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王禹同志

王禹同志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是良师益友。今年8月13日，这位享年96岁的长者驾鹤西去，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与王禹同志接触最多的，是在“文革”落难期间。

我于1952年3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员，王禹于195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秘书长，1961年3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文革”期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成了福建省的“头号走资派”，尽管我与王禹同志年龄与职务都有较大差距，却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两人所处的岗位与所谓“福建省头号走资派”接触都比较多，因此就有了共同的遭遇。“文革”期间，我和王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一起被隔离审查，实行“三共同”即“同住、同吃、同落难”的。他挂的黑牌是“福建省头号走资派”的“黑参谋长”，我挂的黑牌是“福建省头号走资派”的“亲信”，大会批斗时又称“黑爪牙”。在那段受难的日子里，王禹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王禹是战争年代经过生死考验的共产党员，最突出的特点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那段受难的日子里，他受过多次残酷的批斗，都能心怀坦荡，泰然面对，不说假话。我从事的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工作，是由他直接领导的。平时，他对我说，会议记录是机要工作，要严守保密纪律，知道的事不能说，不知道的事不能问。因此在当时的大会小会批斗中，我能坚持原则没有乱说，是与王禹同志的言传身教直接有关的。本来我是省委领导信任的干部，“文革”风暴骤起，瞬间就由“红”变“黑”，被列为“危险分子”，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冲击。开始的时候，我被关在单间，造反派把我的裤带没收了，晚上睡觉不准我关灯，他们在门上挖一个洞，日夜监视，怕我自杀。王禹也怕我挺不住，受不了委屈，干出轻生的傻事，一有机会，就对我说：人生道路曲折坎坷，要经得起各种考验，真金不怕火炼，最根本是理想信念不能动摇。再三叮嘱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黑夜终将过去，太阳照样升起。共产党员要向前看。这是教育，也是鼓励。我知道，王禹同志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他的这些话，使身处逆境的我，增强了信心。

1971年，林彪发出“一号令”，福建省党群口学习班搬到松政县（松溪、政和两县合并），我与王禹住一小屋，这时监视较松，我们避开造反派，可以自由交谈。我曾问他：造反派把我们抓去戴高帽游街示众，为什么要涂黑手？王禹认为，把手涂黑说明“反军”。我说我原来也当过兵，怎么会“反军”？王禹说，现在谁能说清是非，以后不要再问了。我又问：我们的“牛棚”生活何时了？他说：我俩的命运是与所谓“福建省头号走资派”连在一起的，只要这场戏没演完，我们就不可能解脱。他幽默地说，我们两人肯定是“搬台板”的人，等“戏”演完了，“戏台”拆了，最后才能把“戏台板”搬走，意思要等到最后才能“解放”，要我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1年“9·13”事件后，学习班停办了。1972年1月，王禹与我被宣布“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从此各奔一方，我被下放到松溪县山区劳动，后又调到福州二化厂水车间当工人，1975年调省工交办工作。王禹同志回省里另行分配，先被安排在福建农林大学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1月出任福建日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随后又恢复了省委常委的职务。

1977年11月，我随梁灵光同志赴京工作，1985年7月回闽后，与王禹同志常有交往，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老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蒙受不白之冤时能忍辱负重，从容淡定。“文革”后先后担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建设八个基地审议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以及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常委职务，不论职位高低，都能顾全大局，恪尽职守。王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中最后离世的人，也是最长寿的人。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王老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