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07 13:52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私人修史的杰出者郑樵

 

楚   欣


 

 "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首题为《插秧歌》的诗,除去“兮”字,通俗而直白,很像是现代人所写,其实它的作者是位八百多年前的古人,即宋代大史学家郑樵。

对于郑樵,今天大多数老百姓可能比较生疏,但是他很值得我们尊敬。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慧星焉。”寥寥数语,充满着崇敬之情。

此次笔者随省采风团走进涵江,很自然地想起郑樵,并期望能到夹漈山,看看这位只想写书留予后人不求功名显达于世的先贤,是如何在那里度过的。

 

借书、读书、著书、献书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郑樵(字渔仲)生于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溪西村(今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之前的先辈也是些当过小官的读书人。郑樵从小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六岁能日诵万言,七岁能援笔作文,九岁能通《五经》,有神童之美誉。宣和元年(1119年),父亲郑国器病逝于苏州,年仅16岁的郑樵冒着酷暑徒步千里,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家乡,归葬于莆田越王山,并在山中筑草庐守孝读书。三年期满,他隐居于兴化县庄边镇瓢湖村南山书堂。第二年,书房迁至夹漈山的芗林寺。

为了克服家贫无书可读的困难,郑樵背起行囊,四处向有藏书的人家借读,长年累月如此。史上称他是“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他自己则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读书心切之情,跃然纸上。由于其时兴化莆田一带文风鼎盛,藏书的人比较普遍,郑樵读了相当多的书,甚至步行到数百里外的闽南漳浦,向藏书两万多卷的著名藏书家吴与(字可权)借书读。因而有人赞道,“惟有兴化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郑樵不仅向书本学习,也向实践学习。他四处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还经常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不耻下问,拜各种劳动者为师。即所谓“与田夫野老往来,与晓鹤野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从而得到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学问。

郑樵的这种态度,让我想起了明代书画家董其昌那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郑樵不是画家,但他比董其昌更早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因此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为日后学术上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更让人钦佩的是,郑樵充满爱国情怀。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北宋危在旦夕,

他目睹当时的形势,与从兄郑厚接连两次联名向枢密院事宇文虚中上书,陈述兄弟俩抗金的意志和才能。虽然得到宇文虚中的赏识,但由于当权者畏敌如虎,无所作为,他们的陈述终于石沉大海。郑樵也因此看透了仕途,决心放弃科考应试,以布衣身份,为国家写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体的著作。绍兴二年(1132年),他在芗林寺旁筑修史堂,作为长年修史著书之地,并把自己的学问加以分门别类,然后依类著述新书,准备日后向朝廷展示,以此求得对修撰《通史》的支持。

然而郑樵修史,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他并非史官,朝廷又不允许私人修史。这样,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史料与纸张笔墨,还随时会面临官方的打击。从这一点说,郑樵修史比司马迁、班固等人修史的难度还要大。尤其是秦桧当政的十几年,朝廷曾接连三次下令禁止私人修史,违者要问罪,政治环境相当恶劣。之后,郑樵家庭又接二连三遭到不幸。先是胞弟郑槱病逝,接着是幼子与夫人陈氏相继死去。面对这一切,意志坚强无所畏惧的他坚持把书写下去。

郑樵一生所写的书非常多,据统计达84种,大部分已经佚亡,现在仅存的有《通志》、《夹漈依稿》、《尔雅注》、《诗辩妄》、《六经奥论》以及一些散文。《通志》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至隋代,部分篇幅还有唐宋的内容,与唐杜佑的《通典》、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齐名,并称“三通”。这部巨著共200卷,500多万字,有帝纪18卷,世家3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可谓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凭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实不容易。其中“略”是全书的精华,涉及诸多方面的知识领域,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郑樵的学术思想颇具创见。他主张“会通治史”,即尽可能全面地汇集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线索,因此他主张学“仲尼、司马迁”,而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经验,反对“空言著书”;他批评一些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他反对任情褒贬,提倡写“信史”;他反对灾祥占候,批判“讖纬之学”是“欺天之学”;他重视核实索象,即注重核实所用的材料,对比文献以佐证。他还说,

“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当然,因时代的限制,郑樵的历史观也难免存在某些偏颇,例如对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持否定态度,不是称其“反”就是斥为“盗”。他曾这样写道:“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此外,宿命论与复古主义思想也在著作里时有表现。但瑕不掩瑜,他在历史学,尤其是编纂学方面的贡献值得充分的肯定。

由于郑樵不是皇家钦定的史官,修史并不合法,因此在写作的同时,他曾三次向朝廷献书,以此争取最高当局的认可。应该说,这是一种聪明而有效的做法。

第一次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这一年他46岁,从16岁结茅山中山献书,已经30年,其间笔耕不断,收获甚丰。这次献的是他自己所著的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方书等31种书,计140卷。当中不乏优秀之作,如《诗辩妄》,在诗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连朱熹都十分推崇。再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则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郑樵本想通过献书,能使朝廷改变不准个人修史的做法,允许他续著。然而由于秦桧从中作梗,这个愿望彻底落空。满怀希望的他只得含愤返回夹漈山,但他不并因此放弃修史的理想,而是在主峰自筑三间草堂隐居,潜心著述,并改《通史》为《通志》。

第二次献书是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宋高宗赵构之召,到了京城临安(今杭州),君臣两人进行了一番对话。这次晋见在《福建兴化县志》有详细的记载。郑樵奏曰:“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现呈给陛下。”接着,他对《史记》、《资治通鉴》作了评论,并说自己写史,既参考前人的体例,又有自己的创新。宋高宗听完赞叹道:“朕久闻你的大名,相见何其晚矣!”郑樵则在陈述后乞求回归山林,“臣麋鹿之性,草茅之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当即下旨,授予他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后因被人诬告,朝廷改派他监潭州南岳庙,回家继续《通志》的写作。

第三次献书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即距上次献书仅三年时间,郑樵带着200卷500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多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称“唯二十年不行束帛,独为微臣;五十载总为一书,庶酬圣世”。然而不巧的是,皇帝正在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后来通过辗转传递,宋高宗知道了这件事,还是下了一道诏书,晋升郑樵为枢密院编修,兼摄诸房文字,尤其是允许他到秘书省诸馆翻阅书籍,更是让其兴奋不已,希望能利用这种机会,整理古往今来的图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史学家在此期间,还认识了年富力强、血气方刚的陆游,结为知己。然而,朝中的某些宵小之辈却妒忌他,害怕他的《通志》流传于世,更不愿看到朝中三馆藏书被他悉数读尽,便以卑劣的手段诬陷他、弹劾他。虽然高宗没有免去他的官,却终止他到三馆看书的方便。遭此不白之冤的郑樵,悲愤难忍,一病不起,翌年(1162年)与世长辞,享年59岁。

综观郑樵的一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当年可谓首屈一指。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这样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评价相当高,但并不为过。

笔者还深深感到,作为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的诗也写得相当好,与同时代的一些名家相比,毫不逊色。下面仅举几首介绍于下: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云,宫丽三千杳不闻。

延寿能为公道笔,后人谁识一昭君。

这是郑樵对昭君出使的解读。他把责任归给了宫廷画师毛延寿,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诗写得隽永含蓄,读来余味无穷。

《题南山书堂》:

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

不向奔流随浪击,独持高洁伴云闲。

禅房夜静留清鉴,閬苑仙归坠碧环。

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

这是一首心迹自白的诗,作者独处乡间写作,不羡官场利禄,反映他不随波逐流而坚持已定方向的高尚情操。

《建炎初秋不得北狞消息作》:

昨夜西风到汉军,塞鸿不敢传殷勤。

几山衰草连天见,何处悲笳异地闻。

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

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廷落暮云。

郑樵写此诗时北宋已亡,刚刚建立的南宋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胸怀壮志的他却报国无门,因此以伍子胥自比,反映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涤愫》:

嗟余本固陋,湛身入花渚。

未制芙蓉裳,已习离骚语。

绰约虽多姿,涕零何如雨?

季夏遭繁霜,天寒不可御!

郑樵第三次献书。虽然升了官却遭到小人的诬告,蒙受不白之冤,临终前写下《涤愫》10首,表示自己的清白之身与忧愤之情。这是最后一首。诗中仿屈原《离骚》,以香花美人自喻,感叹世道的残酷与自身力量的渺小。

介绍郑樵,不能不谈及《宋史·文苑·郑樵传》。这则传记对郑樵的一生只作了简略的介绍,最后一段却写道:“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指有识之士因此轻视他)。”《宋史》是元末丞相脱脱(蒙古族人)主持下编撰的。由于编撰者匆匆急就,《宋史》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上述有关郑樵的这个议论就显得前后矛盾,既然称赞人家“甘枯淡,乐施与”,怎么又说他“独切切于仕进”?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郑樵是一个热衷于跑官要官的人。这种不切实际的议论简直就是诬蔑。应该说,郑樵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其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是一位淡泊名利,一心为国为民写作的历史学家,值得后来人的充分肯定。

 

书房深藏夹漈山

 

郑樵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与夹漈山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有“夹漈先生”之称。他在《题夹漈草堂》一文中写道:“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从会,与时逢、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人们从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处极其偏僻而荒凉的地方,也是古人做学问不受干扰的理想之处。郑樵的巨著《通志》正是在这里完成的。

850多年过去了,郑樵的夹漈草堂仍在,虽说已经“旧貌换新颜”,但依然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后来人前往瞻仰。

草堂坐落在今天的新县镇巩溪村境内。我们的汽车驶过了白沙镇,沿左侧登山。只见四面青峰叠翠,弯道盘旋而上,好不容易才到了夹漈山顶的一个坳处。遥想当年,郑樵先生来此结庐是何等的不易,其山中的日子又是多么的艰辛。

现在的夹漈草堂,也像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样,已被改造成砖瓦结构的“郑樵纪念馆”,馆名系当代大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所书,只是这里没有前者的恢宏气派而仍然是座“陋室”。走进馆内,迎面有块石碑,上刻“圣旨”:“诏曰:兴化军布衣郑樵,朕兴学校,重选举,以网罗天下之士,犹具有怀才抱德佚于山林者比,因近臣荐引肆命,召以布衣,对于便殿,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可授以官庸,以激劝于文学之士也。尔既力于学矣,朕将此观尔有行。可授右迪功郎。”这道诏书无疑是宋高宗赵构下的,时间应是郑樵第二次晋京献书时。

“草堂”前的柱子有一副楹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是对郑樵一生卓越贡献的高度概括。正厅有他的画像,两旁的题字都是后来者的赞语。草堂后有一座修于上世纪20年代的胜迹殿,二进,由过厅、正殿组成。正殿上郑樵的塑像,着官服官帽,看来是把他当成神来供奉了,因而有香火,还请了弥勒佛坐在殿前笑迎四方信众。一生远离官场以布衣自命的郑樵,如果走进此殿,看到自己的尊容不知将作何感想。此殿的左边,是两个石砌的水池,称“洗砚池”,据说郑樵曾在这里洗过砚。今人在池边安了一个石雕的龙头,涧上的清泉通过龙嘴顺势注入池中。落水声声,仿佛能穿透时空,让人想起郑樵当年的辛苦与自得。

走出圣迹殿,回望草堂,其背后的山坡上,1997年立了一座郑樵的石雕像。先生左手持书,右手握笔,一副学者的模样,与刚才所见的那尊穿戴官服的神像完全不同,更接近于当年的真实情况,给人以亲近之感。据郑樵年谱记载,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新任同安主薄的朱熹路过莆田,曾到草堂拜访。郑樵以白盐、白萝卜、白豆腐、荞头等“四白”菜款待客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草堂的后山有一条石砌的路,相当陡峭,为了观赏夹漈山的风光,更想体验郑樵当年的生活环境,笔者以一介老翁之身,艰难地登上了顶端的书亭寨。那是一座石构的关隘,隘门上的横梁刻着“山色清芳”四个字,因此又称“清芳寨”。据说是东越吴余善建的。从石寨返回途中,我忽然有所感悟,觉得郑樵当年之所以将书房筑在夹漈山上,与这座关隘,这条山路或许不无关系。因为,这里虽处深山之中,交通却不算太闭塞。住在这里,既可少受乃至不受世上的干扰,也能比较方便地通向山外的世界,例如上京向朝廷献书。

郑樵,无疑是位罕见的智者,他的所作所为,都能给后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包括夹漈山上曾经的三间草堂!

本文原载于《走进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