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朱熹长泰行诗人析考
涂志伟 林晓峰
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冬之际，朱熹前往漳州长泰县一带按事，有感于闽南山水之美和仕宦人生，写了系列诗作。这些诗作的创作时间、数量及地点，唱诗对象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束景南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牧斋净稿》中《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诸诗，为朱熹此次往漳州龙溪、长泰按事所作，大致可见其行役踪迹。[1]”现行有关朱熹研究的不少文章也持大致相同看法。历代地方志书对朱熹诗的唱诗对象也出现多种不同记载，且任职等多有错谬。笔者经过详细分析考证后认为，青年朱熹这次外出，并没有到龙溪县，在长泰之行留下《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涉涧水作》四首诗。在长泰行之前一年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冬，朱熹在同安县写了《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2]朱熹记长泰县诗一共有五首，这些诗印证了朱熹受到闽南风物的影响，也流露出青年朱熹当时的心态和思想倾向。现阐述如下，以此就正于诸位方家，并与束景南先生商榷。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世称朱子，别称考亭、紫阳。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也是宋代著名诗人。据郭齐先生统计，现存的朱熹诗歌745篇，计1200多首。[3]幼年时，朱熹随父亲朱松在泉州晋江安海生活了3年。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24岁时的青年朱熹首次出任泉州同安主簿，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月离任后回到崇安五夫里。在闽南计四年四个月。朱熹20岁前后至闽南同安主簿任职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共写诗150余篇。朱熹的闽南诗歌创作题材众多，主要是山水游历诗、唱酬交游诗、咏物诗，也有一些禅诗和道诗。朱熹自编的诗集《牧斋净稿》收录了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诗作总计111篇155首。[4]其中，赴同安任前所作诗有49篇67首，同安任上所作诗计有62篇88首。
朱熹一生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吟咏闽南山水是朱熹在同安主簿期间诗作的重要内容。朱熹因公务奉檄行役，或因其他事访友问贤，寻幽览胜。朱熹足迹踏及泉州所属的同安、安溪、永春、德化、晋江、南安、惠安诸县；漳州所属的长泰、龙溪；兴化军所属的莆田等地。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5]。其诗体现了诗情与理趣的有机融合。朱熹用诗歌记录行役途中所见，或是描绘自然的山水草木，或是抒发登临游览燕集酬唱之兴，或是发挥对自然宇宙、时光流逝的感慨，或怀念亲友故交，或流露出关心民瘼、厌倦仕宦生活、向往佛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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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郭 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 年版，第176页。
[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5][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年，第334页。
一、朱熹二首面山亭诗作时间、地点、唱诗对象析考
长泰县面山亭朱熹先后作有两首诗，第一首诗为《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诗曰：“抗心尘境外，结宇临秋山。乘高一骋望，表里穷遐观。众崿互攒列，连冈莽萦环。阳崖烟景舒，阴壑悲风寒。碧草晚未凋，林薄已复丹。仙人吴门子，岁晚当来还。[1]”朱熹后来又作有《登面山亭》，诗曰：“新亭夙所闻，登眺遂兹日。极目但苍茫，前瞻如有失。烟鬟稍呈露，众岭方含郁。长欸天风来，云散空宇碧。”[2]《登面山亭》诗题下有注：“是日氛雾四塞，独见双髻峰。”可见，这二首诗写作时间都同在深秋时节，因面山亭新建，故登山临亭览景抒怀。当天天气并不太好，氛雾四塞，极目苍茫，可远眺双髻峰，并有所希冀。
在《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这首诗里，朱熹先写金元鼎乘高骋望之景，写出了面山亭周边的深秋雄浑景色：“众崿互攒列，连冈莽萦环。”良岗、董凤、鼓鸣、吴田、天柱、天成诸山攒列簇拥，连绵莽苍。向阳的山崖景致秀丽，背阴的深壑草木幽深，青草尚未枯凋，远林已经染红。诗人满眼青黄杂糅，心绪悲欣交替。
诗中的“抗心”一词，以及抗志、抗尘等，是朱熹喜欢使用的词语。“抗心”语出三国时期嵇康《幽愤》诗:“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为“竹林七贤”之一。旷达狂放，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拘，通晓文学、音乐，反对名教思想，崇尚老庄。诗中的“抗心尘境外”的“抗”字作“高尚”解，与“亢”相通。“抗心希古”意指以古人为己身的模范,高尚自己的心志。在这首诗之前，朱熹尚未到同安任职，他写诗《秋夕怀子厚二首》，其一：“雨歇林气爽，月华湛遥晖。斋居玩物变，廓落沧洲期。焚香散碧虚，抚节陈清诗。抗志属云端，非君谅谁知。”出现了“抗志”一词。这时，他向往的是焚香、碧虚、云端。不久，朱熹又作有《月夜述怀》，诗曰：“皓月出林表，照此秋床单。幽人起晤叹，桂香发窗间。高梧滴露鸣，散发天风寒。抗志绝尘氛，何不栖空山。”再次提到“抗志”一词。到同安主簿任上后，朱熹作《将理西斋》，诗曰：“欲理西斋居，厌兹尘境扰。发地得幽芳，斸石依寒筱。闲暇一题诗，怀冲独观眇。偶此惬高情，公门何日了。[3]”出现了“尘境”一词。这四首诗的写作时间都是秋天，表达的心境有所相同。因为“厌兹尘境扰”，故要“抗志绝尘氛”“抗心尘境外”。因为“抗志属云端”，所以发问“何不栖空山”。同样表达的是向往嵇康那样的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拘的心态。
中晚年时，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知军任职。朱熹任职二年间，写有《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佥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令尹约周君段君同游三峡过山房登折桂分韵赋诗得万字辄成十韵呈诸同游》，诗曰：“抗尘几何时，猿鹤共悲怨。岂知朱墨暇，乃适山水愿。兹晨秋令初，休沐谨邦宪。佳宾忽四来，英僚亦三劝。驾言北郭门，谢此旟隼建。散木山崔嵬，纵辔路修蔓。凭栏快倒峡，跻壑困脱挽。追攀林樾深，欢喜脚力健。登高眺远浦，众景争自献。何必仍丹丘，径欲凌九万。”[4]诗中的“抗尘”一词与上首长泰之行诗：“抗心”一词含义不同，这里的“抗尘”意指奔走尘世。宋王安石《上集贤相公启》：“为吏南州，抗尘末路。”指的是“抗尘走俗”。抗：举，引伸为表现。形容为了名利，到处奔走钻营。
《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这首诗的结句为“仙人吴门子，岁晚当来还。”吴门子是仙人，也是朱熹仰慕的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可能也是与同年金元鼎共勉。朱熹中晚年时作有《买船至演平拜建康刘公墓下遂入城假馆梅山堂感涕有作》诗，也提到了“尚与吴门子，归来故山巅”。两诗都是结句，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但下首诗怀念故友，心情悲怆，调子低沉。诗曰：“维舟新历口，步上秣陵阡。高丘忽嵯峨，宿草迷荒烟。拜起泪再滴，哀哉不能言。驱车且复东，借此虚堂眠。念昔堂中人，经营几何年。一旦舍之去，千秋不言还。露井益清渫，风林更修鲜。思公独不见，涕下如奔川。感慨西州门，怆悢山阳篇。晤叹日隐树，悲歌月当轩。堂堂忠孝心，终古谅弗谖。尚与吴门子，归来故山巅。”[5]
朱熹在第二首《登面山亭》诗中，则是实写，借景抒怀，随景心绪变化。先是看到的苍茫一片，之后“烟鬟稍呈露”。“烟鬟”指妇女的鬓发，这里指代的是双髻峰逐渐地显露出来。最后是寄托希冀“长欸天风来，云散空宇碧”。总体上，先后写面山亭的两首诗的思想倾向与青年朱熹在任同安主簿时的“出入佛老”、出仕与归隐间进退纠结的心态相吻合。即厌倦催讨赋税、课督劳役等官场生活，向往佛老的“清净无为”。
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到同安任主簿，初次入仕，青年朱熹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主簿之职是田亩赋税，作为儒者为官从政应该“担当作为”。这一年多时间里，他目睹百姓苦难，知晓政策之弊。但是他力行政经界而终不能行，为主减免经总制钱亦不得行，种种为百姓减免不当赋税的努力都落空。他还想在同安致力整顿吏治。绍兴二十三年（1153）十二月，朱熹奉檄按事安溪、永春，学习永春县令黄瑀“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他调和同安、南安两县地界纠纷，修筑应城山东山庙旁大堤。于是，他就想从兴教化入手，约民以礼，政教并举，主动兼主管县学事。朱熹在《述怀》诗中云：“夙尚本林壑，灌园无寸资。始怀经济策，复愧轩裳姿。效官刀笔间，朱墨手所持。谓言殚蹇劣，讵敢论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无施。幸蒙大夫贤，加惠宽棰苔。抚己实已优，于道岂所期。终当反初服，高揖与世辞。[6]”绍兴二十四年（1154）五月、六月间，朱熹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同安县学，并在县学为诸生开讲，同安学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当年七月，朱熹次子朱野出生，这为他带来愉悦心情。他还希望在同安所采取的为民措施取得成效。秋冬间，朱熹在“休暇曹事简”之际，有了长泰之行。
长泰面山亭在何处，金元鼎是何人，何地任何职，酬唱诗在何处？朱熹诗中说：“新亭夙所闻，登眺遂兹日。”可知面山亭虽是新建不久，但在邻县同安的朱熹早已有所闻，这应该是金元鼎在面山亭筑成后将唱诗所得寄给朱熹。从诗题上看，金元鼎为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的同科进士。束景南先生进行详细考证认为：“按，《牧斋净稿》中另有《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诗，作于绍兴二十三年秋冬间。……金元鼎绍兴中任长泰县令。朱熹行役至长泰，必当访金元鼎。《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云‘抗心尘境外，结宇临秋山’，可知金元鼎当是结屋双髻山傍，而面山亭亦其所筑（从此题有称‘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及诗有称“新亭”可知），此二诗乃朱熹来访与金元鼎共游所作。”[7]束景南先生这番考证结论有二：一是认为金元鼎在双髻山建面山亭，并结屋在此居住。二是由此认为朱熹来访长泰时与金元鼎共游双髻山、面山亭，并作诗酬唱。笔者认为，束景南先生这番考证结论不对。
首先，面山亭并不是建在双髻峰，而是在长泰县治南侧的登科山，在此可远眺到双髻峰。双髻峰，又名天成山，位于长泰县东南部，不远处即与同安县境交界。明嘉靖《长泰县志》卷一山川载：“双髻山，在县治东南五十里，两峰相对，如髻鬟然，故名曰双髻。”金元鼎为长泰县尉，日常办公居所在县衙公署，金元鼎不可能在远离县治东南五十里的双髻山建面山亭，并结屋在此居住。虽然北宋崇宁三年（1102）道人杨虔诚曾在双髻峰东面的天柱山建茅舍，据宋人曾循称，杨虔诚“由古溪吴峰登天柱，喜地之僻，不与世争，乐山之高，不与俗混，方芟茅棘，架山峰，而将老焉”。[8]但明代府县志并未记载双髻峰建有宇舍亭台。
其次，朱熹所作的两首面山亭诗是不同年份所作。如二诗是朱熹与金元鼎共游双髻山、面山亭所作，是一次共游或二次共游，则会使人误认为朱熹连续两年二次到长泰。其实，朱熹仅一次游长泰，否则朱熹也不必将第一首诗题标上寄题金元鼎。朱熹也并未与金元鼎在长泰共游双髻峰、面山亭。
明正德版《大明漳州府志》载“登科山，此县治案山也。其形如覆釜，出于圜阓之南。旧名竞秀，又更名来青。宋尉金鼎有诗”。[9]圜阓指市场、商场，指代县城繁华所在之内。这里明确指出宋长泰县尉是金鼎即金元鼎，有写描写登科山之诗。但这与该志中秩官志所载的长泰县尉是余鼎，有矛盾，是同一人或两人，语焉不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可能看到了其中矛盾之处，故删去“宋尉金鼎有诗”之句，因该志所载的县尉为余鼎，但是在无意中却把与朱熹有关联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删掉了。清乾隆庚申版《长泰县志》同此，也删去金鼎之句，但增加一句“上有仙人殿，后废。八景‘科山钟动’即此”。[10]
在乾隆《长泰县志》艺文志中载有明清多首描写登科山的诗。登科山常写成科山。登科山为今县气象台所在地，地貌已有很大改变。长泰县城垣修筑始于北宋。县治依山傍水，北靠罗侯山，南依登科山，面临龙津溪下游西畔，东望双髻峰、天成山。明永乐十三年（1415）任长泰县儒学教谕方定，作有《科山钟动》诗曰：“科山钟动韵清新，晚警宵行报早晨。月落乌啼天欲曙，几番惊动武安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任长泰知县的江西庐陵人萧廷宣有诗道：“科山高阁晓鸣钟,此日钟声杳不通。古殿神仙何处是,独遗形胜翼罗峰。”[11]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长泰知县的广东新会人黎兆鹏作有关登科山诗曰：“科山列案郁重重，深处云间锁梵宫。玄夜梦长谁觉晓，来僧禅定自鸣钟。梁冈启曙翔栖风，锦水澄光起卧龙。顾我羹墙廊庙想，敢忘待旦仰昭容。”清顺治九年（1652）登进士第长泰邑人叶先登有诗云：“山今名第一，寺毁钟不鸣。群寐谁呼觉，喔咿唱晓声。”[12]
可见，宋时长泰登科山就建有僧庙仙人殿，原每天暮昏晨晓鸣钟，声音洪亮，响彻县城，余音袅袅，成为长泰县城一景。至清初，仙人殿已毁，寺钟不再鸣了。但仍有书院、魁星阁、梅亭、寺庙等。
宋代，长泰庙学基本建筑格局已初步建立。据宋淳祐八年（1248）任长泰县令的赵与坦《长泰县儒学记》记载，长泰庙学宋初在登科山南面山脚。即现长泰县县医院到长泰县防疫站一带。《儒学记》载：“曩长泰有学，初创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逼不足为士子藏修之所，遂移其学于祥光寺之东偏。自绍兴杨公棫登第之后，未有续遗响者，士子病之。载谋欲迁焉，而未果。绍定癸巳（绍定六年，1233），（邑人县丞叶惟寅，以旧学不利）……闻之邑宰清源陈公纯仁，俞其请，白之于郡。朝谒夕报。”[13]杨棫进士登第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绍定六年癸巳（1233），长泰县令陈纯仁移县学到罗侯山麓县衙东侧，即今长泰宾馆现址。
据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载：“宋长泰县学，旧在县东南。绍兴癸丑，簿张牧建。”[14]绍兴癸丑即绍兴三年（1133）。清乾隆庚申版《长泰县志》则载：“儒学在治东。宋初，建在治西南登科山麓。绍兴三年，主簿张牧移治南祥光寺东。”在主簿张牧条下载：“张牧，绍兴中任，尝移建县儒学。”[15]这说明南宋绍兴三年或绍兴中，长泰主簿张牧建县学或移县学到登科山之旁祥光寺东面，即今现长泰一中附近。
但是，有关陆竑、张牧的任职职务、任职时间历志中却有不同记载，这牵涉到长泰县儒学的始建或移建时间。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龙溪县条县令载：“陆竑，以左承议郎来知。绍兴十七年（1147）六月到。”长泰县条载：历任“县令共有八十六人。见蔡元璋《题名记》洎黄孟永《续记》，多无事迹及到任年月”。该条在建炎年间之后载有“陆竑”之名。主簿载有“张牧，绍兴中任”。县尉载有“余鼎，绍兴中任”。[16]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则以表格形式登载“县令陆竑，绍兴中龙溪县令同名，疑调任。主簿，张牧，绍兴中人。余鼎，绍兴中任”。并把陆竑与张牧任职及任职时间标在同一横格中，说明同时在任。但该志在龙溪县令条又载：“陆竑，侯官人，（绍兴）十七年（1147），以左承议郎任。”[17]乾隆《长泰县志》把县令陆竑排在绍兴二年（1132）任县令的林丙之后，也同样记载“绍兴中任”；主簿张牧也同样记载“绍兴中任，尝移建县学”。[18]这三志都认为，主簿张牧与县令陆竑都是绍兴中，任职年间相同。但是，这与正德漳州府志所载的绍兴三年县主簿张牧建县学时间不合。清光绪《漳州府志》知县事条中，龙溪县部分载：“陆竑，侯官人，宣和三年（1121）释褐，以左议郎任。”长泰县部分也载：“陆竑，绍兴中，龙溪县令同名，疑调任。”在主簿条中载：“张牧，绍兴中任。”[19]陆竑任职时间出现了宣和三年（1121）或绍兴十七年（1147）调任龙溪县令二种说法。张牧任主簿出现绍兴三年（1133）或绍兴中（1147前）二种说法。按宋官制，陆竑任县令、张牧任主簿一般三年为期，故不可能任十多年。因此，造成了县学始建或移建时间的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熹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冬到长泰县时，县儒学已经移到登科山南面祥光寺东侧了。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前，县教谕参章在登科山东面建朱子祠，前堂名为“泰亨书院”。嘉靖四年（1525），推官黄直再次修缮，并题匾为“文公书院”。万历二十八年（1600），长泰县知县管橘重建后一座三间,前座依旧址重修，大门匾曰“紫阳遗迹”。状元祠于正德年间原建在登科山南，明万历间移建登科山之西。明时林秉汉等在登科山建馆舍，明天启初年,邑绅戴埙在山上修筑亭馆,并题匾为“第一山”。清初，长泰文人林廷擢作《登科山馆》（四首之一），诗云：“锦城烟火乐朝昏，槛外长溪带远村。移石都成渍海色，倩云为补斸山痕。新招墨菊悬钟罄，昔有红妆唱酒樽。嘉果四时香不尽，寒蛩唧唧赋秋园。”[20]清乾隆七年壬戌（1742），长泰知县令李永书修葺泰亨书院，匾曰“登科书院”。
如此看来，绍兴二十四年（1154）朱熹到邻县长泰县游历。因朱熹任同安主簿兼主管同安县学，到长泰县之后到登科山之南考察县儒学，而后登长泰第一山登科山，在山上放眼遥看双髻峰则顺理成章。从山上看去，宋代朱熹所看到的“众崿互攒列，连冈莽萦环”与明代诗人所描写的“科山列案郁重重”山景相同。因登科山上有仙人殿、梵宫、高阁、古殿、神仙等。因此朱熹在诗中发出“仙人吴门子，岁晚当来还”也就有了着落。后人也因此发出“古殿神仙何处是,独遗形胜翼罗峰”。故此，笔者认为朱熹诗中的“结宇临秋山”的面山亭应是建在登科山。如当时新建此亭、金元鼎如有“结宇”居住，也是合理的，金元鼎所写的诗即在此亭。朱熹登面山亭之诗就是登上登科山之作。但是长泰县志中并没有载此亭名，或者为面山之亭，或之后毁坏。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登科山条所载的“宋尉金鼎有诗”。该志同时在历官志长泰县条县尉中也载有“余鼎，绍兴中任”。[21]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长泰县部分则载“余鼎，绍兴中任”[22]。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版《漳州府志》、清乾隆庚申版《长泰县志》均同此记载，也均将正德版登科山条所载的“宋尉金鼎有诗”删去不表。[23]这就涉及宋尉金鼎与余鼎是同一人或不同人。金鼎与朱熹所寄题的金元鼎是否同人，金鼎任何职，是为县尉或任长泰县令等问题。
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所载：绍兴十八年（1148）王佐榜“第五甲第七十九人，金鼎，婺州金华县大云乡安期里”。“第七十九人，金鼎，字元鼎，小名张僧，小字周卿。年三十一，三月初八日生。外氏张偏侍下，第一。兄弟三人。二举。娶沈氏。曾祖文用，祖祥，父庆。本贯婺州金华县大云乡安期里。父为户。”[24]这里记载得很清楚，金鼎即金元鼎，但没有任职记载。我认为，“余鼎”在漳州府、县历志所载的乃系所抄笔误。这种笔误始于宋长泰建炎（宣和中）长泰县令蔡元璋所作的《厅壁题名记》，后嘉定四年（1211）县令黄孟永续记，但多无事迹及到任年月。据蔡元璋《历官题名记》载：“元璋备员于兹，乃乘簿牍之暇，博询故史，搜阅旧籍，得其名氏若而人，暨交承岁月，具载于厅壁间，庶几后之吏斯土者，得而续之。（此云有岁月，今俱无，又五十八人，今止五十三人，复逸其五）”又据黄孟永之兄于嘉定中所作的《续历官题名记》载：“谣蔡而下续书者又二十九人。而余弟孟永实踵前武。……旧龛以板，今蠹且刓。孟永欲续之，余惟壁记，非古也。（按此记，无年、月、事迹）”[25]于是历代历志相袭不核，造成谬误流传而不知也。
关于金鼎任职，清乾隆元年（1736），《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五选举三》载有浙江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王佐榜进士名录，载曰“金鼎，金华人，长泰令”。这明显有误载。与明代漳州府志、县志所载的长泰县历任县令、县尉名录都不同，历志均不载金鼎为县令。而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九十三也沿袭浙江通志这种说法，在知县事条载曰“金鼎，金华人，绍兴十八年进士。……俱绍兴间任。”“尉：余鼎。俱绍兴间任。”[26]所以清光绪《漳州府志》依据浙江通志、福建通志的说法，《漳州府志》对两种说法没有辨识查核，兼收并蓄，都记载下来，在长泰县知县条中载：“金鼎，浙江金华人。绍兴十八年进士。见浙志，选举。”而在县尉条中则载：“余鼎，绍兴中任。”[27] 这明显地变成了不同的两个人。显然，《重纂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是错上加错。束景南先生的考证也因此误认为：“据道光《福建通志》卷一百二十五、乾隆《浙江通志》卷九十三，金鼎绍兴中任长泰县令。”[28]束景南先生引用的来源有误，所以得出的结论也被误导。顺便一提，束景南先生引用福建、浙江两省通志的卷数有笔误，应是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十三、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如将上述《漳州府志》《长泰县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所载进行辨析，显然乾隆《浙江通志》、道光《福建通志》、光绪《漳州府志》所载均有误。金鼎即金元鼎，误写为余鼎，金鼎并不是长泰令，而是长泰县尉。
可见，朱熹第一首所题的面山亭诗应是收到金元鼎所作关于登科山面山亭诗后，作了和诗寄给金元鼎，时间应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冬之际，这时朱熹刚到任同安主簿短短的几个月，也可推知金元鼎上任长泰县尉时间早于朱熹，才有可能在长泰县治登科山新宇、新建面山亭。朱熹和的诗将金鼎称为金元鼎，这是因为在宋代，一般不直呼人的名，而称其字以示尊称。因朱熹此时在同安，并没有前往长泰。所以朱熹的和诗标示“寄题金元鼎”。而朱熹第二首诗《面山亭》应是在这之后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冬，故有“新亭夙所闻，登眺遂兹日”。但查不到金元鼎所唱之诗，金元鼎是否还在长泰任县尉，是否陪同朱熹游面山亭，朱熹并没有记载，从诗句中看不出有同行内容。按照宋代官制，三年为期，因此很有可能金元鼎在前一年就离任，至少是朱熹到长泰当年就已离开了。因金元鼎行踪不明，故金元鼎在长泰离任县尉时间不明，也不见之后朱熹和金元鼎往来书信和诗歌。
但是，金元鼎和宋代词人韩元吉却有多首诗歌唱和，并一直保持着联系。韩元吉(1118―1187)，南宋词人。字无咎，号南涧，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物。北宋时韩元吉一家先后迁至邵武、建安（今建瓯）。绍兴二十八年（1158），韩元吉任建安知县，用广而赋啬，颇有政声。淳熙元年（1174）知建宁府，修纂《建宁府志》48卷。韩元吉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嫁给了吕祖谦。韩元吉曾两知婺州。他与金元鼎的和诗，如《答金元鼎喜雨》二首、《题金元鼎至乐堂》《次韵金元鼎新年七十》二首。从唱和诗中可知金元鼎“清时忍退休”，“赋归已久同元亭”，在浙江金华老家建有至乐堂。据推算，金元鼎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时为三十岁，则出生于政和八年（1118），约淳熙十四年（1187）时“七十古稀有”。韩元吉还称：“独怜病守孤吟赏，犹幸诗翁数往来。”[29]称金元鼎为诗翁，但不见金元鼎诗歌。
韩元吉和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傅自得等也是好友，也有多首诗往来。韩元吉与朱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二月，朱熹到临安，在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但没有被接受。韩元吉送诗以别，《送元晦》诗曰：“我知君是谏诤才，主上聪明得无误。”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韩元吉从婺州改知建宁府。在任上，他常和朱熹一同讨论《祭仪》《吕氏乡约》等学术问题。淳熙二年（1175）重阳节，他寄诗赠酒与朱熹，作有《九日送酒与朱元晦》二首，其二云：“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游。”淳熙十年（1183），韩元吉为朱熹撰《武夷精舍记》，称“吾友朱元晦”。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朱熹《武夷棹歌》十首一出，韩元吉是第一个为做和歌的。韩元吉归老于信州南涧，因自号南涧翁。朱熹在上饶的弟子陈文蔚记载：“先生每得未见书必穷日夜读之……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香，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做诗只有许多。’”《朱元晦清湍亭》称：“吾兄官湖南，一室横古今。”韩元吉作有《留别傅安道》二首、《挽傅安道郎中词二首》，[30]傅安道即傅自得。傅自得、傅自修、傅伯成、傅伯寿等都先后在漳州任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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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 [宋]朱熹：《朱子全书》，朱杰人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3] 以上诸诗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7]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186页。
[8][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35页。
[9][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七《山川志•长泰县》，明正德八年﹙1513﹚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9页。
[10][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3页。
[11]《龙津诗韵》，长泰历史文化丛书之一，政协福建省长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5年10月，第56页。
[12]上述诸诗见[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44页。
[13]《长泰县儒学记》，见[明]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二十四《长泰县下·文翰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47页。
[14][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十三《学校志•长泰县》，明正德八年﹙1513﹚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1页。
[15] [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三《学校志》、卷七《秩官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48、107页。
[16][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历官志上•龙溪县》，明正德八年﹙1513﹚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2-63页。
[17][明]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十四《龙溪县》、卷二十三《长泰县上•秩官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880页。
[18][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七《秩官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107页。
[19][清]沈定均修、吴联薰增纂：《漳州府志》卷九《秩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9、249、252页。
[20]《龙津诗韵》，长泰历史文化丛书之一，政协福建省长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5年10月，第121页。
[21][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历官志上•龙溪县》，明正德八年﹙1513﹚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2-63页。
[22] [明]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十四《龙溪县》、卷二十三《长泰县上•秩官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880页。
[23] [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之七《秩官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107页。
[24]《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七，传记类三，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
[25] [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196页。
[26][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九十三《宋职官•长泰县》，清同治十年重刊本，中国省志汇编本之九，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1968年，第1849页。
[27] [清]沈定均修、吴联薰增纂：《漳州府志》卷九《秩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2页。
[28]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186页。
[29]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四库全书本。
[30]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四库全书本
二、朱熹《双髻峰》《涉涧水作》诗析考
朱熹之后的长泰之行诗作还有《双髻峰》，诗曰：“绝壑藤萝贮翠烟，水声幽咽乱峰前。行人但说青山好，断肠云间双髻仙。”[1]诗歌描绘天成山双髻峰迤逦风光，谷深壑幽，古藤吐翠，绿萝缠绕，群峰间清泉汩汩。虽双峰耸峙，但山径难行，只能遥看祥云飘荡，瑞气氤氲，分外娇媚。朱熹还有《涉涧水作》，诗曰：“幽谷溅溅小水通，细穿微石认行踪。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2]其诗句“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与《双髻峰》“水声幽咽乱峰前”句相联，应是描写从双髻峰下山时的晴雾初散，双峰若隐若现，忍不住回头再看的欢悦心境。束景南先生并没有将此诗列入朱熹此次外出所作的数首诗中。从诗句内容来看，是长泰之行的内容，应是束景南先生有误。从《牧斋净稿》排列来看，这首诗排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所作之诗最后。而这首诗之后，即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熹作有《试院即事》，明显是在同安所作之诗。
朱熹喜欢山涧之水，在这之前有数首诗写涉涧之乐，如《濯足涧水二首》《垂涧藤》，如《寄山中旧知七首》中的“结茅云壑外，石涧流清泉。涧底采菖蒲，颜色永芳鲜”。又如《濯足万里流》诗曰：“褰裳缘碧涧，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岩石，聊乘万里流。氛埃随脱屣，步武欲横秋。极目沧江晚，烟波殊未休。”再如《借王嘉叟所藏赵祖文画孙兴公天台赋凝思幽岩朗咏长川一幅有契于心因作此诗二首》其二：“山空四无人，涧树生凉秋。杖策忘所适，水木娱清幽。散发尘外飙，濯足清瑶流。静啸长林内，举翮仍丹丘。”[3]
双髻山又名天成山，位于长泰县东南部，与龙海市交界，属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天成山分为南北两峰，相隔约百米，南号“天成”，北称“晞发”，双峰耸峙，状如童子发髻，故名。海拔342.3米，峰石峻峭，树木稀疏，晴日远望，山岚飘浮，誉为长泰八景之“双髻晴云”。朱熹长泰之行数首诗更多地表达对闽南山水的赞美之情。朱熹弟子、女婿侯官人黄榦也作有《双髻峰》：“万山环立两山起，伯仲壎箎风味多。轩冕直能惊俗子，采薇千古不消磨。”朱熹绍熙元年（1190）任漳州知州时，也曾再到长泰，黄榦随侍朱熹左右，跟随到漳。这首诗应是黄榦到长泰之作。明永乐间长泰县教谕方定作有《双髻晴云》，诗云：“双髻东南卫武安，奇峰时锁白云间。白云散尽晴光照，放出青青两翠鬓。”[4]
天成山又和天柱山遥相对峙。天柱山主峰紫玉峰海拔933米，峰巅有一巨石，人称“天柱”。朱熹的弟子傅伯成也曾登天柱山。据绍定间宋人曾循《天柱山记》所载：“庆元戊午邦人侍郎傅公伯诚，来莅漳郡，闻兹山名，访问事迹。……今天柱得傅公父子维持之力，虽而公不及寓目，以写起登临景概之妙，然已足传远矣。又奚以记为哉。”[5]傅公父子指先后任漳州知州的傅伯成、傅壅。傅伯成为傅自得次子，字景初，与兄傅伯寿少从朱熹学。淳熙十五年（1188），傅伯寿以朝请大夫知漳州。而傅伯成于庆元三年（1197）三月以朝散大夫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意而遵行之。傅壅，字仲珍，傅伯成之子，嘉定十二年（1219），以朝奉郎到漳州任知州。伯寿、伯成兄弟相继守漳。傅壅治如其父，邦人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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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见《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4]以上诸诗见[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43页。
[5][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35页。
三、朱熹《登罗汉峰》诗地点析考
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冬，朱熹到长泰之行期间，还作诗《登罗汉峰》，诗云：“休暇曹事简，登高恣窥临。徜徉偶此地，旷望披尘襟。落日瞰远郊，暮色生寒阴。欢娱未云已，更欲穷幽寻。行披茂树尽，豁见沧溟深。恨无双飞翼，往诣蓬山岑。”[1]这首诗并不过多描写景色，只记录此行目的，重在抒怀。诗作根据罗汉峰特点，从不同角度或时期写出暮色中罗汉峰山水的变换之美。“落日瞰远郊，暮色生阴寒。”渲染了一种幽冷清寒的气氛。而穿过茂密丛林，“豁见沧溟深”，指高远幽深的天空，也指豁然而见远方沧海弥漫。《汉武帝内传》：“诸仙玉女，聚居沧溟。”这应当是想象之词，朱熹由此生发出“恨无双飞翼，往诣蓬山岑”的感叹。蓬莱山相传为仙人所居。南朝梁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望玄洲而骏驱，指蓬山而永骛。”唐李商隐《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另一首《无题》诗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绍兴二十二年（1152），朱熹在闽北作《读道书作六首》，其六云：“王乔吹笙去，列子御风还。至人绝华念，出入有无间。千载但闻名，不见冰玉颜。长啸空宇碧，何许蓬莱山。”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在闽南同安作有《步虚词二首》，其一曰：“竦辔绝冥外，眄目抚大荒。策我绿轩軿，上际于浪沧。”[2]表达了同样的向往之情。到了绍兴二十四年（1154），朱熹在闽南长泰仍然提出了“恨无双飞翼，往诣蓬山岑”。这说明朱熹仍然沉浸在浓厚的道学氛围中，蓬莱山是他念念不忘的向往之处。
朱熹长泰之行的几首诗一反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底到安溪之行所作之诗那种低沉、凄凉的景色、思乡之情。与之相比，长泰之行总体上是较为轻松愉快的，透露更多的是向慕佛道生活的心境。在面山亭，朱熹认为“仙人吴门子，岁晚当来还”，希冀“长欸天风来，云散空宇碧”，这里还是向往较为平和的心态。而在双髻峰，则进了一步，显得有所急切，故云“断肠云间双髻仙”。登上罗汉峰之后，朱熹更表达了恨不得添上双飞的翅膀，如老道飞升，直飞到海上仙山之巅，脱离尘境的急切心情。这与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的思想倾向是相吻合的。清洪力行说：“‘恣窥临’发题，‘登’字是一篇主意。下文曰‘旷望’，曰‘远瞰’，曰‘更穷’、曰‘豁见’，皆是极力形容‘恣窥临’。至末忽转一‘恨’字作结，尤出意外。‘更登奇尽处，天际一仙家’句与意俱未尽，唐人论诗尾之最超格也。而此结神妙过之。”[3]
朱熹所登的罗汉峰在何处，一般都认为根据地名在龙溪县，故推出此年朱熹奉檄前往龙溪县、长泰县按事的说法。束景南先生认为：“按：《牧斋净稿》中《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诸诗，为朱熹此次往漳州龙溪、长泰按事所作，大致可见其行役踪迹。罗汉峰在龙溪县。”[4]查清王懋竑撰《朱子年谱》有关朱熹绍兴二十三年（1153）、绍兴二十四年（1154）事略，并不载朱熹到龙溪、长泰行役按事。绍兴二十四年（1154）所记载的朱熹行状极为简略，仅有一句“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岁秋七月子野生”，其余都没有记载，这就留下了很大的考究空间，也产生了多种说法。
龙溪县石狮岩、罗汉峰一带诸山在漳州府治之南，九龙江之南岸。“县南七里”，原属龙海市，今属漳州高新区，位于九湖镇衍护村西。据明《八闽通志》载，龙溪县“罗汉山在十二、三都，五代唐天成中，王延休憩此，忽闻异香馥郁，得一龟，背有罗汉像，遂建寺，山因以名”。[5]明嘉靖《龙溪县志》载：“石狮岩山，在十二、三都，峰峦奇秀，延袤数里。上多怪石，有若狮子者，……又有半月池、罗汉峰、超然亭、宝月岩、南泉岩，及圆明、石门、龙泉、妙峰、玉泉五庵。惟石狮岩最胜。宋郡守李弥逊诗：‘翠合峰峦万叶稠，云擎佛屋出岩幽。秋光不到庭阴树，晓日先明竹外楼。户牖高低分世界，川原远近失汀洲。阳休示我真消息，更在灵山最上头。’”罗汉山条则沿袭明《八闽通志》所载。[6]这里有罗汉峰与罗汉山之别，但实为一处，系山峰与寺庙的不同称法。清光绪《漳州府志》载：“稍远者曰石狮岩山。在城南七里,一名南岩山。有岩七所。”[7]即有七座山寺，以石狮岩为中心，虎硿岩、罗汉岩、普陀岩、玉泉岩、紫云岩、日照岩等称为内七首岩，除日照岩相距较远外，其余各相距百多米。该志又载：“罗汉岩，在石狮岩之山，有石名罗汉，峰上有超然亭，今废。”[8]
从文献资料看，游览七首岩的名士骚客，都到石狮岩。如宋郡守李弥逊有诗题为《秋日同刘方明游石狮岩》，当作于绍兴十年（1140）秋任上。刘方明即刘昉，为江西虔州（赣州市西南，后徙今赣州市）知州。[9]
绍兴十六年（1146），刘才邵因忤秦桧，以右朝散大夫到任漳州知州。他在漳州作有《次韵傅安道同陈元功诸公游石狮岩》，诗中写道：“为说游岩乐，飞步恣腾骞。却立视万象，森如列庭间。飘然乘风兴，星榆不难攀。……是日出近郊，旌旗郁幡幡。同游不知倦，落照横松门。”[10]诗中同游之人有傅自得(1116―1183)，字安道，泉州人，当时30多岁，为漳州通判。同游人还有陈敏（1113―1173），字元功，江西赣州市石城县小松镇陈家坪人。当时在漳州为统兵官。刘才邵诗赞之：“少年陈将军，奋迹起江村。”“驱兵猎余寇，烈火焚蜂屯。”傅自得于绍兴十二年（1142）福建路提点刑狱司。据朱熹所撰的《傅公行状》载，傅自得“已而丐闲得主管台州崇道观。秩满，通判漳州事。太守刘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见其处事精明，驭吏严整，而文词敏妙。又非流辈所及，乃大叹服郡事非公不决。间则相与徜徉，以文字相娱乐。每语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为郡之乐。’时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与统兵官陈敏不相能饷，或不继，军几变。公调护其间甚力，且为移书转运判官，得钱二万缗，以赡其军。敏及军士皆感泣思奋，群盗竟平”。[11]据《宋史陈敏传》载：“时闽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习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军，以敏为统制，漳州驻扎。敏按诸郡要害，凡十有三处，悉分兵扼之，盗发辄获。”[12]
明末黄道周在罗汉峰题匾“南岩第一”，主要是指以石狮岩为主的七首岩。该匾毁于“文革”期间。明张燮曾居石狮岩、虎硿岩之右方稍远处的万石岩蝙蝠洞之口，称霏云居。石狮岩等佛寺于清乾隆元年（1736）重建，原建有观音阁、超然阁、怀德楼、敬善堂、捧日亭等，今俱废。宋明清以降，名人骚客，登石狮岩多有诗作咏叹，如清蔡世远。但历明清《漳州府志》《龙溪县志》中，均不见刊载朱熹《登罗汉峰》此诗，清光绪《漳州府志》仅录朱熹的《送王季山赴龙溪》诗。张燮的《张燮集》也不见咏唱罗汉峰之诗作。宋时，除了惟石狮岩最胜外，很有可能罗汉峰在七首岩诸山中并不出众。现罗汉峰山貌已变，众游人也是均到石狮岩游览。
笔者认为龙溪罗汉峰与长泰罗侯山仅一字之别，故《登罗汉峰》应是朱熹长泰之行登罗侯山所作。
一是，从诗作时间来看。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中，这几首诗都属朱熹亲自编定的《牧斋净稿》诗集。按写作年份时间排列，《牧斋净稿》诗集中的《春日即事》诗题旁注明是“癸酉”，说明这首诗是绍兴二十三年癸酉（1153）所作诗之始。《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诗就排在这年。这首诗之后，接着就是《冬至阴至》诗。紧接着，就是安溪之行的《安溪道中》《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安溪书事》三首诗。朱熹的安溪之行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底，这与所注的癸酉年是符合的。所以，《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写作时间也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冬之际。金元鼎先寄描写面山亭之诗给在同安的朱熹，朱熹正忙于公务，又要到安溪县按事，这一年朱熹并没有到长泰县，也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故朱熹依金元鼎诗中面山亭内容，将和诗寄给金元鼎，所以称为“寄题”。但所寄的金元鼎当时在何处并不清楚。也说明朱熹虽没到长泰，但面山亭肯定在朱熹心里留下向往之情，“新亭夙所闻”。
《牧斋净稿》诗集中，朱熹写有《柚花》诗，注明“甲戌”即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柚子花春季萌发时抽梢后开花，一般集中在每年的3月下旬至4月下旬间开放。接着，朱熹又作描写夏天、秋天的诗《夏日》《秋夜叹》。之后才排长泰之行期间的几首诗。这说明朱熹长泰行确是在次年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秋冬之际。《登罗汉峰》排首，紧接着的是《登面山亭》《双髻峰》《涉涧水作》。从排列顺序及到长泰时间、季节，以及描写的心境来看，这四首诗应是同时在一地所作的诗歌，即应为朱熹登罗侯山之作。明万历元年（1573）《漳州府志》载：“罗浮山，《县册》作‘罗侯’，在县后，顶圆而秀，县治儒学在其麓。”[13]清乾隆《长泰县志》卷一《舆地志》载：“罗侯山，在县治后，山圆而秀，县治儒学在其麓。宋朱文公守郡。行县，盖有仰止亭。明令张杰夫，表其前亭曰：罗峰名胜。”卷二载：“五代南唐保大十四年，以武安场为县，始建邑治于罗侯山之南。”[14]自后周显德二年（955）长泰建县，县署设在罗侯山麓，即今县政府所在地。历经千年，其址未变。罗侯山南麓建有县署、文庙、学宫等。朱熹任同安主簿兼管同安县学，到邻县长泰按公事、游历，到长泰县衙之后，如先登县城北县衙后面的罗侯山，再登县城南的面山亭，最后到县境东的双髻峰，再回同安，则顺理成章。因此，朱熹首次到长泰，登县城北罗侯山作诗，登县城南登科山必作诗，到县境东双髻峰也作诗，对于正处于诗歌创作高潮的青年朱熹，成为必然。但此次金元鼎是否还在长泰，是否有接待朱熹，因金元鼎行踪不明，没有记载。朱熹晚年时绍熙元年（1190）知漳州，也再次到过长泰县，旧地重游再登罗侯山。此时，长泰县学已迁至罗侯山麓县衙东侧（现长泰宾馆一带）。
二是，长泰罗侯山也是风景胜地，诗文中常写成罗峰。“万历间，令方应时建‘捧日楼’，后俱废，山地为居民所侵，令管橘而归之官，筑墙立石为界，树之以松，严禁翦伐，葱郁蓊荟。”“新寨山，在县治后，左与罗侯相连，东瞰大溪，旧设泰安寨，因名。宋时有寨官，久废。”[15]武安八景中的花县春风、芹地秋月均位于此。罗侯山并不太高，但是满山树林茂盛，桃李花繁，“岩壑晴分草木蓁”（明嘉靖邑令黎兆鹏诗句），故为胜景。多有诗人登临咏唱。如要登山，山不高，不须半天。故虽已傍晚，朱熹还是乘兴登顶观览。尤其是晚年朱熹知漳州后第二次到长泰之后，再登罗侯山，后纪念朱熹而建仰止亭。众人景仰，文人雅士，纷至沓来。这些诗文常将罗侯写成“罗峰”。如上文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县令张杰夫将罗侯山仰止亭表名为“罗峰名胜”。明嘉靖三十五年（1156）县令萧廷宣诗“独遗形胜翼罗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中举的长泰仁和里人陈声作《朱司马叶太史集同社游罗侯》诗曰：“南国轻寒雪未侵，园花此日半萧森。豪情共爱游山屐，雅会何须羡竹林。醉入高阳传玉韵，诗携仙禁话兰心。还将一幅图青紫，增胜罗峰照古今。”
也有多诗咏唱罗侯山的仰止亭。如清乾隆十三年（1748）任长泰县令的镇海人张懋建作诗《仰止亭》，诗曰：“上下溯道脉，泰山鲁邦詹。历宋子朱子，仰止榜亭檐。卓哉贤太守，清漳教化渐。行县披仁风，至治悉洪纤。先子尤推阐，其要在静廉。兹当盟幽独，无欲而心恬。”清县学庠生戴万选亦作诗《仰止亭》，诗曰：“五马留棠禋，千秋景大儒。典型如可溯，邹鲁称无殊。屿赤霞呈锦，江清月弄珠。同人慎登眺，怀古意踌躇。”[16]
三是，从朱熹行程来看。如其诗中所言：“休暇曹事简，登高恣窥临。徜徉偶此地，旷望披尘襟。”这一段时间是朱熹在同安整顿县学，在县学为诸生讲课之后，稍有休暇之际，到长泰的公事较为简少。何况是先有同年好友长泰县尉金元鼎作诗相招，对面山亭心慕已久，故来长泰，盘桓几天，登临山水，连作多诗抒怀。实际上，朱熹长泰之行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访问长泰县令陈汝辑事迹。陈汝辑，字济夫，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同年进士，同安县永丰乡感化里人，今属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内。朱熹在其行状中曰：“公讳汝辑，字济夫。政和八年（1118）（即重和元年）上舍出身。补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属官省，不行，调南剑州顺昌主簿。秩满。正权漳州司户参军，行长泰事，代为漳岩主簿。”任上，他“公为办治日以谨。方在长泰，直岁不收。公力为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岩，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会民余胜苏居群党攘夺为奸，公悉禽取，置之法。民乃乂安”。绍兴二十三年（1153）三月二十六日，陈汝辑终于家，年六十一。当年七月朱熹到任。“熹之来此不及拜公矣”。长泰之行，朱熹应该了解到陈汝辑治理长泰的许多事迹，为他在同安任上提供借鉴。朱熹离开长泰之后，次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就为陈汝辑撰写《朝散郎致仕陈公行状》。[17]遗憾的是，陈汝辑在漳州、长泰县历志中，并没有记载。查阅朱熹所撰行状，才得以知晓。
《双髻峰》《涉涧水作》这两首诗应是朱熹从长泰县回同安县途中顺道登览天成山之作。同安县与长泰相邻，天成山、天柱山扼长泰东大门，天成山中朝天岭有条通泉晋京的古驿路。往来也要经长泰到漳州。据乾隆《长泰县志》记载，东溪路开辟于唐朝，唐宋时期长泰东溪路是漳郡要冲，“昔为漳属朝京之路”。据宋嘉定四年（1211）进士的长泰人黄子信所作《东溪路记》载：“长泰僻在隅，惟自溪以东，接壤于泉之同安，最为要冲，凡部使者巡历，至贩夫贩妇，莫不往来于此。……沿路有桥六所，曰洋山、曰前洋、曰杨店、曰吴店、曰麻店，皆梁木为之。” [18]
离开长泰县城，向东需经双髻峰、天柱山。朱熹如不回同安，还需继续前往到龙溪县按事公务，则要向西再折回头经长泰县城，再往南至漳州，这在常理上行不通。如先到龙溪县登罗汉峰，再回头到长泰县也说不过去，因当时从同安出发，沿官道需先经长泰县，再到龙溪县。再者，朱熹此行如有到漳州龙溪县，这里胜景甚多，但朱熹却无其他诗作。而在朱熹之前几年，如李弥逊、刘才邵、傅自得、陈敏等任上均游历过石狮岩，但是均无游历相北侧距不过百多米的罗汉峰之作。傅自得是朱熹老友，任漳州任职之后又到泉州、兴化军上任。在这时期，朱熹如有到龙溪县，当知晓前几年的这些事，但不游主景点石狮岩，却登罗汉峰，似乎不通。从朱熹《登罗汉峰》诗句内容看，是已近落日之际，暮色生寒阴。但朱熹还欲穷幽寻，满山茂树遮径。这与刘才邵游历石狮岩就一整天不合，与仅几年前刘才邵所看到的“却立视万象，森如列庭间”的山景不太相同。故朱熹的《登罗汉峰》应不是龙溪县的罗汉峰。
《登罗汉峰》是朱熹收在《牧斋净稿》集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之作。而朱熹到漳州行役按事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季春，他有诗送好友王季山赴龙溪县任县令。夏天，朱熹说“尝以事至漳，其教授陈君与予有故”。所以到漳州州学拜访儒学教授陈知柔。因此，笔者认为这首《登罗汉峰》诗也不是朱熹当年到龙溪县之后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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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见《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 [宋]朱熹：《朱子可闻诗集》卷三，[清]洪力行钞释，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写刻本。
[4]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5] [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八《地理》，明弘治三年﹙1490﹚刊印，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6] [明]刘天授修，林魁、李恺、林嵍纂：《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山》，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8页。
[7][清]沈定均修、吴联薰增纂：《漳州府志》卷四《山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页。
[8][清]沈定均修、吴联薰增纂：《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98页。
[9] [宋]李弥逊：《秋日同刘方明游石狮岩》，见《筠溪先生文集》卷十六。清光绪《漳州府志》将这首诗误植为蔡襄所作。李弥逊（1085―1153），字似之，号筠西翁、筠溪居士、普现居士等，祖籍福建连江，生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大观三年（1109）进士。绍兴九年（1139）春，以徽猷阁直学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刘昉（1108－1150），字方明，潮州海阳人，今潮州潮安县意溪东湖村。绍兴九年（1139），历礼部员外郎。绍兴十年（1140），调离京都，任荆南路（今湖南长沙市）转运副使，不久提升为直秘阁，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市西南，后徙今赣州市)知州。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可能这时，刘方明到漳州，李弥逊与之游石狮岩。不久，绍兴十年（1140）十二月，李弥逊奉祠，归隐福州连江西山。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卒。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
[10] [宋]刘才邵：《杉溪居士集》卷一，四库全书本。刘才邵，字美中，吉州庐陵人，他在城东开凿水渠十四条，灌溉田园数千亩，建郡治、道院，为人气豪貌恭。
[1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2] [元]脱脱等：《陈敏传》，见《宋史》卷四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83页。
[13][明]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二十三《长泰县上·舆地志·山川》，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9页。
[14] [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卷二《规制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3、37页。
[15] [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卷二《规制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3页。
[16]上诸诗引自[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56―258页；《长泰县志》附录三，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099-1100页。
[1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8] [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之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18页。
四、朱熹《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不是长泰行或龙溪行诗作
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在《登罗汉峰》之前，朱熹尚作有《秋夜叹》，诗曰：“秋风淅沥鸣清商，秋草未死啼寒螀。幽人幽人起晤叹，仰视河汉天中央。河汉西流去不息，人生辛苦何终极。苍山万叠云气深，去炼形魂生羽翼。”《茅舍独饮》诗曰：“出身从吏役，驱车涉穷山。日落阴景晦，天高风气寒。岂无斗酒资，独酌谁为欢。一杯且复醉，百念中阑干。”《宿传舍见月》诗曰：“空堂寒夜月华清，独宿凄凉梦不成。欲向阶前舞凌乱，手持杯酒为谁倾。”《寄诸同寮》诗曰：“把酒江头烟雨时，遥知江树已芳菲。应怜倦客荒茅里，落尽梅花未得归。”[1]这几首诗的共同基调是低沉的，“人生辛苦何终极”“独宿凄凉梦不成”。据此，束景南先生认为：“《牧斋净稿》中《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诸诗，为朱熹此次往漳州龙溪、长泰按事所作，大致可见其行役踪迹。”[2]按束景南先生的算法，绍兴二十四年（1154）朱熹到长泰县、龙溪县之行写有六首诗。《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这三首诗已如上笔者所述，是因到长泰县所写。而《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这三首诗从“出身从吏役，驱车涉穷山”“应怜倦客荒茅里，落尽梅花未得归”这些诗题、诗句内容上来看，是朱熹在行役按事途中所写，路途十分遥远，一天内不能到达，只好走到日落时，十分疲倦，无奈孤身住在驿站传舍里，想起与诸同僚在江头把酒告别，因此愁绪涌上头，借酒消愁。“独酌谁为欢”“一杯且复醉”，束景南先生据此认为是朱熹此次往漳州龙溪、长泰按事所作。笔者认为不是。
从其行役踪迹来看，据民国版《同安县志》所载：同安县治“至漳州一百五十里。……西至父子岭七十五里界龙溪南，……西北至竹隐村五十里界长泰。”[3]据清乾隆版《长泰县志》所载：长泰县“东至同安县六十里，以中岭为界；西至龙溪县十五里，以北溪为界；……东南至同安县五十里，以官路为界；西南至龙溪县二十里，以松洲渡为界；东北至同安县八十五里，以上宁岭为界；西北至龙溪县五十里，以高层二水为界”。[4]明嘉靖《龙溪县志》载：龙溪县“东至同安县界八十里，……北至长泰县界三十里，……东北至长泰县界二十里”。[5]可见，同安县至长泰县，长泰县至龙溪县均不远。从路途方向来看，从东南同安县官路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走，途中经过长泰东大门朝天岭这条通泉晋京的古驿路，这里设有朝天岭隘。再到长泰县治。这样的行程一天就可到达，中途并不必住驿站里。如朱熹的《民安道中》也说：“午泊僧寮静，昏投县郭深。”而从长泰到漳州龙溪县，距离更近，也是一天内可达，也不必中途住驿站。因此，这三首诗不是朱熹往漳州龙溪、长泰按事所作。
从《寄诸同寮》诗句内容来看，是寄给很遥远的同僚的，所以朱熹才发出“遥知江树已芳菲”“落尽梅花未得归”这个季节当是冬末春初，与朱熹秋冬之际长泰行时节不同。
从诗人作诗心绪来看，这三首诗情绪低沉无奈。与朱熹《登罗汉峰》诗中所言：“休暇曹事简，登高恣窥临”“欢娱未云已，更欲穷幽寻”，与《面山亭》诗中所言：“新亭夙所闻，登眺遂兹日”，与《涉涧水作》所言“回头自爱晴岚好”，这三首诗的轻松愉快心情不合。因此《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这3首诗并不是龙溪、长泰行之作。当是朱熹他地之行所作。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目前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朱熹这首《登罗汉峰》可以确定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冬到长泰县登罗侯山所作之诗，也是长泰行系列诗作之一。朱熹此次长泰之行，写有四首诗，连同上一年所写，共有五首诗，即《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涉涧水作》。而《茅舍独饮》《宿传舍见月》《寄诸同寮》这三首诗并不是长泰、龙溪之行所写的诗。金元鼎即金鼎，绍兴间任长泰县尉，不是长泰县令。朱熹当年长泰之行并没有到龙溪县，没有登龙溪县的罗汉峰。当然，朱熹为何将罗侯写成罗汉，是否属于笔误，或当年确有连续龙溪县、长泰县二县之行，还须发掘出新资料证实才能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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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3]林学增修、吴锡璜总纂：《同安县志》卷一《疆域沿革·道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辑4·民国同安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4][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一《舆地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3页。
[5][明]刘天授修，林魁、李恺、林嵍编纂：《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页。
（本文原载于《闽学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