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中的文苑往事

黄文山

在文联，我之写对联，一开始纯属偶然。记得是省文联刚恢复不久，一天编辑部开会，主编苗风浦忽然问，我们这里谁会写对联？他说闽剧艺术家郑奕奏先生七十寿诞，文联要送副寿联。这个任务交给编辑部了。一时，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确实写过对联，但那是上山下乡期间，写在知青点里，借对联表达自己的心境。比如，宿舍房间的墙上挂上世界地图，我便这样写道：“登楼望穿千层雨雾，挂图识尽万里江山。”“图中长流四洋潮水，窗前时集八方风云。”再比如，搬到新知青点时，半夜打雷下雨，屋里漏水。大家忙着打伞，拿脸盆接水。我有感而发，信口诌了两句：“新居面北，常得狂风穿屋过；旧瓦朝天，时有惊雨入梦来。”这时候的对联，纯粹只是苦中作乐、自娱自乐。因为自小喜爱古典文学，背诵了不少唐诗宋词。而律诗里就有联句，可资借鉴，所以写起来似乎不难。虽属文字游戏，但我喜欢对联文字的高度浓缩，寥寥数语，便能咀嚼出人生的况味。

郑奕奏是著名的闽剧表演艺术家，连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都很欣赏他，坊间甚至有“北梅南郑”之誉，而且我们还是黄巷的邻居，郑先生住前院，我住后院。那时每天下午，郑先生都会带着他的小孙女来到后院，就在我家门前的空坪上练身段。郑先生精神矍铄，教学一丝不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苦思了大半夜，想了这样一副贺联：“粉墨半生台上过，清音一曲世间传。”

这之后，我在文联里遂小有名声，常常有人托文联的同事来索联。比如建瓯有位茶友，希望能为他刚制成的新茶各配一副联。这三种新茶各有一个雅名，分别叫“红袖”“柳眉”和“凌波”。我一时来了兴致，于是这样写道：“兴起清风把盏，客来红袖添香。”“云里百年嘉木，瓯中几叶柳眉。”“合是凌波仙子，总归烟雨江南。”

对联中的文苑往事我给文联的老艺术家写贺联，除了郑奕奏先生，还有陈侣白先生。侣白先生是省文联资望最深的老人，很受我尊敬。他也是省文联机关中新旧体都能上手的诗词行家，尤其古典文学学养深厚。这也得益于他的家学渊源。他的母亲薛念娟是福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才女之一，受业于国学大家何振岱。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加之天资聪慧，自然才学出众。

2005年3月，适逢陈侣白先生八十寿诞，省文联、省作协拟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陈侣白先生亲自将会议请柬送到我的办公室。侣白先生是《福建文学》创刊时期的老编辑，也是一位满腹诗书且笔耕不辍的老诗人。该给他送一份什么样的贺礼呢？我寻思片刻，决定为他撰一副寿联。上联是：“藏山事业三千牍，岁月如歌，满腹珠玑都是寿”；下联是：“笔墨春秋六十年，平生得意，一肩风雨皆成诗”。联成，侣白先生尚未离开文联，遂请他过目。侣白先生读后似乎很满意。于是，我下楼请书法家陈奋武先生书写成条幅。研讨会上，这副寿联得到全体与会者的认可，对侣白先生的评价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到过侣白先生家，看见以这副对联写成的条幅悬挂在客厅的正面墙上。不过，后来侣白先生对这副对联做了一个字的修改，就是将下联“皆成诗”的“皆”改成“尽”，意思相同但避免了三个平声字排在一块。诗联家侣白先生遂成我的一字之师。

2016年岁杪，侣白先生借两本新著的出版举办91岁生日的家宴，邀我参加。席间，举行赠书仪式。其中的一本诗文集，便用了我贺联中的句子：一肩风雨尽成诗。不仅如此，侣白先生还在“自序”中说明了书名的由来。可见他对这副对联的赏识和重视。

书画家们有次下乡采风，同行的省画院画家宋展生要我为他新居的厅堂写副联。宋展生是原福建师院美术系教授宋省予的公子，喜饮酒，擅画鹤。我回家后，当即写了一副:“横笛常带三分醉，放鹤只消一片云。”并手书给他。展生十分喜欢，多次提及此联。

工艺美术家郑礼阔先生，想请书法家陈朱为他写副对联，陈朱要我提供联句，我将礼阔二字嵌入联中：“知礼常风和日丽，虚怀则地阔天高。”

也有的对联，是单位任务需要。比如，2006年1月，省文联搬迁新大楼，为了表示喜庆，要从新大楼楼顶垂挂一副长联。任务落在我的身上。于是，我拟了这样一副对联:“江左风流，俊采星驰，照眼春光新艺苑；海西鸿策，金声玉振，放怀翰墨大文章。”

当然，在文联，写得较多的还是挽联。但没有想到的是第一副挽联送别的便是苗风浦先生。

苗风浦先生是胶东人，儿童文学作家，随部队解放福建后留在地方工作。先在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调省文联，任《热风》副主编，另一位副主编是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主编是张鸿，时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和省文联副主席。苗风浦主持日常工作，是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即1964年，《热风》编辑部作为社教试点单位开展文艺整风，已不能正常出刊。整风后刊物奉命改版，改出《工农兵演唱》的小开本读物。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热风》编辑部更被卷入漩涡。苗风浦和郭风一起被打成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黑干将，全体编辑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3年，苗风浦恢复工作，并受命重组编辑部。当时省文联尚未恢复，编辑部则归省革委会文化组领导，当年即出版两期试刊。刊名定为《福建文艺》。编辑部由应端章、苗风浦和张贤华三人负责。应端章原是省委党校的教员，此时担任党支部书记。郭风先生和《热风》编辑部的原班人马基本归队，他们中有徐木林、季秉义、蔡海滨、金筱玲、黄国荡等。一批专业作家如何为、姚鼎生、何泽沛、何飞等先生也进入编辑部。加上石灵、袁荣生、刘宝川等戏剧组的人员，一共集合了30多人，可谓阵容强大。

虽说编辑力量强大，但缺少作者、没有作品仍然是无米之炊。因此编辑部采取办班的形式，一次吸收30多位工农兵学员，集中学习改稿一个月，由编辑面对面辅导，修改作品。

我正是因为向《福建文艺》投稿，而被编辑部选中参加学习班的。记得那是1974年的仲夏。一天，县文化馆通知公社并下达大队，要我到福清参加《福建文艺》编辑部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当我几经辗转来到这座沿海城市，学习班已经开学3天了。学习班租用当地一家华侨旅行社，听说我来了，有3位中年人同时从房间里出来，热情地招呼我，眼里露出欣喜的神色：“都以为你来不了呢！”通过介绍才知道，他们便是郭风、何为和苗风浦。前两位是享誉文坛的散文家，后一位不仅是刊物负责人，亦是很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个知识青年，第一次投稿，便受到这样的礼遇，令我终生难忘。这些我心仪已久的文坛大师，现在就生活在我的身旁，和我近在咫尺。对我来说，这是我文学生涯的最初一步。正是这一步，让我走进了文坛。

几年后，我从业余作者到业余编辑，最终迈进了编辑部大门。在许多年轻编辑的眼里，主编苗风浦是一位十分严肃、处处小心、不苟言笑、让人心生敬畏的领导。他平时除了工作外，也很少和我们交谈。但相处久了，就发现，其实他的心很细，而且善良。一次，广西作家李栋、丁章林来福建出差，我请他们到家里吃便饭。老苗不知怎么就知道了，第二天，他让财务给了我100元，说是编辑部给我的饭费补助。这让我十分感动。

1985年，老苗受了一些挫折，离开编辑部，去主持省作协工作。谁想，不久即罹患胰腺癌，第二年春天辞世。他在上海治病期间，我曾去看望过他，看到他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显得十分虚弱，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但他仍然关心着编辑部和作协的工作。其时老苗刚刚56岁。老苗身体一向不错，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头挺拔，天庭饱满，两眼十分有神。他到作协后很想好好干一番事业，拟了好多计划。我记得去时他还这样对我们说：“我现在55岁，还有5年好时光，要好好珍惜。”谁知道，天不永年，一个胶东大汉，就这样轰然倒下，让人惋惜不已。

我为他写的挽联，挂在他的遗像旁：“蜡炬忽为灰，身后长存墨卷；新竹已成行，堂前仰望遗徽。”

岁月匆匆，不觉老苗已离世30多年。文坛上，大多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位曾经的文学前辈，以及这本文学期刊创办初期的步步艰辛。

20世纪90年代中叶，省文联大院传出噩耗，两位年轻人高鹏、熊海燕忽然不治。

高鹏年方不惑，却英年早逝。他原在漳州报社供职，因热爱文学，调来文联。他平时为人低调，内敛少言，擅写散文和评论，有散文集《敬畏生命》存世。沉痛之中，我为之撰联：“志存高远，笔舞龙蛇，九万里鹏程正翥，如何一笑成眠，宁舍文章驾鹤去；心自平常，人惟质朴，四十载书生本色，岂料数卷犹热，乍寒风雨惊天来！”

熊海燕是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人员，结婚不久即罹患癌症，20多岁告别人生。美协开追悼会向我索联，我写的是：“伊人永逝，满纸桃花皆失色；海燕不归，一帘春雨尽含悲！”

进入21世纪，蔡其矫先生、郭风先生、何为先生相继辞世，他们灵堂前的挽联都由我撰写。

2008年1月，蔡先生病逝。记得当时正参加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那一年蔡先生88岁，已经回到北京居住。他也是代表团成员。开会报到的那天，他早早地就在北京饭店的大堂里等我们。看到乡亲，显得格外高兴。大约是会议的第三天早上，蔡其矫先生告诉我们，这两个晚上他上卫生间时都摔倒过，摔得还挺重。大家一听，都劝他不要继续参加会议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不久，传来消息，蔡其矫先生做了CT检查，脑部发现一颗肿瘤，导致他走路不稳。一个月后，在原定做脑部手术的当天凌晨，蔡其矫先生辞世。这位一生为爱情和自由吟唱的诗歌独行侠，他的人生远行，竟这样坚决、迅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主办方要我赶写一副挽联。于是我借来《蔡其矫诗歌回廊》，放置案头，酝酿情绪，脑海里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汹涌三万诗行，都成海上波浪；起落九十人生，不老风中玫瑰。”《波浪》《风中玫瑰》都是蔡其矫先生的诗歌名篇。

2010年1月，郭先生辞世。郭风先生是我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正是因为他的热心推荐，我得以进入《福建文学》编辑部。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时，郭风先生给我作序，他这样写道：“与黄文山同志的交谊，包括他至《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以及此前他尚在闽北农村生活的日子，约略算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岁月了。这种交谊，当然只能是在文学领域内。而这给我一种机会使我得以认识一位同行、一位同事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经历，即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经历看来将持续下去乃至终老。这使我感到亲切，因为这和我自己的人生的主要经历格外相似。于此，我想顺便提出一个看法，即要将此等经历持续到终老，需要一种志愿，一种信念，一种勇气；需要就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坚持个人的操守，能够视清淡生活为一种人生境界。”

直至今天，我已经退休了，但先生的这番话，依然是我人生的目标：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我觉得我始终没有离开先生的视野。

退休之后，郭风先生还常常到编辑部走动，询问一些刊物和作者的情况。一拿起《福建文学》，他就动了感情，手里摩挲着封面，眼里熠熠闪光。这一本文学期刊，最初就是在他手上创办的。郭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文坛的散文大家，但他从不以散文家自诩，而总是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我在许多场合都听到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是一名编辑，四十年代起就是编辑。”诚然，从20世纪40年代郭风先生主编《现代文学》开始，经历过《福建文艺》《热风》《福建文学》，到80年代创办《榕树》丛刊，他整整当了40年的文学编辑。他还说，作家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给他发表的园地，发表就是最好的培养。因此他在当编辑时特别注重发表新人的作品。可以说，福建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作者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他的恩泽。

许多人都把郭风先生比作一棵参天大榕树，庇荫着一方创作的园地，支撑着一片文学的天空，悦耳的叶笛在其间流转，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

郭风先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悠长的叶笛依然在人们心中传响。这片榕荫、这道叶笛，已经成为八闽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于是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文学之树，道德之树，好大一棵榕树；故乡之笛，心灵之笛，悠长几代叶笛。”

2011年1月，何先生不治。20世纪80年代初，在黄巷居住时，我和何为先生做过5年邻居。何为先生平时深居简出，不太和人交往。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愿趋奉热闹。他的性格内敛而矜持，一如他含蓄严谨的文风。但他却是我国新时期名字被传诵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之一。

何为先生于72岁时回到上海，因为在上海的陕西南路，他有一栋祖传的老房子。他在这栋房子里出生，又在这里度过少年和青年时光。而且他的夫人徐光琳先生已先他几年到上海居住。叶落归根，对故乡故居的思念牵拽着老人回归的脚步。

我给何为先生定期打电话始于1998年。这之前，只是一些书信来往。那一年，何为先生要办结房贴，请我帮忙。其间有一套颇为繁杂的程序，不少环节需要电话沟通。这之后，便成了惯例，十天半个月，一定要给何先生去一次电话。12年来，从没间断。

现在电话的那一头，那位经历了世纪风雨、为我们动情地描绘人生风景的文化老人，已在冬日的寒风中飘然而去。在夜不能寐中，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百万言心中风景，锦文多绣山川里；九十载纸上烟云，健笔长存天地间。”

在文联之外我也有一些文友，延青先生是经常来往的一位。他是《福州晚报》的副刊主任，常发我的散文随笔。延青先生自己也是一位写作者，喜欢散文，而且耽情山水，与我志趣相投，彼此很谈得来。我们常常一块去外地采风，去过泰宁的金湖、连城的冠豸山、福鼎的太姥山和沙县的淘金山。延青先生患有心脏病，但毅力十分顽强，跋山涉水，从不落人后。他大我16岁，却从不以长辈自居，对我十分友好尊重，和他在一起，有如沐春风之感。2003年春，延青先生辞世。听到这个噩耗，我十分难过，当即写下一副挽联:“仙游何去，山水文章同不朽；鹤驾难回，林泉墨趣失知音。”

在我担任《福建文学》主编期间，还主持过编辑部两位老同志的丧事。其中一位是诗歌组的老编辑陈钊淦先生。陈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留校当助教。因为爱好诗歌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调来刚组建的《福建文艺》编辑部，担任诗歌组组长，在这岗位上直至退休。他为人耿直，敢于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同时热心扶持新人。可以说，福建的一大批优秀诗歌作者，都是他培养起来的。

老陈是去看望女儿、外孙时，在广东珠海遇车祸去世的。此时他已退休10年，他的身体一向很好，业余生活也很丰富，读书、跳舞，有时还兼课，过得很充实。老陈爱书，家中藏书甚富，平日尤喜欢到旧书店淘书，一旦淘到好书便会兴致勃勃地来敲我家的门，当成喜讯告诉我。可是一场意外的车祸夺去了老陈的生命。我专程到珠海处理了老陈的后事。就在珠海，写下这样一副挽联:“仙游已远，诗书万卷凭谁读；鹤驾难回，桃李三千为世钦。”

徐木林先生是编辑部的老人，20世纪50年代就到了《热风》编辑部。他谢世时83岁。

老徐为人一向低调，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形象。他勤于读书，认真做事，却从不争名逐利。他学问广博，文字基本功十分扎实，一直是编辑部评论组的台柱子，担任《福建文学》评论组长多年。但直到退休，还只是退评的副高职称，不与工资挂钩，而农村户口的妻子也因此无法转为城市户口。老徐却淡然自得，毫无怨言。出殡那天，我和编辑部的许多同志赶到殡仪馆送别。我写的挽联悬挂在他的遗像两旁：“勤谨笃学，书生一世;谦恭厚道，仁者千秋。”

这几年，还不断有熟知的同事或朋友离世，其中就有陆广雄和洪洁。陆广雄在到画院之前，一直担任《福建文学》的美编。编辑部里的老同志，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叫他小陆。一是他性格随和，乐于帮助人，好叫；二是这样叫显得亲切，无隔阂。小陆原在一家工厂工作，但他从小爱好画画，曾拜老画家陈挺为师，专攻山水。调进《福建文学》后先是当编务，并协助美编工作。他人勤快，好学习，也肯钻研，不到一年就掌握了排版技巧。不久，美编出国，就让他独自“掌勺”了。这期间，他还报名福建师大美术系，经过刻苦学习，取得本科文凭。虽然已经执掌刊物的美编工作，但小陆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谦谨勤敏，工作不分分内分外，随叫随干。当时，《福建文学》经费困难，养不起汽车，但对外联络工作又少不了。于是编辑部给小陆配备了一部摩托车，让他兼跑外勤。直到他自己买了一辆小型汽车，还是请他跑。小陆用私车办公事，照样乐呵呵的，而且体谅编辑部的困难，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补贴汽油钱。

小陆为人真诚热情。记得有两三年，我腰疾发作，上班时痛得不能坐下，只能用手撑在办公桌上工作。小陆见状，主动联系上省体工大队的队医，然后就用他这部小车载着我到体工大队治疗。一次，两次，三次，不厌其烦，让我十分感动。

不知不觉间，小陆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相当造诣的山水画家。大概是2008年，小陆向我提出，想调到省画院当一名专业画师，这对他的个人创作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我支持他的想法。虽然编辑部将从此没有专业美编，还是予以放行。

小陆在画院工作十分出色，创作上更是佳作迭出。我耳有所闻，心里也为他感到高兴。这期间，他举办过个人的山水画展，荣宝斋还出版了他的画册。小陆的艺术之路渐入佳境。但天不假年，小陆竟患上了癌症，而且发现时已是晚期，让人为之嗟叹。

在他去世当晚我即写下这样一副挽联：“胸中存真性情斯人不老，笔下有佳山水其艺长青。”

洪洁是《故事林》杂志的美编，与小陆一样，都是自学成才的画家，也是我在旧米仓宿舍的邻居，大家相处关系一直很融洽。小洪见我有时写写毛笔字，还特意送给我一块毛毡。他患有癫痫症，时而发作。据说那天小洪正是因癫痫症发作而死。我闻之恻然。吊唁时，见我写的挽联已挂在他家的灵堂上：“归期已渺，忍对秋风千行泪；去意何急，唯留画卷百般情。”

还有一些年轻的同事，比如文学院的陈大樟，离世时刚刚30岁，而且走得十分突然。文学院的刘志峰仓促间向我索联，我也只能仓促写下一联：“三十而立，三十何往？痛矣；风华正茂，风华安在？嗟乎。”

我真不希望再写挽联，因为每一副挽联都是一个沉痛的记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身影，怎么就忽然绝尘而去，隐身黄土，令人空留一声嗟叹。

近些年，我的文学创作，除了散文，大量的是对联。而且大多是文联和作协向有关方面推荐，领来的任务，往往难以推却。比如2013年9月，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浙江杭州办展需要一副馆联，我为之撰写:“四海珍奇堪称国色纷呈西子湖畔，八闽瑰宝宛若神工相映名城月中。”

闽侯的林森公园建设即将完成时，省作协承接任务，分配给我的是3副。其中一副长联，要悬挂在正面大堂上。林森是闽侯青口镇凤港村人，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他是辛亥革命元老，一生报国，廉洁自律，深得百姓爱戴，自然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联云：“忧国乃忘忧家，扶苍生，千秋大业；立身唯思立德，守廉节，一代完人。”正在建设的林森公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五虎山下。这座山正对福州城市的中轴线，在福州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五虎腾跃的雄姿。过去，文人们经常在此山聚会。它既是福州的地理标志，也是福州的人文象征。因此，我还应青口乡贤们的要求，写了两副接地气的对联，借以鼓舞当地青少年勉力奋进。其一：“看虎山气势倚天拔地，听陶水波声逐浪争流。”其二：“虎山霞蔚，左海人文于斯相望；凤港波兴，闽江形胜自兹发端。”

在三坊七巷的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馆，我写有两副联。其一：“万里烟波舟作马，千年故事海为田。”其二：“潮起东南帆影远，史传闽越海门开。”

还有闽侯民俗馆，分配给我的任务有5副。其一是管理服务中心大楼门联：“庭前四季湖山色，槛外千年闽越风。”

其二是登高揽胜楼后门一楼的中联：“此处依山川揽胜，斯楼借气势登高。”

其三是民俗收藏馆的一副中堂联：“闽水思源头尚义崇德毕竟中华衍脉，民情重教化学诗循礼从来耕读传家。”

其四是一副抱柱联：“锄月耕云天下事，品今鉴古匮中书。”

其五是茉莉花馆一楼边联：“蕊含千岭水云气，香带一江风雨声。”

前些年，上杭县为纪念清代著名画家、诗人华嵒，拟编印一本书法集，请省内书法家以华嵒《离垢集》中的诗句来书写作品，也约我为这本纪念集写几句话。

华嵒是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十分喜爱的画家和诗人。他的《山人》诗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诗曰：“自爱深山卧，常听涧底泉。何如鼓湘瑟，妙响在无弦。落日数峰外，归云一鸟边。未须慕庄列，此意已悠然。”我到过上杭，在华嵒故居前驻足良久，对这位一生穷困潦倒而精神始终不殆的艺术家景仰不已。为此，我写了一副赞华嵒《离垢集》的对联：“人凭笔墨留清气，山借烟霞添逸兴。”

我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即以《烟霞满衣》为书名。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福建文学》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