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福州文博工作

杨秉纶

我是从1960年开始参加福州文博工作的。近60年来，福州文博事业从无到有，并且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系统：有文物行政管理机构，有专业田野考古团队(含水下考古)，有收藏、陈列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等等。回顾从事福州文博事业的历程，是从创建到毁坏，再重新建立并进一步发展的一段坎坷路程，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因人民需要，走上文博岗位

1960年春节假日刚刚结束，我从全省民兵业余文艺汇演大会回到文化馆，还没来得及补休，市文化处的人事干部就通知我，马上到省文化局去报到，参加考古技术训练学习。突如其来的命令，对我这个有十年军旅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激动，因为已经习惯服从命令，只要是组织上需要，什么个人价值、个人前途都不在话下。至于考古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那也没有关系，现在就是去学习呀!

3天后，我带上行李(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具)和粮票到省局集中，一辆运输用的大卡车把我们这批学员送到了闽侯县甘蔗镇恒心乡昙石村。

训练班设在村边一座独立的双层木构民房里。房子的两廊和门墙还没有建起来，只用竹篱笆围出庭院范围来。屋主去了海外未归，乡里就把它借给训练班使用。房子是木构四扇三间排，正间厅堂上放的几张八仙桌，既是上课的课桌，也是考古工作的工作台，又是我们一日三餐的饭桌。左右厢房，一边空锁着，一边就是班部，也是教师们的集体宿舍；楼上三大间，地板上铺着稻草，就是20几个学员的宿舍，也是夜间集合的会场。因为没有电源，所以工作学习都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讨论会、生活会则安排在晚间进行，只有负责记录的同学，才有权在煤油灯下记录。训练班最有气氛的是在厅堂前屋檐下挂的红布条横幅，条幅上的“福建省首期考古技术训练班”几个大字是用黄色牛皮纸剪贴的。

每个学员都领到一本厚厚的油印本的《文物讲义》，教师就是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业务干部陈忠官、曾凡、林钊，辅导员是厦大历史系刚刚毕业的黄天柱和文物店干部林登祥。林登祥是闽侯人，所以他还是训练班与当地乡政府的联络员，负责训练班生活副食品的供应。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生活物资很匮乏，但大家都一心一意认真学习考古技术。大约上了三五天的田野考古理论课，就分成小组到遗址上开始发掘工作。从探方范围放灰线做起，一步一步地按考古操作规程进行，老师始终陪伴跟随在现场，手把手地教着，解释着，示范着。开头两三天，学员们都很兴奋，很好奇。随着表土被揭开，大家都越来越严肃，高声说话的也没有了，大家都是边挖土，边观察土层的变化。土层内有文物出现，就赶紧填到平面图上，标出它的方位并登记在册。由于是贝丘遗址，更担心文物被混在蛤蜊壳中清理出去。土层中清理出的陶片，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箩中，按层分放，现场作业结束后带回驻地，安排一定时间清洗陶片，然后分类，编号，装箱。好在房子旁就有一口池塘，可以就近清洗陶片。所有这一切都得按考古规程进行，包括田野考古发掘、室内整理、统计、登记造册等一系列数据收集。最后，虽是分组分坑发掘，但每位学员都得完成一份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

这次考古发掘，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这次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发掘到墓葬。这是一个土坑墓，墓主是女性骨架，其下颌骨呈90度弯曲，很特殊；骨架旁还有随葬的陶质器物。探坑中出土的还有石锛、石簇、蚌刀和骨簪一枝，内容十分丰富。这具人骨架的发现，也得益于我们认真执行考古规程。因为，发掘到生土层，基本上可以结束发掘，但由于我们非常认真，在生土层上发现还有一丝丝的黑土，我们就继续发掘，终于发现了墓葬。这次考古发掘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也是踏上了文博征途的第一步。

学习班除了田野考古发掘之外，还组织我们到泉州、厦门等地考察古建筑，到博物馆参观陈列展和文物收藏等，以扩大文博工作的知识面。

从零起步，团结奋斗

福州是福建省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和业务人员的短缺，所以诸多文物保护工作往往由省文化部门代劳。如乌石山的坚牢塔的加固保护，就是福州分管文化的严叔夏副市长热心乡土文物保护，积极呼吁奔走，最后由省里拨经费，由建筑公司施工保护的。这里还要提到王铁藩先生，他毕业于林森师范艺术系，任过美术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福安文工团，后调回福州，在市文化局(初称文化处)美术家协会工作。自1954年始，他向文化科举荐自己兼职市文物保护工作，他会同市政协组织文物史料小组，从事福州文史资料收集等工作。

“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大放“卫星”，福州市一夜之间也有好多博物馆。到那里一看，只是一些照片加说明，例如南门外义序乡有农业博物馆，到现场一看，充其量不过是农产品的照片展览而已。

1961年，省里批给2名编制是办林则徐纪念馆的，年经费2000元。于是局里就从文化科和文化馆调出王铁藩和我负责林则徐纪念馆的筹备工作。王铁藩月工资是72元，我月工资是40.5元。除去工资开支，纪念馆每年只有650元活动经费，经费困难可想而知。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不能讨价还价，不会做，就先去看别人怎么做的。目标选定了广州虎门。于是，由市文化处发一份电报给广州市文化局，说明本市要筹办林则徐纪念馆，委派杨秉纶前去参观学习，请求接待和支持。于是，我就乘火车去广州。那时南福铁路刚刚通车，到了上饶还要换车才能去广州。幸好一切都还顺利，到了广州就有一位姓雷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来接我，并安排我到流花宾馆住下。此后，雷同志带我参观了东莞虎门抗英林则徐纪念碑、纪念馆、销烟池、炮台等旧址，此外还参观了三元里抗英纪念馆，还专程到花县参观洪秀全故乡，顺路还在中山县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以及设在广州镇海楼的广州市博物馆。参观中我如饥似渴吸收别人的陈列手法，以便回来如法炮制。后来，我写了篇《虎门参观记》登在我们自己编的《林则徐资料研究》内部刊物上。紧接着我们召集林则徐后裔参加座谈会，林氏家族有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如林家臻、林纪焘等都应邀参加座谈，提供有关林则徐的文物信息，极大地促进了林则徐文物征集工作。家族中也有个别人有顾虑，干脆避而不见。当时，文博业内也还有人对我们保护南后街林文忠公祠很不理解，认为林则徐是封建官吏，为清朝朝廷服务，已经保护了他的故居、墓，再保护祠堂，岂不是过分?果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做文物保护工作的人都被划归为牛鬼蛇神。为了解决馆址问题，我们文管会向省公安厅发函，希望取得支持，但公安厅表示，厅家属住处有困难，一时无法迁出，待职工宿舍有了着落，按国家政策把祠堂交出。这个不硬不软的钉子使我们只好到此为止，耐心等待。

1962年，为扩大纪念林则徐的影响，由我执笔编写陈列提纲，由市文化馆林长源先生负责陈列布展，在6月5日的虎门销烟纪念日展出。展出地点在西湖宛在堂，观众很多，收效很好，尤其林则徐后裔反响热烈。我们征集到许多文物精品，其中如林则徐亲笔《先妣事略》草稿，内容叙述林则徐清贫家世“矮屋三椽”“一灯在壁，女红于斯，谈书于斯”。这改变了60年代前出版介绍林则徐的书籍说的“林则徐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谬误。我们还出版内刊油印本《林则徐资料汇编》一卷、《林则徐资料研究》一册。我还写了一篇《林则徐认识现实的精神》，还和王铁藩共同写了《林则徐书写的一幅寿帙》。省立图书馆也出了一册《林则徐资料目录》供研究林则徐的读者使用。

当有了2名编制，我和王铁藩商议过，如果只按上级定的任务搞林则徐纪念馆筹备工作，工作量并不大，我们要是能够把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成立起来，就能把福州地区文物、博物工作做起来，那样要比单筹备纪念馆有意思。文化处也希望我们把市里文物保护搞起来。我们的想法与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样，我们就按政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规定，请各主管部门的财政、教育、公安、房管、工艺美术等局的局长任委员，宣传部确定副部长鞠恒尧任主任委员，文化处处长韩正博任副主任委员。文化科科长欧文任办公室主任，王铁藩和我任干事，下设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历史文物研究小组，以备咨询。自上而下都是兼任，而实际如何开展工作全由王铁藩和我根据条例精神、根据文化部门的部署和福州市具体条件制定工作方案，经过科长签署意见报局长同意就可以实施。重大问题如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则是具文上报说明原因，经由行政规定程序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后施行。总之，领导十分放手、放心。虽任重道远，但工作环境宽松，也就得心应手。省文物部门都很赞许福州部门人少成效高，希望各地区专署都像福州市领导一样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文管会成立之后，我和王铁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王铁藩负责组织社会人士编写资料等文字工作；我负责清理发掘地下遗存，以及与其他部门打交道，如文管会从福州大军区保卫部、公安厅、福建军区教导队分别接管闽王祠、林则徐祠堂、昭忠祠等，其间行文、具体商谈、移交等手续均由我一手经办。至于普查工作，则是相伴同行，由王铁藩负责写报道文章。自文管会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止，近6年时间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经市人民委员会(政府)公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定光塔(白塔和白塔寺)、王审知祠堂、罗星塔、福州文庙、戚公祠、于山大士殿、林文忠公祠、昭忠祠、洪塘金山寺和塔、于山摩崖题刻等等。

二、接管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白塔寺、戚公祠由省歌舞团、市卫生局占用作宿舍，白塔因解放初期防空被刷上黑灰色，塔内挂柱悬梯腐朽严重。此前已先修复白塔。接管白塔寺、戚公祠没有什么困难，原因是当时宗教部门提出自信、自救、自助等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不提倡发展。在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宗教活动望而却步，僧人自顾生存，不敢化缘，更无心保护寺庙，房管部门也有心无力保护这样荒芜已久的寺庙，很快就同意由文管会接管。1963年我们修复戚公祠、白塔寺的时候，惊动了市委、市政府。我们把早就想好的理由向市里说明：修复戚公祠是宣扬戚继光抗倭爱国事迹，是作为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阵地而修；修复白塔是保护历史文物；修寺也是为了给市图书馆(后来郭沫若来福州，还为图书馆题匾“于山图书馆”)找个地方开放。领导们不但不再追究，反而支持这项工作，给我们报销工程费用；这件事还给领导们一个信息：福州有一个专门保护历史文物的机构——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了工作需要，市文管会又招用2名临时工：一位是杜慧芳，来自光荣剧场，让她负责管理文物库房；另一位是林濂森，青年学生，负责守夜和出外调查当助手。

解放初期，闽王祠由部队使用，作为执法机构的场所。祠内琅琊王德政碑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管会发文给使用单位，请使用单位转报军事机关领导审批，结果也很顺利。据说是国防部批准将它们交由福州市人民委员会接管保护。当时闽王祠前有跨街宫墙，还有拜剑台古迹一座。1964年，福州文庙被划给少年宫作活动场所，市文化局将市文化馆、市文联、市新闻图片社迁入闽王祠办公。已整修的闽王祠和拜剑台无法对外开放。

福州解放时，昭忠祠是国民党海军俱乐部所在地，解放军后用作福建军区教导队营地。当我们去商淡接管事宜时，他们负责人思想不通，认为是军产为什么要地方接管。我们宣传了《文物保护暂行条例》精神，还正式发文请他们转报上级主管审批。没想到军事领导机关很快批示同意，要求省军区教导队绘制详尽的地形范围图，正式移交给福州市人民委员会接管。接管后，1963年由我们修复，安排福州市文工队使用，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占用作鞋厂作坊、水泥预制品的工场。接管昭忠祠时，我们还向市里申请加固罗星塔，市里批给2000元，由我负责找温泉建筑社承包施工，又请马尾造船厂义务支援，更换塔顶上的球形塔刹。

1964年春天，省里给我一个学习机会，也影响了我此后的文博工作。那就是让我和省文管会曾凡同志上北京，参加中国古代建筑修整所主办的古建测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文化部为培养全国各省保护古建筑技术骨干而举办的。古建筑权威梁思成先生为我们讲授古建筑概论；罗哲文先生讲的是古建筑史；杜仙洲先生讲的是古建筑结构和名词解释；阎文儒教授讲的是佛教史……都是顶级名师。带领我们去故宫、去山东曲阜实测、绘图的李竹君、孔祥珍等人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为人、处事，更使我受益匪浅。此外，他们还组织我们去山西大同考察古建筑和云冈石窟以及北京的万里长城等等。当我学习归来，福州于山已经由文化局开辟为文化教育阵地，园林局还在于山设立于山园林管理所，负责于山的绿化和山头的管理，所址设在护国寺、大士殿。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突然变化，据说是于山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市里决定用文化去占领于山这块阵地。我回来时，文管会的人员王铁藩、杜慧芳、林濂森，还有一位临时工林育琳都已进驻天君殿，现场乱糟糟。于是，我和王铁藩商量，先把天君殿、真龙庵的房屋修理好，然后在天君殿展出古字画，在真龙庵可以先搞小型的福州历史展，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天君殿扩展为博物馆。规划得到主管科长的同意，我们就赶在国庆前修好天君殿和真龙庵，如期展出，得到群众好评。后来，工业部门看上了这块宝地，决定要用天君殿办工业展览馆，于是市里决定把天君殿交给工业局使用，真龙庵归文管会使用。我们在真龙庵展出福州历史文物展，只用了前半部，后半部就用作办公和工作室以及文物仓库，一直到被军管会接管为止。

三、配合生产、建设进行田野考古

田野考古工作因其突然性、意外性因素多，难以预作安排，往往是想得好不如碰得巧。在诸多墓葬清理发掘工作中，有两次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北门五凤山南朝墓清理中，除了在墓道发现一批青瓷器(杯、双系盘口壶)之外，还在墓室中近两立方米淤泥里清理出2只寿山石线刻猪，使寿山石刻史一下可追溯到南朝。再就是1965年春天，在北门莲花峰下的塔仔里，我和省文管会文物组许清泉一起，清理闽王王延钧妻刘华墓。墓早年已遭盗掘，但我们还是从散落在墓室内约一立方米废土中筛选到一枚鎏金开元钱。墓志使我们得知墓主人身份是王审知的儿媳、广东南汉王女儿、第三代闽王王延钧之妻刘华。墓志为五代闽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诸多陶俑保存了五代闽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我在这次清理工作中，还负责从一堆釉陶碎片中修复了3只孔雀蓝釉陶瓶。

四、文物收藏工作

由于王铁藩是从事美术工作，在字画鉴别上有一定水平，所以大量的字画收藏都是他的工作成果。

这些字画来源有的是个人捐献，有的是从收藏人家那里购买的，也有一部分是购自省文物店，如寿山石很多就是购自省文物店。因为王铁藩经手的这些文物，科里都要我表态，所以我一来积极参加可以提高鉴别水平，二来积极参与识别工作，也加快收藏过程。

五、文物调查

市文管会成立之后，除城区普查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之外，我们还扩展普查范围。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想方设法外出普查。

1962年4月，我和王铁藩骑自行车同往建新公社，在天山马岭发现南朝青瓷窑址。

1963年6月，调查阳岐。这里我是故地重来，1949年参军时，十兵团文工团就驻在这里，我们军乐训练班就驻在严厝里严复故居。这里有叶大庄花园、宋代石梁桥(午桥)、严复墓。

1963年7月，调查罗源，发现了圣水寺栖云洞宋代十八罗汉石雕。

这一年，还调查发现长安山、金鸡山、吉祥山都曾有琉球墓。其中，长安山白泉庵附近有60多座琉球墓，完整者仅存8座。

1964年5月，发现东部有唐代火葬墓，出土陶棺(俗称垓棺材)

1965年2月，去怀安再度勘察南朝青瓷窑址，在巴掌山发现汉代土坑墓，收集到一只汉代陶壶。

1965年10月，赴闽南调查戚继光抗倭遗迹。

“文化大革命”中文博工作受冲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博工作深受冲击。在“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心急如焚，连夜开列一份福州的重要文物保护清单，送到市委、市人委供领导参考。其时政府机关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社会上乱哄哄的，到处都在焚烧古籍、古字画，甚至建筑物上的雕刻、纹饰也不能幸免。后来终于得到通知，市分管文物的宁家魁副市长要上鼓山察看，我连忙赶到市委会随同前去。一进天王殿，庭院里有一大堆灰烬，旁边还有经书册页，我一看那就是涌泉寺最珍贵的镇寺之宝，元代延祐年间经书，已当作“四旧”烧了。无奈之下，只有吩咐寺里把未及焚毁的血写经书等入库封存，藏经殿封起来，未烧的经版也一起封存。

文管会也受到本系统的红卫兵冲击，我们赶忙也组织革命战斗队，用“风雷激战斗队”把资料室、文物库房用战斗队封条封起来，明斗暗保。尽管我们已经自身难保，但在没有集中学习之前，我们还是天天到各个街道派出所查看收缴的文物，告诉他们要留意保存，待运动结束后处理。一些刚刚得到保护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在工作人员被集中学习之后，保护工作处于停顿、失控状态。

比如，闽王祠拜剑台被图片社造反队放倒；接着驻祠单位纷纷被集中学习，大殿用作某校办工厂厂址；原文化馆的办公室被用为教师宿舍；文联借用的董太后享堂则被作为学校食堂。随后又在拜剑台址上建一座三层简易红砖楼，用作教工宿舍。

昭忠祠远在马尾，被当地用作水泥预制板的工场作坊，海战烈士墓园内数十株龙眼树也因此被夷为平地。

于山白塔被红卫兵占领，用作宣传革命的广播电台，喇叭就安装在塔顶上。随后，军管会进驻于山，我们奉命连夜上山，把文物仓库内器物和资料书籍移到西湖局本部，堆放到一间房子内。戚公祠内的一块戚继光当年庆功醉卧的大岩石，也被凿碎用作办公楼基座石料。

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后，不久，我就被派去上下杭的工作队，后被下放到鼓楼区水部街道当卫生干事。当年10月，因为有一个国家元首要访问福州，宗教处的同志来找我，要借调我回市去整顿鼓山。我知道王铁藩下放泰宁，体弱多病，又远处他乡，就建议他们借调王铁藩回来。他们接受我的建议，借调王铁藩回福州帮助整顿涌泉寺，以便接待外宾。1973年正式把王铁藩调回福州，我也因王铁藩的鼎力推荐，重返文博大家庭。

拨乱反正，重起炉灶再开张

1978年的国庆节过后，我被市文化局从水部街道调回，等待着我的是重建市文管会的重任。眼前要紧的是封闭了十年的于山开放工作。原来，由文化局申请开放于山文化游览区的报告，经省委和福州军区批示，把于山太平街以北归军队使用，于山范围内古迹尽量修复开放。市文化局组成了于山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市图书馆负责修复白塔寺，市文化馆负责天君殿，文管会负责戚公祠，王铁藩负责修复工程，我负责陈列。结果，马上要开放了，工程还是没有动静，局里特别下令要我接手工程，尽快修好戚公祠，并且在天君殿展出文管会收藏的古字画。宣布开放于山风景区时正是春节，第一星期，上山参观的游客前呼后拥，人山人海，进入参观点戚公祠、天君殿古字画展的人数每天都在万人以上。禁锢十年的于山终于开放，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可见百姓多么需要文化生活。

很快省里拨给文管会编制3名，局里调来朱振声当科长。朱科长是一位爽直的文人，曾因整风给支部提意见，被错划为内部控管的右派，下放曲艺团工作。落实政策后调任文物科长，他坦率地说：“我不熟悉文物业务，要慢慢地学，业务上只要有需要你们就大胆做，上面开会我去应付，有责任我来负!”有他这番话，遇事我们都主动去干，比如重建文管会这件事，我就把以前的做法向科长汇报一下，并把准备邀请的各有关局局长名单列出来，经研究后，我就去各局联系；科长则向局里汇报，办理有关手续，很快就重新召开了文管会会议。我们确定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贯彻文管会会议的管理文物的决定，宏观层面上加强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具体到微观环节则是把华林寺大殿的保护和建立林则徐纪念馆当作重点工作来抓，陆续收回被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加强日常的文物保护管理，发展博物馆、纪念馆事业。

至此，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进而不断壮大，成立了古建筑修缮队、专业田野考古团队(含水下考古)，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博系统。 

（作者系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