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与故乡福州鼓岭

庐隐在近现代“福州三才女”中，出生最早，文坛上扬名最早，人生经历最坎坷曲折，情感最丰富传奇，而又最年轻就离开人世。她最后一次的故乡之行，在度假胜地鼓岭消夏，撰写其生活经历，改变了以往对故乡的偏见。从此，故乡给她留下一生中美好难忘的记忆。

孤寂童年

庐隐原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笔名庐隐。祖籍闽侯县南屿乡岭东村，清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福州市鼓楼区南后街。父亲黄宝瑛是前清举人，任湖南长沙县令。庐隐出生之前，已有三个哥哥，她的出生正是父母盼望有一个女孩的时候，原本是很高兴的，但命运却阴差阳错，出生之日却偏偏正碰上外祖母去世之时，因此母亲认为她是“不祥之物”，迁怒之下，无心哺育她，只雇一个祖籍乡下的奶妈抚养，从此成了没有母爱亲情的幼童。因此她小时候特别爱哭，而且脾气拗傲，从不听大人的劝说，这样就连父兄都讨厌她。平时多病，两岁时生一身疥疮，整日号哭，母亲一气之下差点一棍子把她打死。还是奶妈心地好，征得母亲的同意把她带到乡下奶妈家去。也许乡下的空气好，阳光充足，半年后疥疮不治而愈，身体也强壮起来。又由奶妈带回南后街，3岁时父亲到长沙上任，全家人都欢天喜地准备去享受荣华富贵，只有庐隐舍不得离开奶妈和小玩伴奶妈的小女儿，在开赴长沙的船上终日哭泣不止。庐隐在自传中回忆故乡的开头便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6岁时父亲患心脏病去世。全家便到北京投靠曾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的舅父力钧，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庐隐聪颖早慧，生性倔强，7岁在家由姨母教读“女四书”启蒙。9岁便到教会办的北京慕贞女子学院住读。13岁发奋读书，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官费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处境才开始好转。正如她在自传中说的：“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入学时改名黄英，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时她开始迷上了小说，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除中国古典名著外，还读了全套的“林译小说”以及弹词《笔生花》、《来福生》等。因此在同学中得了“小说迷”的绰号。这也给她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初恋告吹

1916年夏天，师范学校毕业后，庐隐先后在北京、安徽安庆、河南开封等地当小学教员，教过国文、习字、历史、地理、体操、家事园艺等课程。当然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在工作中也增长了见识。毕业前一年，她在北京认识了留日学生林鸿俊。林鸿俊对她一往深情。只因为林家贫困无钱继续求学而遭庐隐母亲阻止。对母兄以势利看人，庐隐极力抗争，坚持和林订婚，开始了她第一次恋情。经过几年的交往，庐隐已走上妇女解放的新思潮道路。但林鸿俊大学毕业后，执意要走官僚仕途之路。庐隐与他因人生观分歧导致感情破裂，终于1921年解除婚约。

1919年春，庐隐回到北京，9月，她自筹学费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三年级插班，一个学期后转为正式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都在北京女高师执教。庐隐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以出众的口才和文才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她与校中的程俊英、王世瑛、陈定秀三位同学意趣相投，就效仿春秋战国史事自封为“四君子”。庐隐被封为“孟尝君”，又自称“亚洲俊少”。同年11月16日，日本人在福州台江枪杀爱国学生，制造闻名全国的“台江事件”，引起公愤，各大城市学生纷纷发起声援。旅京闽籍学生也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庐隐以办事果断利索被推选为“学联会”副主席，参加天安门民众大会、总统府请愿、街头演讲等活动。

“五四”运动后，庐隐深受震撼，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关注社会问题，尤其热衷社会主义和安其那（无政府主义），公开提倡并支持自由恋爱，呼吁妇女觉悟起来求得自身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她以一个觉醒女性的姿态登上“五四文坛”，用白话文撰写短篇小说、散文、戏剧、论文、诗歌等。1920年2月，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第一篇提倡男女平等的文章。1921年1月1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社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雨轩成立。庐隐成为第一批会员，也是唯一的女会员，并被邀请为会刊《小说月报》的撰稿人。在茅盾、郑振铎文学名流的鼓励下，第二年春，她大学毕业前夕，已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十多篇作品，塑造了一批性格不同、遭遇各异的妇女形象，为千百年来受封建礼教束缚摧残的女性呐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女权运动的作家。从1921年到1922年，她先后发表了大量的“问题小说”，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针对金钱婚姻、政府镇压学生、劳动者受压迫、贫富不均、军阀争权混战等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实践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庐隐”是她常用的笔名，同时也用“黄英”、“隐”、“露沙”、“云音”、“冷鸥”等笔名。庐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茅盾认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人。

再恋成婚

1922年8月，庐隐从北京女高师毕业。毕业前夕，她和同学到日本旅游，沿途经过天津、沈阳、大连、旅顺、朝鲜等地，写下了《月下的回忆》、《华严泷下》、《扶桑印象》等游记散文，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客观地分析和思考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民族性问题，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化教育，深切同情陷于亡国之苦的朝鲜人民。大学毕业后，庐隐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她同一些感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教员致力于改革学校的积弊，却遭到旧势力的嫉恨和污蔑，因此，心情抑郁，发表了短篇小说《成人的悲哀》等愤世嫉俗之作。此后，庐隐的作品转入描写青年男女的感情世界，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妇女）在苦苦探求人间真谛后的失望、迷悯和苦闷，塑造了众多在悲哀中呻吟和在痛苦中彷徨的人物形象。在题材、主题思想上趋于成熟。其中以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最著名，是庐隐的代表作。此作品一经发表，便轰动了文坛，这时她年仅24岁。这年暑假，她不顾激烈的舆论批评，和在福建学生联合会时认识的已有妻室的北大法科学士郭梦良结婚。1925年7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其中，《成人的悲哀》被翻译成德文连载发表。同年11月，她的丈夫郭梦良病逝，庐隐悲恸欲绝，作《郭梦良行状》纪念他。12月，庐隐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郭薇萱扶送郭梦良的灵柩，乘轮船回福州。这是庐隐三岁离开后第一次回到故乡。

回乡执教

郭梦良是福州郊区仓山郭宅村人，乡间有良田祖宅，父母均精于经营，家境颇为殷实。当时郭父在福州城内东街开设纸行前店后宅，庐隐与郭梦良的发妻同住店后，难堪之状可想而知，加上郭母十分刻薄苛严，晚饭后夜间不许点灯耗油……不准与婢女佣人辈闲话。这对于“不羁天马”的庐隐来说实在是度日如年，她感到这一段过的是“极人世之黯淡生活”。

酷寒严冬过后是春天，庐隐终于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1926年春季，经人推荐，她到省立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过着边教书边写作的独立自主生活。福州女师是福建第一所官办的女子中等学校，附设有小学和幼稚园，其前身是全闽师范学堂附设的女子师范传习所和后来由省教育学会办的女子职业学堂。前者设在光禄坊玉尺山房，后者在东街灯笼巷状元府内，均由状元王仁堪的胞姐、帝师陈宝琛夫人王眉寿任校长。清廷御赐她为“闽峤女宗”封号，1908年两校合并为省立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鼓楼前布司埕。

庐隐在福州女师的教学生涯，不仅给她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还在文学创作方面开辟了新的思路和生活素材，犹如注入一股清新的泉水。她有一篇作品是以福州女师手工课教员李秀娟的遭遇为题材的《时代牺牲者》，第一次把恋爱和婚姻作为社会问题提出来，改变了以往只单纯作为男女青年之间感情的写法。李秀娟为了支持丈夫出国留学，独守空房，含辛茹苦边工作边抚养孩子，熬了九年，结果她的丈夫学成回国后，却见异思迁，另觅“家既富有，貌亦惊人”的时髦女郎，以欺骗的手段逼她离婚。庐隐在作品中指责这个“道貌岸然的留学生，比杀人放火的强盗更不容天理”。

福州女师不仅有谢冰心、陈意映、方君壁这样的优秀学生，又拥有方君瑛、邓萃英、邓仪中(邓拓之父)、黄庐隐这些名教师，可谓人才济济，名闻东南。当年庐隐每天从福州东街到学校上课，要穿过大街小巷，那时的布司埕并不宽广，路两边摆满了一排排的线面架。福州女师旧址就是坐落在今天宽广的福州鼓屏路的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鼓岭消夏

暑期，庐隐到避暑胜地福州鼓岭度过轻松愉快、美好难忘的50多天。她的住房前有数十棵高大的柳杉树，清风吹过，便有阵阵涛声，庐隐就在这涛声澎湃中为郭梦良整理遗稿。虽然她“—页一页的抄写着，不由得心凄目眩”，但毕竟是置身于峰峦叠翠和清新恬静的农舍村落中。她从第一天起便感到“仿佛是被猎人久困于暗堂中歧路的亡羊，一旦被释，重睹天日，欣悦自不待说”。这是庐隐用细腻的笔调写信向好友介绍鼓岭的美好时光，也表达了她对故乡避暑胜地鼓岭的赞赏和眷念，“两个月之中我得到清闲绝俗的生活，因为我离开了充满浊气的城市，而到绝高的山岭上，那里住着质朴的乡民和天真的牧童，不时倒骑牛背，横吹短笛。况且我住房的前后都满植苍松翠柏，微风穿林，涛声若歌……我往往想，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真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

在鼓岭的50多天假期生活，对庐隐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她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她描写鼓岭房东一家日常生活的作品《房东》，被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认为是庐隐从写个人、亲友的狭窄题材转向宽广的社会题材的一个标志。在《房东》中，庐隐对“都市文明”表示怀疑，她羡慕大自然，认为那些乡下人“至少要比我们干净得多”，那位女房东“她的样子虽然特别质朴，然而都比我们好像更懂得什么似的，也比我们天天讲自然趣味的人实际上更自然些”。她把房东一家的耕种劳作、饮食起居写得饶有田园诗意。她写道：“农家的乐趣，实在不下于神仙。”像这样的作品，是她第一个集子《海滨故人》中所没有的。

这次的回乡之行，扩大了她的视野和对生活的深入观察，注入了创作的新源泉。福州故乡总算让她弥补上了投入母亲般温暖怀抱和自由自在生活的感受，留下一段美好难忘的记忆，给了她创作的启迪和灵感。暑期过后，她带着女儿又到上海漂泊去了，从此永远离开她的故乡。

三恋再婚

到上海后，庐隐担任大夏大学女生部指导并兼在附中任教，1927年回北平任市立女中校长，但她不习惯琐碎的行政事务。第二年辞职到北师大附中执教，这期间，她还做过“北平教育促进会”的文学编辑，并创作了《醉后》等散文小说二十几篇，结集出版了三部散文小说《灵海潮汐》、《曼丽》和《归雁》。

1928年春，庐隐结识了清华大学评论文学系学生诗人李唯健，深为他一往直前、走自己的路的精神所鼓舞，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1929年春，庐隐在北京大学与庾虞教授合编《华严半月刊》，并在上面发表了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作品。第二年，庐隐与李唯健以《云鸥的通信》为题，发表了他们从1928年春到1929春的68封情书。文章想象绮丽，感情真挚，文笔细腻优美。她说：“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做人的态度。”后来更名为《云鸥情书集》结集出版，并被翻译成法文刊行。

1930年暑期，庐隐不顾别人的冷嘲热讽，与比她小8岁的李唯健结婚，并东渡日本，寓居东京郊外，真挚的爱情和甜蜜的新生活给庐隐注入了创作的新灵感，她在日本完成了《东京小品》11篇，生动地描写当时日本的风土人情。从原来悲哀苦闷中脱离出来，由主观抒情小说向现实主义转变，以更冷静的态度思考妇女问题。第二年先回到杭州，8月到上海在工部局女中任教，这时她创作了以石评梅与高君宇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用细腻笔法描述他们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另一部长篇小说《女人的心》则大胆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观，肯定她们的欲求，表现女主人公素朴徘徊于婚姻和爱情之间的伤心矛盾。她创作了洁丽可爱的散文《玫瑰的刺》，还根据与李唯健结识相恋到结婚的经历，创作了寓言体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通过拟人化的鸟类，表现生命离不开自由、爱情必须心心相印的宗旨，文采斐然，如散文诗。

文星陨落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犯上海，庐隐激于爱国热情，以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为题材，创作了反映淞沪之战的长篇报告文学《史焰》，塑造了十九路军官兵英勇杀敌的光辉形象。她还发表了《一个情妇的日记》等反映抗战主题的短篇小说。

1933年7月，庐隐发表杂文《丁玲之死》（当时社会传说丁玲已死）、《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愿》等20篇短小精悍、针砭时弊、抨击政府当局的“文化围剿”政策的杂文，标志着她已跳出顾影自怜的“象牙之塔”，重新把目光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并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妇女问题，写出如《中国妇女运动问题》、《妇女的平民教育》、《今后妇女的出路》等文章，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小圈子，为社会做贡献。同年庐隐被邀为林语堂的《人世间》刊物为特约撰稿人。年底出版《庐隐短篇小说选》。

庐隐为人耿直、豪爽，有强烈的正义感，她的作品直抒胸臆，清畅感人，是一位勤于撰著、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据改革开放后，各出版社多次结集出版的初步统计，自1921年至1934年，庐隐在短短的13年创作生涯中发表的作品至少有124万字。正当她盛年英才、满怀热情地准备为文艺事业再作贡献时，不幸因难产于1934年5月13日在上海徐汇区大华医院去世，年仅36周岁，是福州近现代“三才女”中最早陨落的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