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莆仙戏同在的陈仁鉴
郑怀兴
我与仁鉴先生是同乡。他老家南溪村与我老家东桥村，相距只有七八里。我七八岁的时候，曾爬到龙眼树上观看鲤声剧团在草台上演出的连台本戏《三求婚》，为骆宏勋、花碧莲那曲曲折折的爱情故事所吸引。戏散了，我尾随在大人们后面，边走边听他们在聊演骆宏勋的是谁，演花碧莲是谁，一位大人突然说:“陈仁鉴编的这个戏太抓人了，明天我不去嵩口挑桐油了，还要来看结局!”
“陈仁鉴”这个名字第一次就这样闯进我的心扉。我知道鲤声剧团有个叫陈仁鉴的，会编让大人、孩子都喜欢的戏。从此以后，只要鲤声剧团在附近村子里演出，我就跑去看，而且看到的大都是陈仁鉴编的戏:《长洲驿》《王怀女归宋》《铁骨冰心》《存储春秋》《洛阳桥》《新春大吉》……
最令我难忘的是，1959年底鲤声剧团在榜头镇旧市场上演《团圆之后》的那种盛况。那一年，我刚11岁，听大人们说，鲤声剧团放出一颗大卫星，上了北京，今天晚上演出的《团圆之后》，是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看过叫好的。全村子的人都像过节一样，破例地在下午4点多就吃了干饭，搬着长条凳子进入露天剧场去抢占座位。本来戏票一张只有5分钱，因为是中央首长看过的戏，票价就涨了一倍，一张票收1角钱，小孩半票5分钱。乡亲们争着买票，都说值得，值得!那天晚上，戏棚下面真是人山人海，连围墙上都挤满了人。过去，戏棚下面有不少零食摊子，不时有人端一碗热腾腾的扁食，蹲在摊前边吃边看戏。那天晚上，都不许摆摊的小贩挑担进场，因为嫌他们占太多的地方。怪得很，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竟然鸦雀无声。我蹲在长条凳子上，只听得婶婶小声地说:“林栋志出场了!”就急忙站起来，却被后面的人拉了下来:“坐下，坐下!”只好又蹲下去，拼命伸长脖子想把跟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林栋志看个清楚。大人们都说，林栋志从北京回来以后，一般都是让王必庆替演施佾生。今天晚上破例上台，是因为他是榜头人，照顾一下乡亲。
本来乡亲们喜欢看好人有好报，恶人遭恶报的戏，可是《团圆之后》结局却是好人都死光了。我只听见妇女们在抽泣，男人们在叹息，而没有一个骂戏不好——人家中央领导都说好，我们乡下人能说不好吗?我人还小，看不懂这个戏，只听见一位老头叹了一声，说:“唉，陈仁鉴编的这个戏，好是好，可惜是个绝户戏。”又是陈仁鉴编的!原来陈仁鉴有这么大的本事，编那么多的戏，不但乡下人爱看，而且演到北京，演进中南海，连中央领导都爱看……这对我幼小心灵的震动，太巨大了，太强烈了!
读高中的时候，作为一个戏曲爱好者，我十分渴望拜识仁鉴先生。当时，先生的三儿子纪信，是我下一届的同学，我几次想让他带我去拜访先生，然而话到唇边又都咽下去。人家是全国著名的剧作家，哪里会理睬我这个中学生？1972年秋天，我到榜头农中去当民办教师，仁鉴先生的大公子——纪芦也在这所学校任教。于是，在1973年初春，通过纪芦的引见，我带着自己的习作——小戏《嫁妆》，到南溪村去拜访敬慕已久的仁鉴先生。我与先生的22年交往从此开始了。
从1973年初至1979年底的那5年期间，我与先生往来十分密切。其时先生被遣送回乡，管制劳动。生产队没有供应口粮，连儿子开荒种的一点地瓜还要被迫挑去缴公，先生家里，时有断炊。我当时月薪虽只有28元，还要赡养祖父母，算是“一介寒儒”，但比起先生，家境好得多。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先生时，买了1斤只值4角钱的饼干作见面礼，先生还说我何必这么浪费。或许先生太孤寂了，或许先生为我求艺诚心所打动，对我这位小同乡没有多少顾忌，见过几面之后，便跟我成了忘年之交。从戏剧到人生，无所不谈，本来腼腆的我，在他这样的长者面前，竟也一反常态，不会口吃，问答如流。
到先生家里，我本来不愿在那儿吃饭，怕加重先生的负担，但话匣一开，常常忘记了时间，先生就非留我吃饭不可了。他说，你不在我家里吃，以后我也不敢在你那儿吃。那时就是喝一碗稀粥，夹几口咸菜，都觉得过意不去。先生到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可招待，也只有稀饭咸菜，最好不过是煮一碗线面，加几滴花生油而已。1973年底以后，我在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每星期回家一次，不是我去南溪探望先生，就是先生到东桥来找我，一谈就是大半天。每次临别，都觉得言犹未尽，不是他送我一两里，就是我送他三四里，有几回我送他快到南溪了，才依依不舍地转身返回。1976年秋天，我从一个朋友那里事先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前往南溪，要跟先生共享这份喜悦，刚走到距南溪4里路的溪口，我就遇见先生了，他也要去找我呀!我把喜讯告诉先生，并说文艺界有盼头了。先生听了，也异常激动，跟我一起上距他家不远的仙公洞去游玩。一路上，先生步履矫健，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年近古稀、历尽风霜的老人!
往来一多，了解渐深，我慢慢知道了先生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团圆之后》进京献演时，先生却被遣送回乡，管制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尽管生计艰难，但对戏曲的热情，仍然分毫不减。先生当时最伤心的是无书可读与被剥夺了写戏的自由!在1975年，先生还悄悄写了一个题材为学大寨、修水库的现代戏。1977年，先生尚未平反，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莆仙戏《逼上梁山》，供榜头业余剧团演出。司马迁说过:“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先生也是于困顿之中写戏曲，文章憎命达，由此可见一斑。先生真是古人所称道的倜傥非常之人也！
先生搬到福州去居住之后，我与他往来就少了。我生性疏懒，不喜出差，且好清静而厌喧嚣，就是省里通知开会也常常借故不去。先生也只在1981年榜头鲤华剧团排演《寻妃记》时回乡一次。因此，与先生见面机会甚少。但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创作。当拙作《新亭泪》刚问世之时，众说纷纭，先生看了我寄去的剧稿，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勉励我要大胆地走自己的路。我每到先生家里，师母总要煮一碗线面，两个鸡蛋给我吃，按家乡风俗，这是招待客人的最高礼数。先生总是坐在我身边，笑呵呵地说当年太穷，连一碗稀饭有时都招待不起，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每次见到我，谈兴都甚高，都会询问我的写作近况，都会赞叹我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是的，比起先生，我真幸运极了。我常常想，或许是先生一辈将苦吃尽了，才教苍天怜惜斯文，使写作环境比以往宽松，生活条件更比以往好了不知多少倍！还该庆幸的是，作为先生的小同乡，童年受先生所写的剧目熏陶，青年又得到先生之启蒙，走上了戏曲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正是由于先生的开拓，莆仙戏这一地方小剧种才走向了全国。我辈于此起步，方便多矣。先生为后来者打下基础，开了先河，其功也大，其泽也厚!每念至此，感激涕零!
先生昭雪之后，年近古稀，身体日渐衰弱。本可以安度晚年，一享清福，然而先生还笔耕不辍，继续整理一些旧作，又发表了《寻妃记》《存储春秋》等剧本。对于先生此举，当时我有点困惑不解。我以为《团圆之后》《春草闯堂》不仅是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当代戏曲的扛鼎之作，别人难以企及，就是先生自己也不易超越之，应该见好就收，何必苦吟不休？随着自己年龄渐大，涉世渐深，我才恍然有悟：一旦写作化成了自己的生命需要，则不计功利，不患得失，如春蚕吐丝，到死方休。先生正是达到了这个境界，才非写不可，欲罢不能。直到前几年初秋，先生已身患绝症，我去探望时，他只感叹还有许多题材尚未写成戏……此语令我肃然，也令我怆然。
先生不会吸烟，不会喝酒，也不怎么喝茶，生活十分简朴。除了酷爱戏曲艺术之外，先生还工于丹青。我小时候曾在后坂圆通寺看到先生绘的两幅山水壁画，曾惊讶不已，写戏的怎么还会画画?认识先生之后，我才知道，先生早年上过美专。1976年残冬，先生虽未平反，但已预知厄运之将结束，为了糊口，壮着胆子在榜头街头摆摊卖画。1989年，我曾在先生家里看到他新作的画，便向先生开口求赐墨宝，先生笑了笑说，他的画只有业余水平。1990年底，我收到了先生寄赠的一幅山水画，笔法古拙，意境清新，先生还题上一首诗:“流水白云衬远霞，巉岩深处有人家;好是春心二月后，满山开遍杜鹃花。”我展卷把玩，欣喜不已。而今，这幅山水画与《春草集》，已成为先生留给我的永久纪念了。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著名戏曲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