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学 篇

——杨国桢回忆录选（二）

杨国桢

东肖教改

1958年12月，我们从龙岩马坑来到白土。白土是东肖人民公社所在地，著名的闽西老区。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后田村建立了闽西农村第一个党组织。在邓子恢、郭滴人等领导下，1928年3月4日发动了著名的“后田暴动”，成立了闽西第一支游击队。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这支游击队成了一支队的主干。这里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红军长征北上后，这里红旗30年不倒，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白土与厦门大学颇有渊源。1951年3月至1952年2月，时值抗美援朝时期，地处海防前线的厦门屡遭空袭和炮击，为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安全，厦门大学理学院4个系200余名师生内迁于此。厦门大学副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卢嘉锡一家六口住在白土墟街南面的龙泉村，其他教师散居于溪兜村，学生分住在七公祠和菜园村。他们和当地的乡亲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从马坑到此，正值中学放假，便借住在东肖中学，师生在白土墟日都会到墟街上“改善生活”，吃一碗一角钱的龙岩清汤粉。许多老人和妇女会主动找我们聊天，说“胖胖的卢院长”（卢嘉锡）当年的亲民故事。

1958年12月16日至31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在东肖中学开展教学整改运动。从总结一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成绩，传达参观全国教育展览会及兄弟学校历史系的教改情况开始，开展教育革命的大讨论。首先肯定了一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搞生产劳动的完全正确，介绍四年级同学编写《闽西人民革命史》的经验。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势猛、面广、量多”，第一天5000多张，第二天逼近10000张，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学术思想，对实行半工半读、贯彻两个三结合以及发展方向、培养目标提出看法和意见，形成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2012年8月22日，黄松英老师在《常常想起陈兆璋老师》一文中回忆说：

而所谓的“教改”则不同，它要求触及灵魂，大会揭，小会批，大字报铺天盖地，生活上的芝麻小事也都上了大字报，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在学生的监视下，不负责任的大字报整得老师们心寒腿软，兆璋老师和我的大字报都不少。我曾当过班主任，平时与同学接触的机会多，很容易被挑毛病，如此“教改”弄得我们都抬不起头。王亚南校长视察东肖时，我还当面向他告过状。但兆璋老师很平静，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不满的情绪，他的淡定感染了我，我的情绪也慢慢地稳定下来。

接着，大争大辩打擂台，大搞教学整改方案。辩论气氛浓厚，思想活跃，派别林立，提出二十个左右的方案，形成第二个高潮。在此基础上，引导师生综合整理出一份初步方案。

1959年1月6日，中共历史系支部提出《历史系教学整改运动总结》的报告。总结报告指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不要实行半工半读？对半工半读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实行半工半读？半工半读会不会影教学质量？这些是整个辩论过程的主要问题。

辩论中对半工半读有“以工为主”“以读为主”“工读并重”“以工为纲，以读为主”等不同说法。许多人认为劳动与教学只能大结合，不能小结合，劳动只能改造思想，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如说：“锄头锄不出秦始皇。”“参加劳动得不出文艺复兴是产生在意大利的史实。”“参加劳动，专业知识没有增长，炼钢怎能与唐宋元明清相结合呢？”“铁路工人写不出高质量的铁路史。”总结报告认为，片面强调书本上的知识，实际上是主张脱离实际，关起门来念书。我们不反对从书本上学习知识，但书本上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且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通过劳动虽然锄不出秦始皇哪一年统一中国，但更重要的是懂得应该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去看待秦始皇。

面向地方是不是厦大历史系的发展方向？这也是辩论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不能只搞福建的历史，“马尾的地下不能发掘整个世界史”，学习的面要更宽一些，学什么史就到什么地方去联系实际，主张“旅行大学”。——我记得教世界史的陈兆璋老师提出世界史教学要走出国门的主张，她认为：面向东南亚是厦门大学的传统，厦门大学历史系学生学习世界史，应安排一个学期到东南亚某地实习。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梦想。

总结报告认为，面向地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路线问题、方向问题。不首先为地方服务，就谈不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应该明确肯定面向地方是我系的发展方向。

能否在一年内根本改变我系面貌，三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历史系，也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不可能在三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历史系，主要理由是那时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基础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学校是上层建筑，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性质。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是机械唯物论，基础决定上层，上层亦能反过来影响基础。事实上，抗战时期的延安抗大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三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历史系。

整改运动期间，为了迎接县及专区档案工作现场会议在东肖的召开，必须整理、综合解放十年来的档案，我们立即派出一部分师生组成工作组，包下了全部档案材料的综合整理工作，并为现场会议的召开准备了一个展览会，为编写东肖乡解放后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我参加这项工作，搜集编写《闽西老区东肖人民公社简史》的材料。

在东肖中学教改时的合影

在总结会上，四年级同学介绍了他们在实习过程中，用三分之二时间参加劳动，仅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业务学习。由于贯彻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方法，在一个月里不但学习了中国现代史，而且编出了17万字的中国现代史提纲、中国现代史资料索引和闽西人民革命史解放后部分的提纲，证明劳动、教学与科学研究不但能够结合，而且结合得很好。

总结会上，宣布整改的初步方案和当前的教学安排，一、二、三年级单科独进，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学习结束后放寒假，下学期开学，三个年级学生分赴闽南、闽北、闽东，编写当地的现代革命史。

1月8日，历史系一、二、三年级同学在东肖中学膳厅上第一课，全程19天，采用启发报告、自习、小组讨论、大班辩论、教师总结的教授方法。分成若干单元，先由老师讲课，学生自习讨论，再由老师总结。根据我的笔记，郑全备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孔永松总结；张水良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党史研究室的陈少云讲《闽西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则是：粘尚友讲《红色政权问题》，胡永树讲《三次“左”倾和机会主义路线》，叶国庆讲《“左”倾错误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抗日战争时期》（老师名字失记），陈诗启总结；郑全备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老师名字失记）；张水良讲《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郑全备总结。也就是在教中国现代史的郑全备、张水良、孔永松老师外，还拉了中国古代史的叶国庆、粘尚友，中国近代史的陈诗启，世界史的胡永树等老师“客串”。

师生与革命才妈妈张龙地合影

学习期间，我们还到后田村劳动和访问革命老妈妈张龙地等。犹记得有一天，我们走在去后田的小路上，发现一块禁鸭碑，当即报告傅衣凌先生前来考察。

漳州编写《闽南人民革命史》

1959年2月15日，即农历正月初八，春节的气氛正浓，我们班同学便组成厦门大学“闽南人民革命史”实习队，由陈炳炎、孔永松老师带队开进漳州市区，入住芝山下的农校“团结楼”。

漳州市是龙溪专员公署和龙溪地委驻地。龙溪地委党史办公室十分重视闽南革命史料的搜集，屡次派员到外地访问健在的在闽南领导或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积累了很多口述史资料，编成档案。这为我们的编写做了必要的史料准备。

我们到来后，即分组到党史办查档案，摘录成大事记和史料编年，提出编写大纲，开始编写。我们住所附近，有一座两层红砖的小楼，原是美国教会学校寻源中学校长的住宅，1932年4—5月中央红军入漳时毛主席居住于此。楼内有7个房间，正面和东侧围墙上留有工农红军攻克漳州时书写的“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扩大红军”“扩大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三条宣传标语。1957年5月，芝山红楼辟为闽南革命纪念馆，有简易的陈列室，供人参观。

1959年3月13日，山西省慰问团到厦门前线慰问后，来到漳州。慰问团成员、刘胡兰母亲胡文秀等要求参观芝山红楼，我们班同学受命接待，并在门口集体拍照。

我们的工作得到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4月2日，龙溪地委陈文平书记看望厦大“闽南人民革命史”实习队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与龙溪地委书记陈文平合影

初稿写出后，组织总纂小组，留下来统稿，其他同学分路到石码、乌山等地调查访问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记录口述史料。

我留下来参加总纂，挑灯夜战，半夜肚子饿，就近敲下木瓜来吃，不料发高烧，大吐大泻到脱水，同学们赶紧把我送到龙溪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印象特别深刻。

总纂小组成员：前排左起：黄国荡 孔永松                                                             林再友 后排左起：陈毅明 黄成山 杨国桢                          

4月20日，外出调查的同学相继回来，又按学校要求，补上了哲学课。月底，《闽南人民革命史》经地委党史办同志审阅认可后定稿，油印成册，实习任务圆满完成。

读书集美南侨

1959年4月底，我们离开漳州，但还是没有返回厦门大学，而是停留在与厦门岛一水之隔的集美，借龙舟池畔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南侨第一楼住宿，在南侨第十六楼上课。

我根据《闽南人民革命史》的资料，在《厦门日报》5月4日第4版发表《五四运动对闽南的影响》，在《厦门日报》5月27日第4版发表《红军入漳史话——纪念中央红军进漳二十七周年》。此时，平定西藏叛乱事件的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大事。配合政治学习，全班同学合力编写大字报《西藏历史问题介绍》。

6月7日，传达团代会精神，进行小组讨论。27日，传达陈伯达报告，贯彻落实厚今薄古。7月1日，我根据龙溪地委党史办采访到的大革命时期厦大学生罗扬才烈士的事迹，写了《红心闪闪》，发表在《厦门日报》7月15日第4版海燕副刊。

这年暑假，我到厦大探访矿冶系同学，在芙蓉第二学生宿舍借宿。8月23日，正值“八二三炮战”一周年，估计金门方面会发动炮击，晚上要进隧道躲避，不料警报声没响，反而是狂风暴雨大作。我躺在床上睡觉，突然感觉有水流到头上，以为忘了关窗户，起来发现水从窗门缝隙喷进来，一看窗外，一棵棵大树被台风吹倒。24日早上起来，眼看一片狼藉，宿舍、教室屋顶全被掀起。离开宿舍，走到人类博物馆，看到窗户连框被拔掉，吹落到展览厅内，中国猿人模型头上滴水。走到囊萤楼旁，看到西膳厅倒塌。走出学校，返回大同路家中，从厦门港走到鹭江道，恰逢七月十九日天文大潮，海水漫入中山路，轮渡码头锚地设施被吹上海岸。鹭江宾馆建筑工地的捆装砖头被台风吹移数十米。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特大台风——1959年03号台风，厦门大学是重灾区，听说运送救灾物资的卡车，单瓦片就运了60多车。

8月16—26日，文化部在郑州召开了十一省（市、自治区）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提出把考古发掘技术普及到县、社，以使人民在动土中可以随时清理一般遗址、墓葬，一面也就可以保证专业队伍进行重点发掘。响应号召，我试写了一本考古发掘知识的小册子。

9月，历史系收本科生39人。教改后中国史教研组教师13人，世界史教师11人。9日，历史系总支书记李金培动员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号召大干九月，迎接国庆十周年。我们结合专业进行政治学习，出版大字报《中印边界问题》专刊。在老师指导下，全班同学合力写作论文《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政策的产物》，向国庆献礼。18日，我在《新厦大》发表诗歌《伦敦的绅士们多歇一口气!》热情讴歌大跃进。21日，历史系举行第三届学术讨论会，傅衣凌先生提交的《明清之际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关于朱温的评价》两篇论文，引起师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此时我们没有想到，一场学术批判的大风暴即将来袭。

10月25日，描写乌山游击战争的《伏击“老虎饮”》，在《厦门日报》第3版海燕副刊上发表。11月6日，在《新厦大》发表《结合专业进行政治学习的尝试》。

在南侨的日子，反右倾，鼓干劲运动接踵而来。11月8日，历史系师生掀起“学经济、赶经济、超经济”高潮，攻破教学薄弱环节，推动全面大跃进。

12月14日，推出厦门大学关于历史系专业设置的五年跃进规划：“1960年7月1日，新增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招研究生，秋创办中国经济史专门化，5年内创办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形成中国经济史全国专题研究中心。1961年春创办世界近代史专门化，1962年秋，创办南洋史专门化（与南洋研究所合作），增设东南亚史研究室，5年内创办东南亚史研究所、形成东南亚史全国专题研究中心，同时成为世界的先进研究基地。1962年秋，创办考古民族学专门化，1964年秋创办考古专业。1964年春，创办中国古代史专门化。”这个五年跃进规划，除成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外，受到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冲击，没有实现。

1960年1月20日，因为印尼排华愈演愈烈，中国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口接运难侨回国，拉开了大撤侨的序幕。集美是安置难侨的地点之一，不容我们久住。凑巧福州大学第一批校舍建成，机械系、电机系和矿冶系采矿专业教职员118人、学生687人从厦大迁回福州本校。我们避免了再一次漂泊的命运，回到阔别16个月的学校。那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厦大为创立福州大学，校长助理卢嘉锡教授调任福州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吴立奇调任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抽调了数学、物理、化学三系教师，相当于分出一半理科，实力大损。

明清社会经济问题“大讨论”

1960年1月底春节一过，我们从集美回到学校，搬进囊萤楼。囊萤楼是厦大最早的学生宿舍，在我们之前，是外文系学生在住。楼旁的西膳厅，历史悠久，去年八二三特大台风时倒塌，学校在马路对面西村择地重建，俗称外文食堂（今拆建为厦大西村大学城）。这个时候已是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学生生活面临新的问题，与我们一年级在校时的情景大不相同。记得在我们从马坑撤退到白土的时候，一路上是“大丰收”的景象，田里的地瓜没有人收，任其腐烂。离开白土的时候，就听说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农民的口粮也被征调上缴，农民流传顺口溜“红旗飘飘，肚子夭夭”（按：“夭”是龙岩话“饿”的发音），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惨景。到漳州之际，我们得到通知，从1959年2月起，厦门城镇居民粮食标准每个月减少3斤。

学生粮食定量不够，出现吃饭少交或不交饭票的现象，为堵塞亏损，学校决定食堂下放给各系管理。我与同班同学参加外文食堂餐厅革新组，改革餐厅管理，试行无人卖饭，“吃共产主义风格的饭”，竟受到厦门大学团委的表扬和推广。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以道德底线抵押的“阿Q精神胜利法”，无助解决口粮供应不足的问题。所以，试行一段就停止了。

196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百家争鸣和思想斗争》，拉开了史学界批判尚钺修正主义观点的序幕。随之，《光明日报》在2月2日，刊登了《坚持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尚钺同志“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一文的修正主义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受命开展了对尚钺的全面批判，一些学术团体和高等学校举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1期发表的《评尚钺同志对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研究》，《历史研究》发表的《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一文中的二三谬误》，斗争矛头指向尚钺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

傅衣凌先生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上，持有和尚钺类似的观点，是南方提倡“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主将。早在1958年6月，胡嘉在《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上发表《评傅衣凌著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集两种》，对傅衣凌先生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两书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点，从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封建社会里所起的作用、雇佣劳动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四个方面质疑。因此，批判尚钺伊始，就得到厦门大学历史系领导的响应，认为傅先生露骨地系统地散播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观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歪曲明代社会性质，歌颂资本主义产生的同时，结果也美化了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掩盖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对抗，进而调和或取消了阶级斗争。于是，发动了对傅先生的学术大批判。

1960年3月29日起，厦门大学历史系举行第四届科学讨论会，“对傅衣凌先生关于明清经济史的论著进行了讨论”。

开幕式上，历史系总支书记李金培致辞，号召全系师生踊跃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继续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第一场大会，由青年教师柯友根作主题演讲，宣读他和李强、孔永松合写的论文《评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经济史研究中的错误学术观点》，指出傅先生在有关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几个问题上的错误。这场“大讨论”是呼应中国史学界对尚钺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但傅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身份并不符合所谓“修正主义”即“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贩运资产阶级货色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因此对他的错误学术观点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在前10次的大会讨论中，由于有力的政治动员，历史系不同专业、不分年龄上台发言的师生累计达59人次。许多老师都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傅先生的观点。为讨论会所写的5篇批判文章和一篇讨论综述，很快就在厦大主办的刊物《论坛》、《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

傅先生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自我批判和申辩，在某些部分接受批评者的意见，修正了某些错误观点，但也坚持一些看法。大会即把他的申辩稿《关于明清社会经济若干论点的自我批判和一些待决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我对雇佣劳动的看法》，油印散发给全体师生作为“反面教材”，做进一步的批判和讨论。我曾回忆说：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左”的倾向压倒一切，坚持学术观点也是需要勇气的。在一片“讨伐”声中，傅先生一场又一场顽强地进行答辩，每次都事先准备好发言稿，引用史料加以论证。逆境之中，保持学者的尊严，大家的风度。他的答辩稿，当时油印散发给全系师生作为“反面教材”。我读了以后，为他的勇气和博学所折服，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站出来对某些批判言论提出不同意见。经历这场“学术大批判”，我开始认识作为历史学家的傅衣凌先生。

傅先生油印的申辩稿早已消失无存。幸亏当年4月在中共厦大党委主办的《论坛》1960年第2期发表的叶如针《历史系开展关于中国经济史问题讨论》一文（修改后题为《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发表于《光明日报》1960年5月26日《史学》双周刊第187号），摘引了傅先生的部分申辩意见，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资料。特转引如下：

关于雇佣劳动，傅先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出现有资本主义性质或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劳动。在明代农业上雇佣劳动的性质，他认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封建的农奴，而是适应于封建社会后期出现有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含有自由雇佣若干特点的雇佣劳动。他说明代农业上的“长工”“短工”是孕育着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劳动。傅先生引用列宁所说“另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这是包括无产的农民，其中有完全无地的农民，然而最典型的俄国无产阶级是有份地的雇农、短工、小工……”,认为不一定要完全脱离生产资料，才能算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

关于国内市场，他认为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但是，他坚持有封建性的国内市场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国自秦汉以后，即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它应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既然是封建性的国内市场，因而也认为有统一的市场价格。他还说，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市场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社会后期，商业市场既为地主也为农民服务。傅先生还提出：一，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生产品不是为供应本地方的需要，而是向着全国的规模发展，如松江绫布衣被天下，福建之蓝甲于天下，不仅为满足封建主的需要也为一般人的需要，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二，在中国历史上，圩集与市镇、县城与省城、省城与大区和首都是有经济联系的，不仅有商品流通，且有商人的操纵，南北商品交换也很频繁，这种商业区域，仍然是封建制度下最合适的中世纪贸易形式。但它对于联系全国各地经济生活难道都没有作用吗？三，宋代以后中国基本上看不出封建的割据局面，这里有没有经济的因素呢？四，上层建筑时时为经济基础服务，在中国封建社会内汉代的平准均输政策，宋代王安石市易法，这些措施与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无关系呢？

关于经营地主和原始富农问题，傅先生说，他过去把这些当作新东西是错误的，但他坚持，经营地主和原始富农在明代以后社会经济中，在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特别对于封建后期商品生产的发达以及动摇自然经济方面都起了作用。但又因为当时并不适宜于发展，所以最后又起着巩固自然经济的作用，加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经营地主的性质，傅先生认为是属于封建性范畴的地主，但与以收取封建地租为目的的地主不同，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在使用童奴之外，又雇有少量的雇工。他们的生产活动在自给之外，也有一部分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只是这种经营地主在中国封建经济的长期性历史条件下，他们不是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便是自己转化为地主官僚阶级，成为地主阶级一分子。

这些驳论是否成立已不重要，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学家坚持学术观点的可贵精神。

那时我是大三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也写了“论文”参加批判，并在大会发言。内容大概是批评傅先生把以宁化黄通领导的清初闽西赣南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性的组织“长关”，说成是“原始苏维埃”，把古代农民起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混为一谈。文章没有发表，我注意到，傅先生在1960年12月定稿、1961年出版的《明清农村经济》一书中已将“原始苏维埃”的说法删除了。

大会发言“左”的倾向压倒一切，傅先生孤军应战，无论如何举证都不能过关。我认为一味否定傅先生的观点有点过火，在讨论明代中叶雇佣劳动的性质时，我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引用毛主席《矛盾论》中关于事物内部新陈代谢由量变到质变的论述：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旦新的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发言中不同意把“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佣劳动”与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劳动等同起来的看法。这段话被收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写的讨论综述，作了报道。

我的发言，不符领导意图，随即受到反驳。没想到的是，傅先生欣然接受，牢记于心。当明代中叶雇佣劳动的性质的讨论成为公开论战后，傅先生吸收了我的看法，引用毛主席的上述论述加以反驳，写入《我对于明代中叶以后雇佣劳动的再认识》一文中，发表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上。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发言让傅先生认识了我，成为我们结缘一生的起点。

傅衣凌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1980年，此文被郑天挺先生节录收入他主编的《明清史资料》（上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被收入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傅衣凌先生将此文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北京中华书局在《傅衣凌著作集》中再版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2010年，被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的是，《傅衣凌著作集》再版这本书时，在该书第45页把引用毛主席《矛盾论》的这段话误注为“［德］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页”，而未加更正，令人遗憾。

野营拉练到东孚

1960年6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们：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同过去的杜勒斯一样，向来对你们不怀好意。一年多以前，杜勒斯到你们那里去，对你们施加压力，要你们服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把台湾完全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我们打了炮，你们抵抗了美国人，杜勒斯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台、澎、金、马一切爱国同胞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名声越来越臭。不久以前，艾森豪威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受了美国很久很深的压迫，对美国的反抗也最猛烈，艾森豪威尔这次从太平洋东边跑到太平洋西边来，就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侵略阵地，加强它对亚洲各国人士的压迫。对于这么一个“瘟神”，人们是知道应当怎样“欢迎”他的。这次艾森豪威尔宣布要“访问”的地方，到处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艾森豪威尔是硬着头皮来的，切不要以为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多么厉害。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起来一轰，就叫美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就把美国的两个忠实走狗李承晚、曼德列斯赶下了台。美国在日本驻扎了重兵，岸信介卖国政府死心塌地要跟美国订立军事同盟。可是日本人民不答应，一次斗争接着一次斗争，闹得天翻地覆。艾森豪威尔被英勇的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他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已经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台、澎、金、马的爱国同胞，你们当然不能容许艾森豪威尔在你们头上耀武扬威。三年前，你们捣毁过台北的美国“大使馆”，这是反美爱国斗争的光荣纪录。当美国的忠实走狗，随人俯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知道，你们并不甘心忍受美国的欺侮。美国人在你们那里策动“台湾自治”，制造反对派，已经使你们伤透脑筋。事到紧急关头，美国人不会对他的走狗讲什么义气。李承晚、曼德列斯，就是前车之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人，看了这种情况，能不寒心？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坚决斗争。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一切不愿意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台、澎、金、马爱国同胞，一定都会赞成。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特此事先说明。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只，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进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   

                                                            1960年6月17日

处于对敌斗争最前沿的厦门大学民兵师闻讯立即行动起来，配合前线反美武装大示威，积极开展民兵训练。我班同学参加厦门大学民兵师第九营（历史系、哲学系师生组成）的军事野营活动，带背包拉练，从学校出发，经梧村、江头、高崎，过高集海堤和集杏海堤，来到岛外，再经杏林、灌口到东孚公社，单程近百里，来回长途徒步行军。同学们平生都未曾走过这么长的路，何况还带着背包和武装，走着走着便感觉吃力，但大家一路高唱战歌，相互鼓励，情绪高昂，队形整齐，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安营扎寨后，在学习军事知识、防空防炮演习外，还参加开发“百果山”的劳动，上山挖坑种植果树苗。第三天，才从原路返回。

编写《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

1960年7月，我们班同学来到泉州，在中共晋江地委宣传部和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合作编写《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设在开元寺内，于1959年7月15日开馆，当时是全国首创和唯一的交通史博物馆，此时刚满一年。我们住在开元寺内，与东西塔相伴，主要利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陈列、所藏的文献和文物调查的资料，进行编写。编写过程中蒙泉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许谷芬及泉州市图书馆，泉州市文管会，泉州市一中、二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诸单位的热情指导和提供材料。

编写工作开始不久，正值夏收夏种劳力紧张，福建省委号召各地各行各业抽调人马下乡支援，我们接到通知，立马行动，于7月10日清晨4点出发，背上行李，徒步走到法石村东海人民公社中云大队，支援夏收夏种。同时，也利用休息时间访贫问苦，寻访古代海外交通遗址，走进“历史的现场”。当地农民得知我们是到泉州来编书的，热情地把家中的古书、族谱拿出来，让我们阅读和抄录，真是意外的收获。

农忙过后，我们回到开元寺继续编写。由于当时任务较多，前后编写的时间实际上只有十余天，主要是由同学们集体讨论、执笔和修改，最后请王洪涛、吴文良两位先生稍作修改补充。7月底完成《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初稿），8月1日写《编者的话》，交油印社誊印成册，共78页，征求意见。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泉州海外交通的兴起（南北朝—五代），第二编为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与繁荣（宋元），第三编为泉州海外交通形势的变化（明清）。虽然是少年的习作，但不事浮华，比较客观地评价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历史地位，与后来鼓吹“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类豪言壮语，不可同日而语。可惜当时没有得到修改出版的机会，以至“船过水无痕”，被学术史所埋没。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5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