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与世界文化遗产
——蔡尚思与武夷山
马照南
年青时期的蔡尚思
武夷山,奇秀甲东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形成了碧水丹峰、风光绝佳的美景,“水有三三胜,峰有六六奇”:九曲溪水秀丽蜿蜒,三十六峰风貌奇峭。被誉为兼有黄山之奇、桂林之秀、泰岱之雄,华岳之险、西湖之美。其自然风光、良好生态环境和保护工作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极大兴趣,赞不绝口。参评世界自然遗产很快获得通过。但专家们对武夷山是不是可以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意见出现分歧。此时,武夷山市认真补充资料,特别增加了朱子理学文化材料,其中有蔡尚思教授的一首诗: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蔡尚思教授的这首诗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专家们对朱子理学极为赞赏,有人直接寻问:朱熹就是朱子吗?得到肯定回答后,立即露出敬慕的神情:朱子伟大!朱子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通过这首诗,了解中国文化的文脉和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更深入地了解孔子与朱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也了解了泰山(泰山和曲阜也是双遗产)与武夷山的关系。专家们一致通过武夷山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首诗为武夷山评上世界文化遗产起了很大作用,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一
1905年11月10日,蔡尚思出生于福建德化县一个贫寒的家庭。7岁上私塾读朱子《四书集注》,稍长进入德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1—1925年在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今永春一中)读书。少年时,他听乡里人带着仰慕的神情说,“上四府(指建瓯、南平一带)是朱子过化之地”,因此萌生外出求学念头。青年蔡尚思尤喜吟诵韩愈诗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时刻等待走向广阔的天地。
1925年,蔡尚思20岁,机会来了!一天,他看到报上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消息,即决定以同等学历资格投考。面对父亲的阻挠、乡亲的劝说,蔡尚思回答:“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他只身负笈北上,虽因途中遭遇战事误了考期。但求知心切的蔡尚思并未灰心,他先后到孔教大学和北京大学自由听课,考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和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哲学。并相继拜访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师。
蔡尚思在北京拜的第一位老师是王国维。他拿着自己的文稿请教,王国维看后大加勉励:“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
他又以自己撰写的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求教于梁启超。梁启超也大加赞赏:“大稿留读,具见深思,更加覃思,当可成一家之言。”
受到鼓舞的蔡尚思先后拜师求学于享誉学界的陈垣、梅光羲、蔡元培、柳诒征等名家。他们都给他诸多指点和鼓励。受到赏识和指教,成为蔡尚思潜心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动力。25岁时,他即出版《三大思想之比观》等两部专著。甚获好评。
1927年,蔡尚思离开北京南下,先到南京,著《伦理革命》一书,提出“公人、同利、平权”三大宗旨。1929年秋,他到上海,任大夏大学讲师,编著《中国学术大纲》等书。次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常常和章太炎、李石岑等人讨论学问。蔡尚思治学以古典文学为基础,以史哲结合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深入研究。
蔡尚思时时醉心于书海。1934年,整整一年,几乎都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读书,每天达十六七个小时。馆长柳诒徵是学问渊博的国学大师,看到蔡尚思如此辛勤求学,赞叹不已,特批他住读于馆中,还感慨地说:“我当馆长已经十年,才遇到蔡君一人如此苦学。馆藏书籍九千多种,一万四千多部,他几乎全读了,真是闻所未闻!”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称赞蔡尚思:“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卷帙浩繁,非一日之功。”
蔡尚思自己统计,从1925年北上求学以来,在京、汉、沪、宁各大图书馆读的书在五万卷以上,还请人帮助抄写罕见史料,装满几箱,其中最丰富的是思想史料。这时,他在社会上已有名望。1935年秋,上海沪江大学聘请他办“文史特别讲座”,他决定就任,离开南京之前,柳诒徵为他题写一联:“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的纪念。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
1936年,蔡尚思31岁,这一年,他学术丰收,写下《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等著作。顾颉刚认为,蔡尚思的著作重于发掘资料,讲求方法,探讨原因,归结于实践。因此能够做到“其学也博,其思也懊,其辩也明,其行也笃”,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
蔡尚思还曾先后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常年住读,并将图书馆视为“太上研究院”。学界有个说法,若举当今中国古书的博学之人,首推何人?有人说“北钱南蔡”。“北钱”即是北京之钱钟书先生,“南蔡”便为上海的蔡尚思先生。
二
1929年蔡尚思开始教学生涯,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1952年起一直任复旦大学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蔡先生上课基本不用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到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讲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因为和其中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道,有很多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起来尤其生动。蔡尚思常常教导学生,“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他会开很多书目,要求研究生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迫使研究生一定要在图书馆里勤奋地啃书。蔡尚思古稀之年还带研究生,并就某个学术问题滔滔不绝地讲一个上午,讲得很生动,学生们也听得很入神。
蔡尚思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限于学业上。一位在蔡先生身边当过15年助手的副教授回忆说,一个寒冷的冬天,蔡先生去北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请他到北京帮忙。蔡先生在北京见到他的第一件事不是谈工作,而是径直把他拉到王府井大街,掏钱为他添置了御寒的衣帽。“你刚从上海来,在北京生活,这御寒的衣帽是最重要的。”一位研究生毕业后曾给蔡尚思当了三年助手,帮助蔡先生整理了一些文稿。“文稿出版后,蔡先生知道我家庭比较困难,特意把所有稿费都给了我。后来文稿再版,我已调离复旦,已近耄耋之年的蔡先生又步行20多分钟,亲自将再版的稿费送到我的家中。我知道,老人家是想来看看我过得好不好。”他说,“在我的心目中,蔡先生是影响我一生,让我永远尊敬的导师。”
作为史学和思想文化界泰斗,蔡尚思不仅教学、著述,同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史学会、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史、墨子、谭嗣同、蔡元培等学会及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顾问,孙中山研究学会等理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等。每一项任职,他都严肃认真。1988年,他参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不仅写下文章前头提到的小诗,还为研究中心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三
蔡尚思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多年勤奋铸成的等身著作,还有独立治学精神和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他是当代屈指可数的过百岁的教授之一,有人曾问蔡先生的养生之道,他的回答是:“一曰养心,二曰炼身”。
淡泊养心。蔡先生一生清苦,不沾烟酒不喝茶。去过他家里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这就是一位知名教授的住所:六十几平方米的屋子中挤住着蔡先生和儿子、儿媳、孙女好几口人。家具都很陈旧。对于名利,蔡尚思看得很淡。曾任历史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副校长,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蔡先生,在同事们的眼中“是最不会当官的人”。他长期任副校长,却从不用学校办公室的信封信纸、稿纸和邮票,全是自己掏钱买。“蔡先生当领导时没有任何待遇上的要求,退下来后,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他从不使用学校派给他的小车。”年逾九旬后,蔡尚思去上海图书馆,都是挤公交车,不愿麻烦学校为他派车。
坚持炼身。冷水浴,是蔡先生几十年的习惯。他每天按时浸泡在浴缸里,只露出个头,一动不动,在冷水中呆上几分钟甚至半小时,50多年天天如此。
“年龄有老学无老”。蔡尚思的一生,始终“以书为伴”、“以著述为乐”,97岁时还在笔耕不辍。在先生百岁寿辰之际,8卷410万字的《蔡尚思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全集收入他的全部学术专著及论文,这对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助益并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