”,悬于其祠门。
基于上述,杨、罗、李一脉相传的新儒学是宋学、新儒学之正宗,是内圣之学,其特点是于静中体会喜怒哀乐之“未发气象”。这是杨时从程颢那里学来的,上引程颢谓“吾道南矣”是符合实际的。«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有一种纯是理的精神本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了它,人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杨时述说: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 无人欲之私焉,发而中节矣! 发而中节,中固未尝亡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 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
在杨时看来,能做到了这一点,就是遵循了天理.这是“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是逆觉体证之路。杨时还就恻隐说仁,以“万物皆备于我”说仁之体,也是明显地本于程颢。罗从彦从学于杨时20多年,其真得力处,也是“静复以见体”的体证工夫.李侗也是如此。
他们把«中庸»之“未发”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李侗在信中对朱熹说:
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 往往不能无补也。
这是李侗要把“未发”之学传授给朱熹。朱熹在«答何叔京»中述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中庸»“未发”原意是不喜、不怒、不哀、不乐之时,看不出常人和圣人的区别,叫作“中”。而有了喜怒哀乐,就能分别出谁能事事中节,即符合于礼,叫作“和”。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却一脉相承地从本体论上理解,提出所谓“未发时作何气象”。这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他们认为喜怒哀乐是心之“已发”,是情;其“未发”,是性。性即理,理为世界的本体。因此,研究“未发”前做何气象,就是研究性,研究作为世界本体的理。由此,李侗认为“未发”前性中充满着理。人由于有物欲(即人欲)的干扰,不能以理制情时,其喜怒哀乐就不能“中节”。因此,人要能保持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就要接受理学教育,做到去欲明天理,就能达到最高尚的圣人境界。李侗述说:
«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导,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浑然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导。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
见得天下之“大本”,即心即性即理。依理而行是古今之人共同要走的路,即“达道”。这是由体验“未发”之前作何气象才能懂得的道理。因此,在李侗们看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李侗的结论是:
人与天,理一也。就是理上皆收摄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尔。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乱穷通,断非人力,惟当守吾之正而已。然而爱身明道修己俟时,则不可一日忘于心。此圣贤传心之要法。
某窃以为不然,今日之事,只为不曾于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 不共戴天正今日之第一义,举此不知其他,即弘上下之道而气正矣。外裔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也。┄┄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要,吾得而食诸也!
在李侗看来,“未发气象”就是天人合一境界。天人合一,就是«易经»上讲的,天仁生人、物,地厚载人、物,因此人亦要仁慈、敦厚。这叫作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道以合天德.达到了天人合一,人们都有了最崇高的道德品质,治国、御敌也就不难了。李侗是坚定的抗金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