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
——对王仲莘同志新闻生涯的思考
翁其华
2015年8月28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书磊登门慰问抗战老战士王仲莘同志，转送中央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在漫长的新闻征程中，时常惦念着良师益友们的关爱指导；我跟福建新闻界的老前辈、老领导王仲莘同志相处50多年，亲聆教诲，获益良多，多少往事令我终生难忘。
王仲莘同志是山东南下干部，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早在1960年，年仅32岁的他就被中共福建省委任命为福建日报社副总编辑，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省人大、省政协常委，党的十三大代表。他还被推选任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省杂文学会创会会长。
2015年9月3日全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王仲莘荣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公布“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全国143人，福建2人），王仲莘名列榜上。
60多年来，老王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牢记新闻人的神圣职责，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写了许多重要典型和优秀时评作品，出版了十多本书，继上世纪六十年代《朱丹红论文选》（合著）问世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版了《华林集》《屏山扎记》《耕夫心曲》《对外宣传初论》等文集；2003年出版了新著《思考》一书，并主编出版了《花甲群力》《论乡讯》《项南与新闻工作》等多部文集，深受读者欢迎。
《我的档案》文集，是老王晚岁精粹之作。2010年第一集与读者见面后，2012年出版了续集----“关于对外传播与思维创新”，2013年出版了第三集----“杂文选”，2014年8月出版了第四集----《福建日报》记事，提出了“寻找老《福建日报》精神”这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竭力弘扬办报优良传统
“丹青难写是精神”。王仲莘同志重温办报历史，从中寻找到了老《福建日报》精神。“老”的对象是第一代报人；时间限在“文革”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杨西光、何若人主持创办《福建日报》时，坚持党性原则，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紧跟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密切联系实际，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圆满完成各项宣传任务，省委肯定了《福建日报》坚持党性、求真务实精神；孙泽夫接任后，继续坚持党性原则，他以抓政治气候为突破口，及时宣传中央省委的最新意图，成功地破解了“政治家办报”这一时代课题，北京《新闻战线》杂志刊文对此给予肯定。为了办好省报，何若人、孙泽夫等坚持改革，不断创新。抓好各级党委报道组建设，把全党办报推向新阶段，不断提高宣传报道质量。爱护干部，尊重知识，是《福建日报》的老传统、好传统，也是杨西光、何若人、孙泽夫等历任老领导一手培养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肃反、审干、反右，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何若人、孙泽夫不管压力多大，总是保持冷静态度，作处分决定时慎之又慎，使许多同志得到保护，大大降低了误伤。作为第一代领导班子成员，比如孙明、刘岳峰、徐晓等同志以及参与创办《福建日报》的所有老同志也都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力量。
老王综合阐明：坚持党性，求真务实；心系群众，改革创新；敬畏公款，勤俭节约；顾全大局，敢于担当；爱护干部，尊重知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等，就是我们要寻找、宣扬的老《福建日报》精神。我认为，这正是那个时期《福建日报》社的核心价值观。
老《福建日报》精神及其办报实践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为新时期新闻事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动力。2014年9月13日，《福建日报》社高级记者朱开平撰写的《寻找老福建日报精神----读王仲莘＜我的档案第四集＞》专稿，当天即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青网、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以及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美国、法国等海内外许多网站上刊发；打开电脑，“老福建日报精神”七个大字铺天盖地。9月14日，《福建日报》刊登了老王的《寻找老福建日报精神》一文，在新闻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翻阅《我的档案》第四集中“往事回忆”文章，人们深切感悟：老报人一个又一个鲜活故事，再现了“老福建日报精神”的一种又一种“原始生态”，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学习榜样。“老福建日报精神”正是一首气吞山河，回荡于天地人间的正气歌啊！在短短三个月内，王仲莘同志接连收到了54位老同志的来信来稿60多件，他们都以亲身经历和感受，热诚称赞当年《福建日报》社老领导的高风亮节，以及干群之间的深情厚谊，件件信稿倾诉着数典莫忘祖，弘扬优良传统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在这期间，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书磊同志登门看望老王；省委常委、秘书长叶双瑜同志电话问候，均赞同宣扬办报优良传统，促进开拓创新。省里老领导袁启彤、何少川和张广敏，以及吕良弼、朱清、张锦才等同志，先后给老王写信，称颂弘扬“老福建日报精神”合情合理，顺乎民意，办报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来信还指出。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省新闻界广大从业人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工作。继承发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不断提升精神境界，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
记者当“行走”一生
常言道，“脚板底下出新闻”。新闻人总是在与事实打交道，弄清事实，选择事实，反映事实，决定了他们必须“走基层”，走近群众，才能写出好作品。
王仲莘同志在“往事回忆”中介绍了“走基层”的经历，读了很受启迪。1945年他在老家山东入伍，1947年走上新闻岗位后，历任《群力报》、《胶东日报》编辑记者。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报社在农村，住在农民家里，还参加驻村工作，对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以及基层工作情况都很了解，还学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采访报道顺利进行。
1950年夏老王南下福建即到《福建日报》社工作。那时知识分子出身的编辑记者对农村情况不大了解，报社安排他们轮流下乡，使大家在基层实践中得到锻炼。闽侯是省、地委的土改、互助合作试点县，工作先走一步。《福建日报》社老领导经常同记者、通讯员一起深入闽侯县城门、荆溪、尚干等地调查研究，采写发表了许多重要典型报道。王仲莘时任农村组长，就在荆溪乡，城门乡建立了联系点，常到那里访问村民，了解实际情况。1951年3月，他和记者黄岑赴长乐沙京乡采访报道了侵华日军屠杀当地农民暴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赋予农业增产以新的动力；1957年9月，老王和林奔一起到闽侯城门乡采访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经验，《人民日报》还转载了这篇报道。这种“走基层”的锻炼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福清音西是全面发展生产的重要典型，王仲莘听了汇报下去实地考察后，孙泽夫、刘岳峰同志亲自带队下去调研，记者黄岑、孙子清、陈贤美等齐心协力完成报道任务，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决定召开全省学音西现场会，推动全省学音西的活动的深入开展，新闻队伍也受到了锻炼。
最难忘的事，就是1959年春天，我跟随着王仲莘同志前往三明采访。来到了我省新兴工业基地----三明，一路上的建设工地，紧张的施工战斗气氛一下就把我们抓住了。建设三明的几万劳动大军，有的来自闽南农村，有的来自人民解放军，有的是当地社队农民，也有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上海等地的支援者，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坚决战胜困难，把三明新城建设好。三明建设者们一个个是那样纯朴，那样激情满怀，那样忘我奋斗，特别是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深受感动：老王日夜奔忙，广采博览深思，撰写了《红光照亮了三明》这篇立意深远的通讯，刊登在1959年5月9日的《福建日报》上，获得三明建设者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三年困难时期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时三明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工地上肉类、食油极少，蔬菜供应不足，咸带鱼也吃不到，只有高空作业职工才补贴一点油。领导干部生活同样艰苦。老王在三明住了20天，回到福州一称，体重丢了10斤。他爽朗笑着说：20天掉了10斤肉，也算是我为三明建设做出的一点微薄的奉献吧！老王回社时让我留守三明筹建记者站。这里基建项目多、战线长，我初学工业报道什么都生疏，那就一切从头学起。历经八个月的锻炼，与广大职工同甘共苦，边学边干，增长了知识，建设工程的重要进展和建设者先进事迹，能够及时宣扬，使广大读者从中得到了鼓舞和激励。多少年来，我都忘不了三明那些众多的工棚，众多忘我劳动的建设者们……
三明原是三元县，民谣“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城外听得见”；很形象。如今的三明是省辖市，福建重工业基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城市，确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王仲莘同志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深思熟虑撰写了多篇文章；他在掌握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三明精神文明建设初创历程，经验产生和推广效果等都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他撰写的《从“北京会议”到“三明会议”》、《三明的经验是怎样问世的》等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论述充分、说服力强的史论性文章，让读者对我省上世纪8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史有个全面清晰的了解和认识，袁启彤等老领导对老王呕心沥血参与和宣扬三明精神文明建设给予高度评赞。
老王依然不服老，每天的行走，行走中的思考还在继续，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他给一位读者的信中写道：“八十岁对人生来说，是个什么概念？是人生的终点呢，还是人生的拐点？我杜撰了一个名词，叫做“80后”，不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而是80岁以后的老人。人的一生，假如60岁是第一个拐点，那么60岁到80岁是又一个拐点，80岁以后则是第三个拐点。”
老王还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写作可以是对我们过去所参与的一些社会活动的回忆，也可以是对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的再思索、再认识、再总结，这些都可以说是对于人生的一种自我修补、自我完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还债。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有一点坐不住的感觉。”他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写作到老，也是奉献到老。这种像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一样，“不待扬鞭自奋蹄”地努力耕耘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勤于思考 不断开拓创新
有人认为记者就是笔杆子，老王不这么看。他强调指出，记者如果只抓笔杆，抄抄录录，最终没有多大作为。记者的笔，必须是富于思考的笔，只有运用善于思考的笔去挖掘，任何领域都会有取之不尽的富矿。2003年12月，老王出版了新著《思考》一书，再次展现了他那行进式思考的功底和魅力，在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同仁中引起热忱关注和好评。
纪念《福建日报》创刊50周年，老王回顾介绍了评论创新的情况。1960年，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调整经济政策，强调实事求是，压缩空气，发扬民主，整顿作风。在著名杂文家邓拓的《燕山夜话》等影响下，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办起类似杂文专栏。老王便找陆志斌、陈炳岑等同志商量推进评论创新，建立了“朱丹红”评论专栏。王仲莘同志那时30岁刚出头，年轻干劲足，作为副总编辑值夜班看大样，每一天都能接触许多新事物；于是边看稿子，边寻话题，顺手牵羊，灯下急就，坚持一年多，他就写了33篇，加上其他同志写的文章，合计45篇，省委领导和广大读者对朱丹红文章出台都表示欢迎。1961年4月18日。正在惠安小岞搞调研的叶飞同志，看到当天报纸发表论述干部作风的《短论三章》，当即写了很长批语，要让大家从中学习借鉴。老王写的《昨天·今天·明天》、《革命的乐天派》接连被《人民日报》转载；《是屈才还是长才》被《中国青年报》转载。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丹红论文选》。
此后，老王在时评写作方面继续探索创新，成效尤为显著。2003年春天，《福建日报》再次集中宣扬谷文昌精神，立意高，内容新，王老以楚怡笔名发表了12篇时评，格外引人关注。早在1953年采访东山战斗时老王就认识当时东山县长谷文昌，但他为了写好系列评论，还特意收集翻阅了大量谷文昌事迹和有关材料，深切感受宣扬这个老典型的重要现实意义。刻意求索始不凡。谷文昌精神扫描系列评论，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了这个老典型的丰富思想内涵，着力阐发了谷文昌求真务实精神，以及他的政绩观、生态意识、艰苦奋斗本色和清廉家风等等；并以谷文昌特殊经历来表达作者的深刻见解；针贬时弊，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具有移情易性的感染力和润物无声的影响力，羸得广泛好评。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撰文赞扬了这种“注重细水长流式的言论引导”，“让老典型闪烁出新的思想亮点和时代色彩”。
王仲莘同志是我省新闻界和杂文界的前辈，他的评论杂文创作不断开拓创新，宋志坚同志曾以“与时俱进、一以贯之”八个字，归纳老王半个世纪的杂文春秋，如此评赞切实中肯。
龙江风格出现在1963年闽南抗旱斗争中，是龙海人以集体力量“丢卒保车”战胜自然灾害的伟大壮举。福建省和全国各大媒体作了突出报道，龙江颂戏剧创作演出十分活跃。但因“文革”时期“样板戏”的影响而受到批判，从而使龙江风格宣传陷于沉寂状态。针对这种情况，老王1993年在《闽南日报》上发表《勿忘“龙江风格”》一文。2002年长篇报告文学《龙江人寻找龙江颂》出版，老王写了题为《龙江风格与时代同行》的序文，称赞本书作者既肯定了龙江风格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性，又揭示了龙江风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创性。《闽南日报》刊登这篇序文时，编者还特意标明王仲莘同志是“重提龙江风格”的首倡者。
湄洲岛是湄洲湾的一颗明珠，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湄洲妈祖庙曾被当成“四旧”而毁掉；后来几经挫折才恢复。1986年夏，老王在莆田市委宣传部长苏玉太同志陪同下登岛考察妈祖庙，为了扩大妈祖文化在海峡两岸的影响，特向莆田市领导建议，在祖庙山顶建造妈祖塑像，并开展妈祖学术研究。后来，老王还郑重地给省委领导写信，阐述纪念妈祖的意义，建造妈祖塑像，既可增添一大景观，又可传播妈祖文化。此后，老王继续关注妈祖文化的研究和宣传问题。1989年6月，他在《港台信息报》上发表杂文《“神化”与“人化”》，为开展妈祖纪念活动廓清认识误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老王认为，已经过时的旧观念，都应加以改变，即使对于一个风景区的认识，也不例外。1986年6月，他撰文率先提出了构建福建闽西北旅游圈的“大武夷观”；后来写的闽北、金湖、冠豸山等的游记，都执着地冠之于“在通往大武夷的路上”“大武夷西线印象”；他借为人写序之机，还概括出旨在保护生态环境、以求永续利用的“新武夷观”，作为“大武夷观”的补充。
望断新闻天涯路，老王的思考建立在强学力行的基础上，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关于“乡音工程”的文稿中，我们能够揣度出他为了掌握实情、完善改革方案，浏览、研究了多少侨报乡讯呢？老王在一次全省乡讯侨刊主编培训班上讲话时强调指出：要看重乡讯篇幅小易办；乡情浓，接近性强；打民间牌，四海通行这些优点；要帮助它克服困难、弱点，走出困境。关键在于创新。他的《论乡讯》一书出版后，时任福建副省长、台盟中央副主席汪毅夫点评说：“此书选题独特，发掘深入，是一部关于乡讯工作的集大成理论著作。不但对乡讯采编工作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新闻工作从业人员乃至侨务、对台、对外宣传等方面工作的人员，只要潜心品读，也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养分。对于地市报办“海外版”，老王一开始就热诚关注，大力支持。他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著名侨乡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借船出海”是加强地方对外宣传的主要形式，而建立海外代印点是“借船出海”的又一创举。改革开放初期，老王认为对外文化交流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重视中华民族文化在对外对台交流中的特殊作用，这些见解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仲莘同志在福建省记协主持工作期间，对我们新闻工作者学习培养很重视，长期组织引导大家研究新闻业务，写了许多业务理论文章，推动了新闻改革。担任省记协名誉主席后，2000年3月在全省新闻创新研讨会上作了“要勇于创新，也要勇于借鉴”的发言，使大家深受启迪：不忘过去，牢记宗旨，突出改革开放特色，把创新和借鉴结合起来，坚持弘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我们的新闻事业就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