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难忘的国庆活动（外一篇）

赵玉明

天安门城楼观礼

国庆阅兵（二○○九年）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80多岁的我曾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参加过欢度国庆活动，其中有三次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9年：收听“开国大典”广播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我正在读高小。9月，考取通澜中学。时逢新中国成立前夕，同学们忙着办壁报、排练节目，迎接新中国诞生。全校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

10月1日，根据天津市的统一安排，大中学校的部分同学齐聚民园广场，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广场上，同学们彼此拉歌，你唱《东方红》，他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革命歌声此起彼伏。下午三点，广场大喇叭传来了北京的声音。男女播音员实况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

听到广播中乐队齐奏《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全场起立。随即，又传来了毛主席带有湖南口音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播音员接着报告：毛主席开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传来了轰隆隆的礼炮声。接着是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不久，广播中传来朱德总司令检阅海陆空三军的实况录音。响亮的口号声、整齐的踏步声、炮车的前进声、飞机的轰鸣声……不断传来。

3个多小时的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晚。播音员报告群众游行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播音员绘声绘色地报告着游行队伍的盛况，最后隐约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听完，大约已是晚上9点多钟。我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未吃晚饭的饥饿，整队集合，高唱革命歌曲，回到学校，回到家里。

1955年：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

1955年，我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来到燕园。同学们都盼着能够参加国庆游行。不久，好消息传来：新生优先参加国庆游行。喜悦的心情弥漫在同学中间。练队、唱歌占去了大部分课余时间，但大家都不觉得累。

10月1日，天蒙蒙亮，我们即起床集合。男生穿着白衬衣和深色裤子，女同学打扮得比平日更加靓丽。我们从北大出发，走到清华园火车站乘坐货运闷罐车，前往德胜门车站，然后步行到北大红楼（老北大校址，今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待命。上午10时正，队伍重新集合出发，经过南池子，汇入天安门广场。

当年是新中国成立6周年，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最引人注目的是解放军指战员换穿了新制式的军服，佩戴着军衔、肩章、领章，个个精神抖擞，不时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不由得连声赞叹。大约11点，群众游行开始，大学生队伍排在工人、农民队伍的后面，我们作为当年北大新生，走在离天安门最近的行列中，兴奋地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挥动手中的花束，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远远望去，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游行的队伍到西单解散，分别三三两两为伍，返回学校。

国庆游行给我们入学的新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整个十月沉浸在欢乐、喜悦的气氛之中，大家都决心努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新中国的一代建设者。

1964年：有幸参加国庆观礼

1959年夏末秋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

1964年适逢新中国成立15周年，9月初传来了组织国庆游行的喜讯。出乎意料的是，学校通知我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观礼活动。作为全校唯一的观礼代表，我兴奋得几天难以入眠。

10月1日清晨，我早早起身，洗漱完毕，挑选了一身尚新的齐整服装，按照指定地点集合，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当时，参加观礼的代表每人发了一幅带有国徽图案的红绸条证，别在左胸前，上面有“国庆”、“1964年”的字样。我们乘车来到天安门城楼内侧下车，服务人员引导我们分别走向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记得我是在东七台观礼。巧的是，我在北大、人大新闻系读书时的系主任罗列也在同一观礼台，师生相逢在国庆佳节，又共同观礼，自然不胜欣喜。一个上午，我们既要面向天安门城楼，仰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又要面向广场，观看高呼口号，列队通过的游行队伍，真可谓目不暇接。

首都70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前后历时2个小时。半个多世纪过去，翻阅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我又回忆起当时的盛况：

引导游行队伍开头的是高达10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牌。紧随仪仗队后面，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少先队员、工人、农民、学校师生、机关干部、首都民兵、文艺工作者和运动员队伍。游行队伍人人精神振奋，步伐矫健整齐，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充分显示了亿万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面貌。

飞行表演

数十万人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广场南边的10万多名少先队员、工人、干部、学生挥舞花束彩旗，涌向天安门，向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贵宾以及观礼台上的来自8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外国朋友、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以及各条战线的模范先进工作者、解放军和公安部队的代表致意。身在观礼台上的我，不由热泪盈眶，深深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无比自豪，也更激励自己奋力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人才不懈努力。

与齐越、丁一岚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听开国大典实况广播，男女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时萌发了一个愿望：何时能够亲眼见到这两位播音员，目睹他（她）们的丰采？

机缘巧合，10年后我来到刚刚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从事广播史教学工作。1960年，我在《广播业务》上看到了齐越写的《播音员日记——解放战争年代的播音工作》一文，从中知道，原来开国大典实况广播的两位播音员，男的叫齐越，女的叫丁一岚。两位都是人民广播的创业者，齐越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工作，丁一岚已转行广播部门从事党政领导工作。“文革”初期，广播学院一度下马，1971年冬，我到中央台新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与齐越成为同事。新闻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编写每天清晨的报摘节目和晚上的联播节目。我与齐越经常相遇，共同录制节目，他播音，我监听，默契配合。1973年，广播学院恢复，我回到新闻系。不久，齐越也调到新闻系从事播音教学工作，我们又是同事，而且同住广播局的一个宿舍大院内。他是人民广播事业的亲历者，我是广播史的教师，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我多次向他请教解放区广播史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向他介绍搜集到的有关延安广播创建的历史资料。有一次在谈到我党创办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时，齐越说，他虽是老播音员，却没有去过延安，留下遗憾。1980年，我便策划组织延安台旧址调查，请齐越担任组长。他虽年近六旬，仍愉快地参加调研工作。我们从延安到瓦窑堡，继而南下经邯郸到太行涉县。这里是齐越投身人民广播事业的起点。他起初是编辑，后来担任播音工作，成为人民广播史上第一个长期播音的久负盛名的男播音员。随后，我们北上平山。在张胡庄，齐越找到了他当年的播音室和房东。20多天、3000里行程，我们一起调查访问了延安（陕北）台编辑部、播音室和机房的14处旧址。

1985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45周年，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是延安（陕北）台的老编辑、齐越的亲密战友。他提议拍摄一部反映延安（陕北）台从创办到开国大典实况广播的电视片。我有幸参加相关工作，负责指导拍摄部分延安（陕北）台旧址。最后一组镜头是请齐越、丁一岚再登天安门城楼，重现当年开国大典的播音实况。

当时天安门城楼尚未开放参观，中央台报请特批，让我们一行五六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齐、丁两人重温30多年前的往事，激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虽然没有扩音器，但他（她）仍然情不自禁地对着天安门广场兴奋地呼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此情此景使我又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喜爱摄影的杨兆麟台长为我们留下了几张合影，今天已成为时代的记忆。电视片定名为《人民广播风云录》，于同年12月3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成为人民广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5年夏天，丁一岚（左一）、齐越（左二）

与本文作者（左四）在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