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教育目的论、阶段论与方法论

方彦寿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子的教育思想，是与他的理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有着从政经历的教育家，朱子的教育思想又是和他的从政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朱子的理学思想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指导原则，而朱子的教育思想则是他的理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和落实。

朱子既是中华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传统儒学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从本质上来说，朱子理学是一种道德学说，因此，他的教育理论，实际上也就是道德教育理论。

朱子在各地从政期间，在官办学校和书院讲学以及教化民众，是他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一生，著述宏富，其代表性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小学》等，主要是作为传道授业的教材而编撰的。一部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则是他在各地讲学时，与弟子们答问的语录汇编，也是一部朱子言传身教的讲学实录。《朱文公文集》中，他为弟子答疑解惑的书信多达四百多通，内容广泛涉及传统儒学、朱子理学的各个层面。因此，对朱子这部分书信，既可看成是他推行“远程函授教育”的原始信札，也是研究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一、朱子的教育目的论

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对此，朱子继承了孔孟以来教育家的思想，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他认为，教学的目的，不是让人仅仅能写一手好文章，从而取得功名利禄，升官发财，而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一“内圣”之学，进入“圣贤之域”，进而达到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外王”之道的完美结合。这一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一方面，构成了朱子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架构；另一方面，也是其高扬理学教育思想的旗帜，以培养“可以平治天下”的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教育目的论的重要内容。

朱子有关教育目的方面的论述很多，择要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为己之学

所谓“为己之学”，指的是诚意正心、笃实践履的孔孟儒学。这个说法来自《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学”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身的道德，并学以致用，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而与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炫耀于人的“为人之学”判然有别。所以，朱子后来在讲学中，对他的弟子强调说“君子于学，只欲得于己；小人于学，只欲见知于人”。在《论语集注》中，他引用程颐的话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意思是，古代学者为了完善自我而学习，最终成为知名人物；今天学者为了成为知名人士而学习，最终丧失了自我。

朱子论教育的职能与目的时，特别重视孔子所说“为己之学”的意义。他认为，“为己之学”是以自我德性的涵养和完善为目的，因而必须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修德进业；而“为人之学”，学是为了粉饰自我，向别人炫耀，其实质是以“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为目的。所以，朱子以孔子“为己之学”的精神为自我修养的准则，不仅自己一生真诚地努力实践，也引导门下弟子以此为修德进业的目标。

（二）学贵立志

学贵立志，是朱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在 《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特别强调，此《揭示》的主要内容是“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这是教学目的论、方法论上的大问题。

朱子的学贵立志思想，有以下这么几层含义：

一是要明白什么是“志”。朱子将此解释为“心有所之”，“其心专一向这个道理上去。”意思是心有所向，行有所指。

二是明确为何要立志。因为“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得事”。他认为，立志是进德修业的内在动力，所以，学习者在修身、治学中，首先要树立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他说：“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又说：“志于学，是一面学，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则行之效也。”

三是不只是读书求学，“一切之事皆要立志”，其立足点在于如何为学，如何做人上。他在沧洲精舍《又谕学者》一文中，着重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勉励诸生要“贪道义而不要贪利禄，要作好人而不要作贵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因此，立志对每一位从学者而言，都是首要的、头等的大事。

四是如何立志，他要求学习者首先要立成圣成贤的大志，所谓“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他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就要超越普通人对欲望的追求，而进入理想的圣人人格境界。

五是须持志。朱子认为，立定志向后，还要持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

六是如何持志。朱子认为，必须“居敬以持之”。通过居敬，使此志“常存于事物之中”，“言也须敬，动也须敬，坐也须敬，顷刻去他不得。”朱子的“居敬以持之”这一思想，其弟子后来归纳为“居敬持志”，列为朱子读书六法之首。

（三）变化气质

朱子认为，人人都能成为圣贤，关键在于变化气质。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人先天都是善的，但降临人世之后，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气禀不同，世人往往被不正当的欲望所迷惑，追名逐利，因而失去了本性之善。 而儒学“圣贤千言万言，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即变化“气质之性”复归“天命之性”，去除欲望对人心的遮蔽而恢复其本善之性，变不善为善，就能成为圣贤，而引导和促成这种变化，就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和任务。

如何变化气质呢？朱子提出了“学以明理”“进德修业”“迁善改过”等一系列道德教育的原则或理念。他说：“为学之道无他，只是要理会得目前许多道理”，“为学无许多事，只是要持守心身，研究道理，分别得是非善恶”，“才明理后，气质自然变化，病痛都自不见了。”“迁善改过”见于《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将其和“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并列为“修身之要”，由此可知其重要性。“惩忿窒欲”出自《周易·损卦》；而与“迁善改过”前后相连，则出自北宋周敦颐的《通书·乾损益动第三十一》。意思是制止怒气，抑制欲望，改正过失而向善。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朱子将其发展为治学和修身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朱子理学中，格物致知不仅仅只是认识方法，同时也是道德修养的功夫和方法。朱子的格致论强调治学、修身要以格物为先，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就是到事物中去穷究它的道理。“即物穷理”之学，提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方法。朱子认为“格物”不仅是格自然之物，而且还应“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所谓致知，是指格物所得到的知识的扩充和道德的升华。这里所说的的“知”，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物性之知，也包括人际交往的德性之知。所以，格物致知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学习者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认识方法。格物、致知二者是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穷究了一事物之理（格物），心中也就求得了这事物的知（致知），致知须以格物为基础，格物以致知为目的，二者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二、朱子的教育阶段论

地朱子作为教育家，朱子被学者视为“我国古代第一个把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的人”。这个“统一”的过程，合起来看，实际上就构成了终身教育；分开来说，表现为教育阶段论的不同阶段；从施教对象来看，就形成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这样一种不同的环节，从而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教育链。朱子的教育理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理论上，体现为不同的道德教育阶段论。

（一）婴幼儿阶段——家庭启蒙教育

从理论上说，实施教育者最好是从事教育的专门人才，但由于人类现实的家庭婚姻制度，使家长不可避免地成为孩子的最早的启蒙老师。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儒学故事，是儒家学者重视童蒙教育，坚持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应该从幼儿抓起，应从家庭起步的一种体现。朱子本人，就幼承庭训，得家学之传。他曾自述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为己之学”，指的就是诚意正心、笃实践履的孔孟儒学。由此可知，幼时的家庭教育是朱子获得儒学思想启蒙的源头。

正因为有幼年习学的切身经历，使朱子成为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这一方面，他有理论，有实践，因而也最有成效。

在理论上，朱子继承了北宋理学家程颐提出的“养正于蒙，学之至善”的思想，认为德育应从“能食能言”的婴幼儿开始实施。

朱子认为，童蒙教育阶段是“作圣之基”，也是人的一生中知荣辱、养良知、培其根、固其本的最重要的阶段，其核心内容就是道德教育。他认为幼儿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又说：“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这就是朱子的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婴幼儿教育思想。用良好的、健康的教育方法和道德理念，使儿童从小就能构筑起一道知耻明辱、存善去恶的道德防线，来抵御外界各种不良思想的负面影响。 

（二）小学、大学阶段——学校教育

在经历了幼儿家庭教育阶段之后，人生就进入了学校教育的阶段。朱子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他认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又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

落实在教育实践中，朱子以儒学德育观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结合当时社会特点和需要，并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期望，以一位大学者的身份，亲自编纂了大量的适合少儿阅读的启蒙读物，如《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等。他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些光饰。”他强调，所谓“学，大抵只是分别个善恶而去就之尔。”“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

《小学》成书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此书原封面就名为《武夷精舍小学之书》，是专为童生编写和刊印的教材，是一部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启蒙读物。书中贯穿了程颐的“养正于蒙”、朱子的“作圣之基”的教育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的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方面的格言和故事，涵括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思想，以及传统的荣辱观教育等诸多方面。他希望将此“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以期达到“习与知长，化与心成”的目的。该书共六卷，分为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此书刊行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实行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 清代大儒张伯行说：“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

通常认为，朱子所创建的书院，均以招收“大学”阶段的生员为主，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但就在这两所著名的书院中，实际上也有招收童年弟子的实践。如魏应仲、吴浩、蔡杭、祝穆、祝癸、刘席、包恢等从学于朱子时，均为七、八岁的童年弟子。他在以接受成人教育为主的书院中开设“幼儿班”，实际上是将其“作圣之基”的理论付之实践的一种尝试。

十五岁以后，则是实施“大学”教育的时期。他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按朱子的观点，小学阶段是大学阶段的基础，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这些“事”，大学是穷究“事亲、事长”的这些“理”；“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以“涵养成就”为主，“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是以大学之道，特因小学已成之序，而以格物致知为始。”这就是朱子在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时，不提小学阶段的涵养而只从大学阶段的格物说起的原因。“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11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家长都能成为子女的良师，还有人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失去求学的机会，这就使许多人缺了小学阶段的“诚敬善端发见”即德育涵养这一课，故朱子慨叹“如今全失了小学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功夫”。（同上）即在大学阶段回过头来补小学阶段的德育课，这就是他在上文所说的“成亦难矣”的主要原因。

必须指出，《大学》并非只是人生“十五岁”入“大学”阶段以后的学习课本，而是人生必须终生服膺的道德学说。《大学》的“格物、致知”只是“大学之道”的起始，加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所谓“八目”才是完整的大学之道；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所谓三纲，则是大学之道的教育目的。明明德和止于至善都是从“明天理”的道德学说而言的，亲（朱子认为，应读为“新”）民，则是从受教对象而言。这里的“民”，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群众可能有所区别，但结合下文所说朱子的社会教化实践来看，肯定不是仅仅限于“十五岁”以后进入“大学”的这一部分“大学生”。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是封建社会终身教育的经典教科书之一。

（二）社会教化与终身教育

在坚持道德教育应从童蒙阶段开始的前提下，朱子还认为，道德教育同时也是终身教育。他把孔子的“行己有耻”的思想发展为“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的道德理念，并将此理念贯彻到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一系列实践中。

《小学》一书，本为少儿所编，因其中多为做人应终身遵循的道德理念，故在教学实践中，朱子往往也把它作为补习教材，让那些在书院中就读的“大学生”们学习。即便如辅广、陈淳这样一批出色的弟子，初入学时，朱子也曾对他们嘱咐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的样子。”表明朱子的教育阶段论只是按常情从人的年龄段来划分，而做人的道理、道德理念却必须贯彻人的终身，并不因人的长幼而改变。凡是缺课的，即便是来书院就读“大学”的生员和成年人，也必须请他补上！

在学习方法上，朱子根据老少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他说：“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对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应“无书不读”，博览群书，博观约取；对老年人来说，则应“择要用功”。做人的道理、道德理念必须贯彻人的终身，不分年龄段，这是“同”；而学习的方法则要因年龄的不同而改变，这是“异”，这是朱子教育阶段论的辨证法。

为匡救南宋社会世风日下的世道人心，朱子十分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并将其列为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认识还贯彻到他在各地从政时，表现为他在各地所推行的敦励风俗的条例和乡规民约等社会教化的一系列措施之中。

如在江西南康，在朱子一到任即颁布的榜文中，就有推行社会教化的“敦风俗”。他指出，南康自古“民俗号称淳厚”，“在昔既有，今岂无之？患在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故他希望“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文中出现的“师帅”一词，“师”是老师，“帅”是地方长官，将此二者合为一体，表明朱子将政府官员视为是成人终身教育和社会教化的理所当然的推行者，其一言一行，都应是民众效法的表率和良师。

至于如何敦励风俗，朱子主要着眼于挖掘南康的历史文化资源，表彰当地以忠孝节义道德风范闻名于后世的历史人物，以扭转当地百姓迷信佛教，子弟抛弃父母遁入空门的颓败民风。

将儒家典籍通俗化，用以敦励风俗，把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思想广泛播向民间，是朱子在南康军推行教化的的治绩之一。他对南康军穷家子弟多出家，弃父母于不顾，有悖人伦的风俗极为反感，特撰《示俗》一文，广为公示。要求百姓广泛诵读《孝经》，从而使儒家经典不再仅仅局限于书院、官学的课堂之内，而是广泛地、迅速地以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向民间传播，这在儒学传播史上，在古代终身教育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在浙东提举任上，朱子的主要任务是救荒。他将劝诫富户出钱出力与敦励民风结合起来，鼓励富户“心存怛恻，惠及乡闾，出力输财”，认为此举有助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

在漳州知府任上，面对“政由教化未明，风俗薄恶”的现实，为敦励民风，朱子“到郡，即颁礼教”，采取了约民以礼，政教并举，劝谕百姓，打击邪恶等一系列措施。

北宋陈襄的《劝谕文》是一篇著名的以振兴社会道德教育，美厚社会民风，复兴礼义之俗的政论短文。朱子对此文极为赞赏，略加改动数字，加上原文注解，并作跋语加以“揭示”，改题为《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张榜公示，晓谕民众，希望：“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三、朱子的教育方法论

     在教学内容上， 传统儒学都把“六经”作为教学的首要经典教材，而《四书》从北宋二程时才开始得到重视，但最早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部著作合称为《四书》，则创始于朱子。他在建阳、武夷两地书院，前后经数十年精力撰著的《四书集注》，结束了前人对此四部著作个别的、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研究局面，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崭新的四书经学体系。该书集中地表现了朱子的哲学思想和理学观点，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朱子将这部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说明他是把其哲学体系中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福建书院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引导学生能站在当时学术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四书之外，《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经”，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两宋理学诸子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和李侗等人的著作，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朱子在总结前辈教育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也有许多创新。 归纳起来，其主要方法有三：一是升堂讲学，表现为答疑解惑；二是个别辅导，表现为谆谆善诱，以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来开导学生，引导学生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等等；三是集体讨论，表现为相与讲贯，互相问疑。

   （一）升堂讲学

由于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传授、指导为辅，因此，升堂讲学只是根据情况偶尔为之。学生王过有在一段文字记载说，沧洲精舍每天的教学活动，例行的参拜孔圣，学生向先生请安之后，接着就是“或有请问”，如果有疑难问题，学生向老师求教。先生解说之后各自散去，继续自学功课。可见，先生升堂讲学是间而有之，不是每天都有的必修课。

朱熹在各地学校、书院均有升堂讲学，并留下部分讲义。比如在同安有《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白鹿洞书院有《白鹿书堂策问》；考亭沧洲有《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等。从内容来看，升堂讲学所授主要是为学之要，即涉及学习目的、方法等大的方面的问题，而较少具体的某部教材的枝节问题。如《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此为教学目的论、方法论上的大问题，是每一位学者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故非升堂讲授不足以凸现其重要性。《沧洲精舍谕学者》则向学生传授了书院教学最重要的方法——自学，以及自学的内容、要点。即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又谕学者》则着重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勉励诸生要贪道义而不要贪利禄，要作好人而不要作贵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因此，立志对每一位从学者而言，都是首要的、头等的大事。

从其方法来看，升堂讲学是以“答疑解惑”为主，而非满堂灌。先生根据学生所提疑难问题予以解答，如朱熹有一课《论语课会说》，就是朱熹根据学生在学习《论语》中所存在问题，集中起来加以解答，此即“会说”的意思，也就是升堂答疑解惑。

被朱熹称为“会说”的升堂讲学，主要是为避免官学“师之所讲，有不待弟子之问；而弟子之听于师，又非其心之所疑”的弊病。教与学之间缺乏交流，造成二者之间的脱节，教非所疑，疑非所释，故“圣人之绪言余旨所以不白于后世，而后世之风流习尚所以不及古人也”。因此，他在书院实行的“会说”制度，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要目的。他要求学生能“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同上） 这与他要求学生自学，先需熟读本文，后参以集注，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二）个别辅导

个别辅导是对学生各自不同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辅导。对学生而言，是问疑，对先生而论，则是答疑，这是朱熹在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在此，仅就朱熹在个别辅导中的几个特点作一番探讨。

一是谆谆善诱。

学生叶贺孙记朱熹在对一个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时，有“数日谆谆”的记载。黄榦撰《朱文公行状》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高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表明朱熹平日教导学生，谆谆善诱，孜孜不倦，以此开启学生的理解力、创造力。他经常以自身经历、体会劝诫学生，为学须专心。如：

后生家（闽北方言，年轻人）好著些工夫，子（仔）细看文字。某向来看《大学》，犹病于未子细，如今愈看，方见得精切。

意思是, 年轻人要下点工夫，认真仔细读书。我过去读《大学》，毛病就是不仔细，后来改正了这一毛病，才读得精切。

他还把自己早年学习《孟子》的体会告诉学生：“《孟子》若读得无统，也是费力。某（也就是我）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方知不可恁地读（不能这样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只有这样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所谓“无统”，即没有系统地读，仅逐字逐句地领会，这样就无法把握各段之间相互贯穿的文意。而通过系统地把握之后熟读精思，既可领略全书的精粹，又因之学得“作文之法”，可谓一举多得。朱熹把自己的体会传授给学生，就是要学生避免走类似的弯路。

二是善于以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作比来开导学生。

如他常以撑上水船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为学正如撑上水船，……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

说为学贵在坚持，不可间断，以自己手臂疼痛，需不停地按摩止痛来类比。如果时擦时停，就不能见效，这便是做学问的方法。比喻形象、生动，以至学生余正叔认为“擦臂之喻最有味”。

又如，阐明温故知新的道理，以农夫耕田为喻。他说：“子融、才卿是许多文字看过。今更巡一遍，所谓‘温故’”；“再巡一遍”，这样才能“见得分晓”。就是说，要想在学业上取得丰收，必须辛勤耕耘。

又以桔子和扫地比喻为学要精细。他的学生王过说：“先生教过为学不可粗浅，因以桔子譬云：‘皮内有肉，肉内有子，子内有仁。’（这里说的是层层深入之法）又云：‘譬如扫地，不可只扫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头背处，亦须扫著。’（这说的是读书为学不可浮在表面上，而必须向内下功夫）”

朱熹还善于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概念。如体用关系，假如从概念到概念,这个问题还真不容易说清，看看朱熹是怎么说的。“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是用。”耳为体，听为用，目为体，视为用，扇为体，摇为用，这样的比喻就将本不易理解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了。

又如他对学生讲解《大学》开篇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说“在明明德”等三句“是大纲，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内。下面‘知止’五句是说效验如此。上面是服药，下面是说药之效验。……服到日子满时，自然有效。”一个“服药”与“药效”的比喻，将大学三纲及其作用解说得明白无误且情趣盎然。从学于考亭的丹阳学子窦从周这样评价朱熹的讲学效果：“读《大学章句》《或问》，虽大义明白，然不似听先生之教亲切。”

三是引导学生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是为学的重要方法。在讲学中，朱熹曾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要善于使用这个方法。绍熙四年（1193），他对学生林学蒙说：“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谢上蔡、杨龟山都是程门弟子），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

要使用比较的方法，有一个积累的功夫，没有对历代儒学大师精辟见解的采集和吸收，比较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他又对学生说：平常和大家说做学问效果并不明显，但积累得多了，就会融会贯通。比如读《论语》《孟子》，须从头看，以正文为正，“却看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如何。”由浅入深，自然触类旁通。 

所谓“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就是历代儒家学者对经典的各自阐发。通过比较、鉴别，扬长避短，择善而从，这不仅是朱熹读书的重要方法，也是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比如他所撰写《孟子集解》，是取程颐、程颢及其学生众家之说而成，《论语精义》则取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诸家之说，他曾戏称此为中医学的著作“古今集验方”一样。但在“集”的过程中，何者为长？何者为短？这就有一个比较、鉴别的功夫。朱熹在治学中，善于使用此法，在讲学中，又将此法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能在读书、治学中注意加以运用，这就不仅限于传授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传授如何获取知识的方法了。

（三）集体讨论

集体讨论，是朱熹在教学中着力提倡的一个方法。其基本观点为，读书应以独处为主，问学则以群居有益。他说：“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有见于此，所以他提倡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但由于书院中每有诸生请问不切题，或问不到点子上，所以他又认为：

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与讲贯，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学问是要理会个甚么?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当质之朋友，同其商量。须有一人识得破者，已是讲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为力。……

学员中若有疑难，可以相互讨论，这是发挥书院群居的长处。若学员集体讨论不能解决，再来请教先生，学习效果则更为显著。这是朱熹对“群居有益”的基本认识。“索居独处”与“群居有益”看似矛盾，实际上体现了辩证的统一。索居与群居是生活的表象，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的结合才是书院求学之道的精神实质。

从沧洲精舍的教学实践看，集体讨论有时又与升堂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庆元三年（1197）,南城包扬等一批弟子第二次来考亭，“次日，先生亲下精舍，大会学者”，此为升堂讲学。传授的课程以朱熹辨析与陆九渊象山学派的不同，在于“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而展开，涉及到《论语》“兴观群怨”，以及张载的读书观等。接着，朱熹又阐述了他的仁学观点。最后，学生包扬等又围绕着以上所授的观点展开讨论。这一堂课，体现了导师升堂讲学与学员开展集体讨论相结合的特点。

以上所说的三种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往往有相互贯通之处，通常表现为导师传授与自学相结合，对重点、难点课程开课讲授，其余课程以自学为主，以此激发生员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表现为个别辅导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当生员在学习中遇到疑点、难点，朱子则采用个别辅导或集体讨论，从而达到互相启发、举一反三的目的。此外，还表现为理论学习与日常践履相结合。朱子主张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要求学生要把书本的知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反复体察涵养，认真运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都是通过他的教学实践来加以落实和传播的。他善于运用浅显的口语来阐述深刻的思想，善于运用生动活泼的事例来解说枯燥的理念，善于使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来引导学生理解抽象的学问，这是他创办书院教学取得成功的经验。这对今天的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来说，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本文原载于《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