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棹歌

张建光

朱子溪边曰：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公元1184年，朱子与朋友门生，逆流而上泛游九曲。闲听棹歌，模范山水：一曲幔亭招宴；二曲玉女婷婷；三曲驾壑船棺；四曲鸡鸣深潭；五曲欸乃声声；六曲春意闲闲；七曲回看隐屏；八曲风烟势开；九曲桑麻雨露。朱子告知，九曲尽头俨然世外桃源，舍此再寻桃源道路，除非人间之外别有天地了。

“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甫一传开，和者如云，最早当为时任建宁知府也是南宋词人韩元吉，并为朱子认可抄录寄与朋友。历经明清直至当代尚有远和其韵者。清朝董天工所编的《武夷山志》次韵朱子的诗人就有辛弃疾、袁枢等名诗人十一位，弟子同道乃至名相巨公也都提笔唱酬。至于漏计的尚有不少。特别是袭用《武夷棹歌》原韵，而模拟原诗体列特征的仿作，其数量绝不亚于赓和之诗。束景南先生曾说：“尽管后世墨客骚人的武夷吟唱盈千累万，却不能不推朱熹的《武夷棹歌》为妙冠千古的绝唱。”九曲溪流因为朱子吟唱，成了武夷山和朱子理学的指代和标识，数百年后诗人余光中来到这里，题写了“千古灵山，九曲活水”以志纪念。

武夷山有次接待辽宁省政协一位副主席。一下飞机，他便高声朗诵《武夷棹歌》全诗。吟诵完毕，他用一句“初中时就能背这首诗了”，回答了我的诧异。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朱子棹歌在海外产生巨大的回响。韩国李退溪建立了朝鲜化的朱子学，并逐渐演变成为朝鲜正统的官方思想，而笼罩朝鲜社会生活数百年。其学说的建立与《武夷棹歌》不无关系。李退溪并未来过武夷山，但他熟读《武夷志》，梦游武夷，写下了《游九曲棹歌韵》十首，并在自己的故乡设立了“陶山九曲”。一时间，以九曲诗、图、园林为主的九曲文化滥觞于韩国。九曲之名遍布，有高山九曲、武屹九曲、华阳九曲、仙游九曲、兴云九曲等。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黎昕指出：“退溪的《武夷棹歌》和韵不仅形成韩国诗歌史的传统脉络，而且退溪学派的人往往把陶山九曲看成是想象武夷和学习朱子的体验空间。”武夷学院有位教授则说：“一部诗歌文本，能够在文学、绘画、园林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在异域形成文化，且维系500余年之久，在中外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不是所有的反响都是欢愉和正面的。在给朱子带来盛誉的同时，也让他蒙受了飞来之冤。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向朝廷上奏朱子十条罪状，其中就拿《武夷棹歌》中一句做文章，“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盖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又和其徒建阳知县储用之诗有 “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奏折中引用的那句诗，正是《武夷棹歌》的末句，是诗人所作的精彩设问，使得诗句更有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谁知经沈氏一番曲解竟成了大逆不道的谤讪，这桩“文字狱”也可以看出“庆元党禁”一案的荒唐。

不过关于《武夷棹歌》争议最多的还是，究竟此诗是道学的义理诗，还是“因物起兴”的山水诗？

最早定义《武夷棹歌》为义理诗的是朱子三传弟子，南宋理学家陈普。随后刘孟纯也给此诗作注、说“莫非道之所寓”，清人赵翼用二十年的时间将陈普之注进行更为周详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朱子文九曲，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故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他们逐首分析“入道次第”。第一首是序诗；第二首揭示了寻道之路的艰难；第三首告诫“学道由远色而入”；第四首表示舍身求道，要不计“荣辱得失，血肉之躯，利誉之心；第五首指出悟后又大疑，可从自然中寻求安慰；第六首“此曲入深，身及其地，独见自得，识得万古圣贤心事”；第七首诉说寻理路程曲折；第八首告诉寻理的过程要从不同角度甚至往回追寻；第九首表明寻理道路不花大力气是到不了的；第十首终于到了寻理终点，“豁然贯通，无所障碍，日用沛然，万事皆理”。朱子此诗写于“武夷精舍”办学著述期间，有如《礼记》所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朱子在武夷山办学不仅局限校园内，而应包括以《武夷精舍》为活动中心的藏修空间和武夷九曲在内的游息空间。

反对的声音也十分激烈有力。有人从不同版本说明陈普之辈的解读不靠谱。主要争议在五曲和九曲上。五曲中的最后一句“欸乃声中万古心”被哲理诗派认为明确标识理学的内涵，是朱子在全诗的中心位置有意设置引导读者进入义理之门的钥匙。淳熙本是现存最早的朱子文集，刊刻在朱子生前，其“五曲”结句“茅屋苍苔魏阙心”，表明实实在在的关心庙堂之上的忧君忧国忧民之心，何关义理？九曲诗句中的“眼豁然”“见平川”，按哲理诗派说法是证悟大道的境界，然而淳熙本却是“霭平川”，意为雨雾笼罩，不能体现“贯通、无障碍”说法。韩国李退溪认为朱子之诗不是“入道次第”的造道诗，而是“因物起兴”的山水诗。著有《朱子文录》朝鲜哲学家奇大升也认为根本不会有“入道次第”等寓意存在。“九曲十章，因物起兴。以写胸中之趣，且“其意之所寓，其言之所宣，因皆清高和厚冲澹洒落，直与浴沂之气象”。奇大升最难以接受的是陈普有关二曲和三曲的“远色之戒”和“舍身之旨”的解释。认为是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皆非先生本意。”台湾学者王甦也说：“朱熹武夷九曲棹歌十首只是精舍闲居，游观兴会之作，并无学问次第之义。”

哲理诗、山水诗？两派的观点让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难以分辩。

确实，朱子无时无刻不“志于道”，一切以“道”为指归。从浙东任上请辞回归武夷山，营建了“武夷精舍”。但他并不想做一个陶彭泽式的田园诗人，更不想当一个服气茹芝的道家隐士，而要做一个以倡道为己任的“孔夫子”。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在其“硂伏武夷山中”写道：“退居山林讲学著述不过是他历来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朱子的诗学主张是“文从道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同时，朱子在讲学期间，时常带领学生优游林泉，在水山之间领悟圣贤之道。正如韩国金德铉教授所说：“朱子认为和大自然一起的话，就能够达到深奥的境界，仁者天地万物之心，而人之所以为心。”认为喜山悦水就是涵养情操达到天人合一的方法，朱子在武夷山的隐居也正是这种世界观的实践。我们可能不会接受哲理诗派曲曲寻道的机械注解，但我们一定会认同朱子诗中有道，抑或诗从道出。

确实，朱子十分钟情山水。《鹤林玉露》载：“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饮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朱子诗歌主张的另一方面就是强调尊重规律，提倡诗的质朴自然，因而竭力推崇陶渊明，“若但以诗言志，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这大概是受其父亲诗风影响，“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意。”朱子此时为诗，年过半百，按束景南所说：“他的诗歌创作到武夷精舍时期具有了自出变化，机杼独远的风貌。”“玄言诗，理趣诗、讽刺诗、回文诗、古体、近体、乐府，他都应用自如，变化多端，而又显示出一种清幽空灵，深婉蕴藉的共同风貌。”《武夷棹歌》以九曲溪为经，以沿途九处重要景点为纬，巧妙编造成一幅彩色全图，十分注意状景与抒情的近乎天衣无缝的有机融合，让人欣赏到诗如画的美感和画如诗的韵味，很难直接看出说理论道的痕迹。

我无意介入哲理派和山水派之间的争论。我更愿意揣析朱子写作《武夷棹歌》的动机和心态。朱子风景诗中，以武夷山题材最多，直接标名的就有五十余首。浙东官场上，他六劾贪官唐仲友，虽然赢得百姓将它作为解民倒悬的“清官”来拥戴，但直接得罪了当朝宰相唐的姻亲王准，因而被迫请辞南归，这为他日后被“迫害”、被“污名化”埋下了祸根。他的心情确实是沉重的。但一见武夷山水，特别是营建好“武夷精舍”，心中又是愉悦的。他对理学的研究也进入成熟时期，其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修订完毕，刊印四方。其心态从诗的标题也可略见一斑：“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视一笑。《武夷棹歌》具有朱子其它诗少有的特点：其一极大的美誉感。“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已是美不胜收，而溪的尽头，还有桑麻雨露。这就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如果你还要寻找，那么“除是人间别有天”。其二极好的音律感。《武夷棹歌》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歌词。朱子没有采用近体律诗或擅长的古风形式，而是用了“下里巴人”的民家的船歌渔唱的方式，典型的民歌乐府风貌。显然可以看出他是受欧阳修《鼓子词》的启发。《武夷棹歌》从一曲写到九曲，与《鼓子词》从正月写到十二月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形式在朱子上千首诗歌中，另外仅出现过一次，即《芹溪九曲》。似乎他就是为后人游览武夷山所写，因此被誉为武夷山九曲溪第一篇最佳导游词。其三极强的归宿感。武夷山风景核心可以说是三三秀水、六六奇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一百零八处的景观。一首棹歌把景区内旖旎景致、历史掌故、风物人情如数家珍的般从容吟来，既突出曲曲的重点，又范写景区的全貌。个中充满了他对武夷山水深深情感，他曾在《武夷精舍杂咏》中吟道“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就像孔子于诛泗，“二程”于洛水、周敦颐于清溪，朱子此时已把武夷山九曲溪当作自己心的灵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