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仙戏《御史江春霖》
与江春霖的家国情怀
陈支平
莆仙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运用地方戏的艺术表现形式，塑造家乡足以垂范后人的历史人物形象。例如宋代抗元民族英雄陈文龙、海神妈祖林默娘、名臣陈经邦、修筑木兰陂的李宏，大唐梅妃江采萍，明代三教先生林龙江，以及邻近的临水夫人陈靖姑、明代理学家蔡清等。新编历史剧《御史江春霖》则讲述了清代敢于直言进谏的御史江春霖一生清廉、不畏权贵的故事。这部作品曾荣获福建省第十届百花文艺奖三等奖、第八届福建艺术节暨第二十八届全省戏剧会演优秀剧目奖。本文就《御史江春霖》一剧中所体现的江春霖家国情怀，做一延伸性的叙述。
一、江春霖的铮铮铁骨与《御史江春霖》一剧梗概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号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1894）考中进士，名列第一。选庶吉士，历充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撰文处行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一说光绪三十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不久，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他以屡劾权贵闻名，曾弹劾过袁世凯，“直声震天下”[1]。宣统二年（1910）弃官回乡养母，并尽力于家乡公益事业。其著有《江侍御奏议》《江春霖文集》《梅阳山人诗文集》等传世。
莆仙戏《御史江春霖》的开头部分，讲的是江春霖在翰林院任职时，由于敢于直言，许多上僚很不待见，有意压制他的升迁。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亲自主持廷选御史，江春霖志在必得，不得不改换字体笔迹，试图避过上僚的压制。剧本写道：
江春霖：“因下官直声敢言，得罪权贵。此事朝野尽知。”同情江春霖的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江春霖辩护：“笔迹是假，文章为实，怎说欺瞒？”慈禧：“哀家奇了，内阁军机、六部九卿，朝廷要职多了去，江卿为何对五品谏官情有独钟？”江春霖答：“天下事关乎庶政得失，须宰相秉忠执政，更须谏官秉正执言。所以唯宰相知无不为，唯谏官知无不言。臣愧非宰辅之才，却抱定谏官之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太后立意振兴，正需言官出力之时，所以臣此番志在必得。”[2]虽然许多主选官反对，但是江春霖最终为慈禧看中。慈禧：“江爱卿，你凭文章取胜，改笔迹不算过错，哀家当殿钦点你为第一记名御史。……都道江春霖直声敢言，今日见到哀家，有何话讲？”江春霖既为慈禧所钦点，按照常理应该说些感恩奉承的话，不料江春霖把直言的矛头直指慈禧太后。江春霖规劝道：“臣请太后慎用洋胭脂。……太后贵体安康，乃天下福份，洋物西来，若只贪其粉饰颜容、肤色还春之功，却不察其毒素隐患，必为其害，请太后慎用！”慈禧一时无语。众朝臣错愕。众朝臣对唱曰：“江春霖出言无顾忌，胆大包天无人及。”岑春煊（旁唱）：“横空出世刚直臣，是我清流真无疑。”江春霖（旁唱）：“圣心若无从善意，百废待兴盼无期。”奕劻（旁唱）：“以直邀宠更可恨，今日叫他死无全尸。（白）太后，江春霖出言无状，触犯天威，罪该万死！”朝臣（考官等部分朝臣）：“是啊，罪该万死！”
江春霖的此次犯颜直言，竟然得到慈禧太后的宽宥，躲过一劫。岑春煊等少量同情江春霖的官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江春霖以为慈禧太后是一位愿意纳谏的好君王，于是当场弹劾起掌握军事大权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说袁世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望朝廷加以裁抑！第一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袁世凯辩护：“太后，袁世凯创新军，兴洋务，一向以务实求振兴。”江春霖索性把庆亲王奕劻一道弹劾。江春霖：“太后啊！袁氏世凯借新政，举荐私属，纠结疆臣，门生故旧尊为首，贝子载振兄弟称。……权贵一旦威名甚， 党同伐异朋比兴。 朝廷若无事裁抑， 凶国害家贻患深。”
慈禧太后从维护自家皇权的立场出发，本来就对袁世凯兵权过重心怀顾忌，于是借江春霖弹劾之由，薄惩了袁世凯，免去他直隶总督的职务，转任军机处副大臣。慈禧唱道：袁氏世凯势扩张，三分忌惮曾酝酿。江卿弹劾矛头正，借他奏言警告彰。
江春霖 吴清华饰（莆仙戏《御史江春霖》剧照）
关于江春霖弹劾袁世凯、庆亲王奕劻等权贵大臣的事迹，《清史稿》中也有记述：（光绪）二十九年（江春霖）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德宗季叶，袁世凯出督畿辅，入赞枢廷，权势倾一时，春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法。”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咨、海军，颇用事。春霖谓：“……慎终于始，要宜杜渐防微。”又谓：“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于何寄？”……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部平议。”语至戆直，被诃责。复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春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3]
清朝末期，朝中言官敢于如此毫无顾忌弹劾权贵的，除了江春霖之外再无二人。《清史稿》撰者在《江春霖传》之后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于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于不悟。”[4]
袁世凯设宴拉拢江春霖(莆仙戏《御史江春霖》剧照)
江春霖冒死弹劾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等人，自然遭到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等人的强烈反弹，他们二人多次密谋，试图对江春霖去之而后快。奕劻唱道：慰亭话语如雷霆，一下惊醒梦中人。朝堂江湖，不进则退，岂能枉费多年经营。（白）这事，决不能让他（江春霖）得逞。
袁世凯则先采用拉拢的办法，试图软化江春霖。他设下酒宴，盛情邀约江春霖赴宴叙旧。袁世凯：“请坐。（同入座）袁某久仰才华，早想拜访一叙。听说仲默善饮，今日特备好酒，与你把酒言欢。”袁世凯（唱）：“定海之内无私仇，勿因前事结冤仇。我同庆王爷，愿与和好修。但愿干戈换玉帛，消旧怨，化敌为友。从此消旧怨，化敌为友，化敌为友。”接着，袁世凯以高官厚禄相引诱。袁世凯：“‘仲默苦心孤诣改笔迹应试，岂甘止步小小御史之职？袁某但有一日，仲默的高官厚禄又有何难？”袁世凯（旁唱）：“我以前程相勾，不信他不入彀。若能为我所用，如虎添翼，许他封侯。”江春霖（旁唱）：“羞将憨直誉并延，何况为五斗米折腰。笑他野心膨胀，恼他意满志骄。击鼓骂曹，且借烈酒浇。……休怪江某言耿直，为官宜该秉正气。莫效汉霍光明居正，破家灭族何哀戚。骄纵太过满招损，古人有训当记取。”袁世凯恼羞成怒，威胁江春霖曰：“江御史，你可知螳臂当车的后果？”江春霖针锋相对：“我早存蜉蝣撼树之心！”江春霖虽然屡遭压制，但是他始终不改初心，毅然表白：“我不信，乌云终蔽天，我不信，正道求无盼。我要逆流而上，哪怕孤忠犯龙颜。 拼着官身前途， 誓为社稷除权奸。要学那包希仁，七弹奏章，奏章七弹。”
虽然屡受挫折，江春霖毫无畏惧，继续弹劾庆亲王奕劻等党伙。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慈禧也感到庆亲王奕劻一伙太离谱，决定惩罚他们。慈禧：“将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开缺，将奕劻押下！”在这关键时刻，庆亲王奕劻看准慈禧太后的软肋，即诬告江春霖暗中帮助光绪皇帝和革命党人。奕劻：“太后，江春霖自任御史，连上奏折几十道，弹劾去职十几个大臣；此次弹劾老臣，又牵涉官员几十人，其中不乏皇族贵戚，他这是巧借反贪之名，挖我爱新觉罗墙脚，毁我大清朝的根基啊！其实，江春霖是受岑春煊指使！……岑春煊此番返京，蓄足野心，明知皇上记恨老臣和袁世凯，便借江春霖之手弹劾我二人，意欲扳倒障碍，迎回康有为、梁启超。 ……臣还听说，岑春煊当初勤王，就是受康梁指使，明为太后，实为扶皇上。……臣还知道，岑春煊与康梁还有联系。”慈禧太后在奕劻的鼓惑之下，心情大变，“指望江岑挽危局，谁知更添乱云卷。康梁纷扰又重猖，惊悸突来怒生怨……细思量，奕劻虽有过，多年追随荣辱共。江春霖弹劾涉者众，耳目尽弃，谁为爱新觉罗保万全？（气极，欲倒）……挖我墙脚心不轨，毁我根基犹难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快刀乱麻莫惶恐。（断然）下旨！……岑春煊身为朝堂重臣，授意言官，阴结外援，祸乱朝堂，立即开缺邮传部尚书之职。……江春霖！你与革命党关系暧昧，暂停御史之职，念你忠直，暂不罚罪，回原衙门行走”。民国对此事有记载云：“奉上谕，御史江春霖奏参庆亲王奕劻一疏，牵涉琐事，罗织多人，朝廷早鉴其诬妄。其中谓陈夔龙为奕劻之干女婿，朱家宝之子朱纶为载振之干儿，尤属荒诞不经。当经谕令明白回奏。兹据覆奏率数十年前捕风捉影之事，及攻讦阴私之言，皆属毫无确据，恣意率扯，谬妄已极。国家设官言官，原冀指陈得失，有俾政局。若如该御史所奏，实属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亲贵重臣，固不应任意诋诬，即内外大臣，名誉所关，亦不当轻于污蔑。似此信口雌黄，意在沽名，实不称言官之职。江春霖着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钦此。”[5]江春霖想不到证据凿凿地弹劾庆亲王奕劻，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他心灰意冷，几于崩溃，（唱）：“瞬那间，跌落九天，肝肠断，心胆寒，泪目难张。原以为，案揭权奸除，到头来，宵小得逞意气扬。原以为，太后矢志图改良，却原来，家天下只为保皇权。原以为，盼来新政救华夏，谁知力挽狂澜空一场。（白）大清无望，我报国无门了。寒窗十载，夙愿深藏，修身齐家，抱志不忘。盼能励精图治助补天，谁知寸心炼石已无望。只落得心神耗尽，步履蹒跚，四顾惘然，一夜白发生苍苍。……”
江春霖自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入仕至宣统二年（1910）弃官回老家莆田奉母，不过十六年时间，而从光绪二十九（1903）担任御史一职，为时仅有七年。在这七年中，他不懈地与权臣贵胄做毫不妥协的争斗，试图以自己的儒者之学，振作朝纲，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的这一腔热血却收效甚微，最终化为乌有，一切付之东流。尽管如此，江春霖这种坚持正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201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诸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等等。在我国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先贤和仁人志士都对高尚的精神追求作出了阐释。诸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6]
从这一方面上看，江春霖似乎是秉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孤忠”精神来只身奋斗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这一方面来评述江春霖这一“憨直御史”的话，那么对江春霖理想追求的理解是不够的。事实上，在清末王朝腐败日甚、备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当口，他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寄希望于大清王朝的重新崛起，已经毫无可能了。他内心的一部分，已经同情甚至盼望反清运动的勃起乃至取得成功。正因为如此，当他在朝为官的日子里，他与革命党人于右任等交往甚密，惺惺相惜。这大概是他于宣统二年借奉母为由弃官回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剧中安排了江春霖与革命党人于右任的相会场景：
于右任：“仲默（即江春霖）”。江春霖：“啊，你是于先生。”于右任：“正是。仲默，久违了。”……江春霖：“于右任先生，乃《民呼报》主编。”五叔：“《民呼报》？嗳呀，就是写老爷文章的报纸？”于右任：“正是。在下钦佩仲默的直声，文章便出于在下手笔。”江春霖：“（热情地）多谢抬举，仲默有礼了！”……于右任：（唱）“蠹虫横行欺弱小，亲贵弄权肆荒唐。不甘良善遭荼毒，求见江御史诉冤枉。”于右任：“这腐朽的大清，还有公道人心吗？它早就无望了！春霖，我一定要揭开黑幕！”……江春霖（白）：“右任兄，你说得对，大清无望了，大清无望了！”于右任：“仲默兄，孙中山准备再次发起革命，大清灭亡只在朝夕，你跟我走吧！”江春霖 （迈一步，犹豫，摇头）：“走？我走不动了。有人打天下，有人守民心。我该回故里了。”
江春霖的这一思想转变，从一位腐朽王朝体制内官员的尽忠职守到对王朝的彻底失望并希望有新兴的力量取而代之，乃是发乎他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无限挚爱之情。
二、江春霖的最后八年时光
莆仙戏《御史江春霖》的结局为宣统二年（1910）弃官回乡。而江春霖回家乡莆田之后，他的作为依然令人感佩和敬仰。莆仙戏《御史江春霖》在全剧的末尾，有这样的幕后音：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次年，大清灭亡。江春霖回归故里后，对家乡莆田的公益事业无不竭力以赴。募集各界捐资，主修、兴建九里洋水渠、镇前、南埕海堤等水利工程，又募建萩芦溪大桥和林尾、唐安、泮洋等地石桥，造福乡梓，万人德之！
江春霖的为宦生涯，基本上是在翰林院和监察科道任上，这种官职是所谓的“清水衙门”，只要是不枉法，官俸收入是比较微薄的。所以当他出京返乡之时，行囊羞涩。京中一些同情他的官民，凑了一些银两给他权当路费，赠金“二千两赆其行，概却之。都下开会送者数千人，春霖行李萧然，惟书箱十余箧而已”[7]。“春霖归囊无余钱，同列台谏剧一千二百元为赠，春霖辞，卖书而归。京津上海福州到处开会欢迎，到会者均数万人，为御史台未有之荣誉。”[8]
江春霖离京回乡（莆仙戏《御史江春霖》剧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初，袁世凯窃国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度企图笼络江春霖出山为其所用，“辛亥革命起，特简为福建宣慰使，丕赴。民国元年，岑春煊入闽宣抚，袁世凯命以礼征春霖，春霖婉辞谢绝。三年，巡按使许世英以春霖有修韩灞堤功，请授四等嘉禾章，春霖蓄发为道人装，笑曰道人不需此也。覆书谢之。”[9]辛亥革命之初江春霖的这一经历，民国《莆田县志·通纪六》所载尤详：
革命之役，十月十九日，福州革命军起，闽浙总督松寿奉朝旨，促江春霖就宣使职。春霖潜往黄檗寺辟（避）之……十一月，袁世凯派岑春煊来闽，镇抚彭寿松逃走，余文藻解职，以蒋忠铨权兴化府事。岑春煊派前福宁镇总兵吴鼎函请江春霖招抚黄濓。蒋忠铨召集各界在兴化中学校开会议抚剿事宜，议论不一。春霖入城寓梅峰，孙葆镕、蒋忠铨坚请，一行到沟尾村，濓来见跪曰：大人救我。春霖谕先解散胁从，后请政府授军职并赦前罪。濓自以不谙国语，且各界意见不一，仍怀疑惧。但三十六乡人经春霖劝令纳粮，各乡老具不再从匪 切结，复命濓众遂离壶山。岑春煊函春霖书略云：奉函，乱由激成，非民之罪。先生一出，片言感动，纳粮者千余家。当即电达总统，以见国有君子，民实赖之。今者总统来电文曰：据福建镇抚使岑春煊电称，兴化土匪均属无知抗粮，攻城实由激变。前专使致江绅春霖，请其开导解劝。数日之内，纳粮者千余家。阅电之余，深为嘉慰。该绅直声素著乡望，尤孚为大总统所深悉，此次投袂解纷，片言弭乱，具见忠信笃敬素裕平时，故感化闾里如响斯应，务望顾全大局，勉事拊循，以成克终之美。事竣之后，并望惠然肯来资我。矜式置醴拥簪跂予望之。春煊窃惟民国成立，匹夫有责，先生谊笃维桑，躬亲排难，母亦谓父母之邦不忍坐视，推而广之，四海皆兄弟也，载胥及溺岂恝然。昨得黄濓申诉一呈，历数佘文藻虐政以自明非匪，或决意投诚，又得吴委员鼎报告知招抚条件已经公决，并限定期。先生认为可行，益感维持之盛意。春煊虽责在剿匪，私心自矢，不愿妄戮一人，况变由激成，但能悔悟投诚，亦应末减。其罪惟先生审慎而行之。[10]
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江春霖返乡后肯于应岑春煊之情而出面弥寇乱并劝令各乡纳粮，一是因为江春霖在朝廷时，岑春煊多方回护，不无报恩之念。再者乡梓动乱不安，于心何忍？故江春霖不避艰险，出来安抚乡众。岑春煊把此事上报袁世凯，袁世凯着实把江春霖褒奖一番，允以升官为报。但江春霖早已认清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无动于衷。民国二年（1913）癸丑一月，岑春煊离闽，江春霖以岁暮归梅阳。春霖覆岑春煊略云：
信使远临，委以解散土匪，谊关桑梓，责无可辞，勉效驰驱，岂求闻达。不谓荐之大总统，乃以纳粮之众为春霖功。无论民之纳粮慑于兵威，功不可冒，即使真实无妄，籍为要功之地，不几尽举其生平而弃之哉。大总统来电曰直声素著众望，尤孚一土匪耳，春霖出抚而众主剿，则声直而望未孚也。曰投袂解纷、片言弭乱，三十六乡虽已解散，而黄濓潜伏啸聚则纷解而乱未弭也。曰忠信笃敬素裕平时见信于乡人，而不见信于士大夫，则反身有不诚也。曰勉事拊循以成克终之美，则匪方解散，众复请办，欲拊循之无可拊循也。执事引四海兄弟之义责春霖，不过为春霖不出执事，则既出矣，出未二月而引疾以退，其果疾乎？抑亦众口谣诼，而事之掣肘者多乎。春霖伏处山林，虽使无益于时、无闻于后，犹庶几存廉退之节。闻执事已辞职回沪摄养，而大总统之电，实寄执事望俯念神交，善为辞焉。[11]
江春霖对于在袁世凯治下复出为官毫无兴趣，坚决不为所用。但是对于家乡莆田的民间疾苦，他依然是关心备至，不遗余力，或予以抗争，或倡导兴学，或修建种种公益事业。民国《莆田县志》载云：“邑人御史江春霖具奏莆田田赋不均，廷旨交总督松寿议覆。初民人林应同赴都察院具控田赋苛勒，批立案不行。递解回籍，毙于按察司狱内。已而举人陈玉章、生员俞桂科等续控不已。春霖具奏莆田田赋不均，请重订税则。省派委员黄逢年到莆数次，与玉章等会绅会议未定。九月初六日，江春霖奏请饬限期清理田赋。莆田丁粮皆吏胥包办，年征四万三千两，分十一柜按卯完粮。城涵东阳柜大户粮差先支缴卯，每两额纳银二元，小户则有每钱纳数元者，粮差借端苛勒。至是省委召集县绅会议，不论大小户，每两纳银币二元，另加三角为征收费。裁通判缺，将粮米并由县征收米，每石五元五角征收费，每石米加四角议定。”[12]江春霖的坚持，使得莆田田赋征收的艰难多少有所缓解。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蒋唐佑派捐操切，廪生翁桐豫，生员刘玉麟、陈步瀛、廖春声、郑金声等诉于省，当地官员不负责任，拖延多年，闽浙总督以事不干己褫革之。时邑绅江春霖在籍，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嘱士绅续告以救被革诸生。举人萧浚頥、武举郑廷宪、老民林以惠，率众数百人赴府具诉。在江春霖等人的声援下，民困稍纾。
兴学和修桥堤是江春霖晚年在家乡做的另外两起重要善事。据民国《莆田县志》记载，清末光绪年间，受维新新学的影响，“邑人涂开渠设立砺青小学校堂，李树本设立普通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五月，大雨倾注，木兰陂水回澜。冬十月，邑人御史江春霖电兴化府宝康，设立兴郡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宝康调建宁府，以赖辉煌署知兴化府事，命莆田县宁云汉、仙游县杨文莹合筹经费，设立兴郡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四月初五日，兴郡中学堂开学，招学生八十人。”[13]据此，原兴化府属的“兴郡中学堂”，最早是在清末年间由江春霖倡导兴建的。
据民国《莆田县志·交通志》记载：“待贤里桥三迎仙桥，旧为迎仙渡官道所经，宋建炎三年（1129）僧祖逊募建厮水为二十四道，榜曰龙溪桥。后官道改，桥废。岳守尝取其名补造江口桥、桃源桥，在迎仙市西十里，今废。沧波桥，在霞墩沟西通下林澄墩，宋绍定间司理陈秉建，永禾间裔孙训导禄重建。待宾里桥、二驷马桥，元至正三年（1343）僧古月募建，今废。萩芦溪桥，在兴数里与广北界，原系舟渡，雍正三年（1725）间邑人谢明远倡募造桥，六年仙绅徐万安创建，计十二门，翼以石栏。后圮仍以舟渡，宣统二年（1910）侍御江春霖度地就下流数十步建桥，未及兴工而卒。民国十七年（1928），江春澍及侄袒筵等出而募建以铁筋。”[14]
民国三年（1914）闰五月大水坏沟尾堤。沟尾堤为北洋众水所趋，县派陈清芗督修。清芗就上游窄处筑之，两次不成，费四千余元。省派工程师测量修石堤，估费十六万元，款无出，涵商家请江春霖督修，相度形势，就陈桥筑堰以截白塘西行之水，次筑吴桥蝘以截北来之水，次筑东墩堰黄沟港堰樟桥堰五堰成，然后修堤，阅时四个月十一月堤成。“八月二十四日堤工合港，是夜大风雨，吴桥堰崩，大水直冲新堤，堤又坏，越日再修，十月二十四日二次合港，沟尾堤工完。此次堤崩二十三丈，惟三年江春霖所修一段屹立如故。工程之巨与三年相同。”[15]民国四年乙卯（1915）福建巡按使许世英以修堤功请授江春霖四等嘉禾章，辞不受。春霖辞勋章略云：
奉九月初二日钧函，此次莆邑堤功深劳擘划，克底于成，造福农民，实非浅鲜。呈奉大总统给予四等嘉禾章，不虞之誉，猥荷上陈，赏赍有加，荣幸无既。但春霖辗转思维，有必不敢受者。霖自归养日已有之，推隐绵之句，近蓄发道装，形骸自放，若以事受赏，内不顾其言，外不称其服，不敢受一。莆田僻在一隅，此堤又一隅之一，而得四等嘉禾章，功小赏大，不敢受二。贪功窃财，皆谓之盗，堤功需费取诸官民众人捐输，一人得奖，迹类窃财，不敢受三。好利真小人，好名伪君子。伪之与真相去有几，不敢受四。官制久更，前清资格岂宜藉以邀新邦之赏？名曰等级相符，实则僭滥莫甚，不敢受五。木兰韩坝，春霖皆欲引为己任，遽以此邀赏，设再任事，人或疑再觊三等二等一等之赏，终南捷径，何辞自解？不敢受六。名器者国家所以奔走天下士，自问何人，敢怀芥视屣脱之心？而出处殊途，取合有义，推之薜萝鲜耻芳杜厚颜，不免北山移文之诮。弗推则委大总统之惠于草莽，恐轻亵名器，而傲慢不恭之罪，无所逃于两间也。敢布下忱代达，务恳收回策令，俾春霖得援黄冠备顾问之例，优游林下，侍老亲以天年，则受赐多矣。[16]
从《辞勋章》中，我们可以再次见到江春霖对于袁世凯的执政心怀坚定的抵制之意，但是莆田北洋修堤，关系到莆田农村数万以至数十万人民的生计，他不计得失，依然承担其责，充分体现了江春霖一心为民的宽阔胸怀。
我们综合概括江春霖自中进士以来的功业，主要分为在朝中不畏权贵恪尽御史职守，以及弃官回乡后尽力为家乡的稳定和谐平安进步做出自己的努力。江春霖在朝中的作为，我们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清王朝尽忠，但是他的这一尽忠，切不可认为仅仅是为了爱新觉罗氏的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弹劾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等权贵，其中也包含着为天下苍生计的情怀。至于他晚年回乡之后，为家乡尽力，则是更为直接地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评述江春霖的一身功业：家国情怀是他永远秉持的儒者最高理想。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1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1]（民国）《上杭县志》卷33， 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2]本文所引《御史江春霖》剧本，由姚晓群先生撰写。
[3][4]（民国）赵尔巽撰：《清史稿》卷451，列传二百三十二·江春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5][7][9]（民国）《莆田县志》卷31，江春霖传，钞本。
[6]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8][10][11][12][13][15][16]（民国）《莆田县志》卷3，通纪六，钞本。
[14]（民国）《莆田县志》，《交通志》。本书为钞本，卷目安排尚未完备，故《交通志》无卷数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