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23 15:31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白荣敏

幽香入操 诗肠激荡

——清代福建诗人林滋秀和兰社


林滋秀故居


年大饥,穷民塞野皆疮痍,呼爷乞钱爷心悲。爷心悲,难博施,空囊於汝将何为?

晓霜严切风刮耳,月冷长楸烟树里。跪爷乞钱跪不起,呼父乞钱乞不止;三日水浆无沾齿,得一钱生否则死!爷乎爷乎忍坐视?

前有叟,扶杖走;后有孩,提瓢来。绕辕乞命啼声哀。东家娘,步踉跄;西家妪,衣褴褛,垢面相迎泪如雨。

穷民穷民听爷言,爷今触目真怜汝!愿减盘餐相给与,每人一文汝可去。客中佽助不能多,此是年荒怨则那!

读罢此诗掩卷闭目,封建社会里灾荒之年民不聊生之凄惨情状不断在脑子里冲撞,激荡心胸。这首诗题为《穷民词?保定道中作》,作者是福鼎人林滋秀。林滋秀这首《穷民词》,关心民瘼的情感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堪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媲美。

林滋秀就是以他卓越的才情和诗文,确立了在福建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是福鼎的骄傲。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庚寅日(1778年4月26日),林滋秀生于福鼎桐山水头美。性温乖,质颖悟,少年时代饱读诗书,18岁就考中举人。

不意命运弄人,从此他科场失意,嘉庆元年(1796年)、四年(1799年)、七年(1802年)三次参加在京举行的会试,都没有考中。作为举人,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虽然有资格做官,但只是候补,而且候补的职位很少,有人等了一辈子也等不到一个机会。

林滋秀画像(徐启雄画,周瑞光收藏)


命运弄人,但天意造人。仕途无望的林滋秀,在赴京科考游历北方的过程中却是眼界大开文思精进。“见宫室城池府库,而后知天下大观;看经史子集文章,而后知才人聚薮。燕齐吴越,饱穷两戒山河;草木风烟,想到六朝人物。此际诗肠激荡,酒垒淋漓。”在正定的梁清标家中坐馆教书,遍交天下鸿儒硕士,结识了文坛名士法式善、剧作家洪升、书法家伊秉绶,与大学者王芑孙相过从,和家乡来京文士魏敬中、李枝青等诗酒唱和……

嘉庆十年(1805年),林滋秀在京城接到了家中老父催他回家的书信,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大抉择:放弃功名理想,回乡与家人团聚。

27岁的林滋秀,离他18岁考中举人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北漂”而功名未取,家中父母又一天天老去而子女一天天长大。林滋秀选择了回家,选择了回家以后“序天伦之乐事,忘人爵之光华”(《三十自序》) ,选择了一辈子“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

这一首《穷民词?保定道中作》,可能就是这次回家路上经过那个素有“京畿重地”、“京城南大门”之称的保定时的亲历。眼见穷民塞野,满目疮痍,这位囊中羞涩的一介书生是如何的焚肠烧心,忧从中来!想“为生民立命”而无门,想“为万世开太平”而未得志,自古以来,天下有良知而无时运的知识分子,境遇何其相似!

从此后,林滋秀只当教书先生。先在前岐贡生李鸣三家教私塾,后又设馆平阳,嘉庆十八年应福鼎县令谭抡之聘,主讲桐山书院,二十四年主讲泰顺罗阳书院,二十五年以后12年仍主讲福鼎桐山书院。

在林滋秀后半生的近30年中,他教书育人、安贫乐道,耽情诗文、一心创作,以兰会友、诗酒唱和,在闽浙边界,不但造就了许多茂才硕士,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段文友之间“兰结同心”的文坛佳话。

林滋秀刊行的《兰社诗略》
 


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仁宗皇帝五十大寿,命各省贡书以祝。林滋秀广征博引,选丽字佳句撰《集古》、《集姓》两千字文递呈,无一字无来历,嘉庆帝阅后赞叹:“不意闽海之滨,竟有如此博学之佳士。”由是名播海内。浙江玉环进士林芷生读此文后,叹曰:“此奇才也,非访之不可!”于是特从杭州乘轿到福鼎拜见。两人一见如故,遂订莫逆之交。林芷生在桐山书院与林滋秀促膝谈诗,留连七八日方作别。林滋秀特作《送家芷生进士归玉环序》记述了此段殊胜因缘:

神交弗隔,朋至斯孚。欣一面之始谋,信两心之久惬……名同香草,久必相思;地隔玉环,连而不绝。

林滋秀一生爱兰,16岁应福宁府试,即以《兰花赋》一文得太守赞赏。在鼎教书期间与江南文友“神交梦访,牍往笺来”,在他周围,集结了许多朝野文士,他们提倡性灵,写实求真,不泥于古,形成了乾嘉时期阵容壮观、实力雄厚的民间文学社团,取名“兰社”——“兰善气迎人,幽香入操,庭芝可爱,沅芷相思。十步而袭芳菲,二人而兼臭味。虽怜伍草,兰亭离修禊之群;一遇纫秋,兰苑结同心之契。”表达了这个群体共同追求兰花一样的高洁情怀,并形成了像兰花一样清新的诗风。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秋间,林滋秀、黄汉章、鲍台、黄铨、华文漪、谢淞等闽浙诗坛六君子合刻了《兰社诗略》,给我们留下了“体格遒健,神韵超逸,锻炼精纯,抒写清新,言情真挚,各具所长”的一部诗稿。此后,林滋秀又刊行了《双桂堂文集》、《双桂堂经义》、《快轩诗存》、《快轩试帖》、《腐子脍传奇》、《竹林合咏》、《砚凹余渖》,加上《兰社诗略》和《集古》、《集姓》二千字文,合称《迟园十种》。道光七年(1827年),又编印了有如袁枚《随园诗话》体例的著作《快轩诗则》,内收法时帆、王惇庵及东南各省特别是闽浙边区的诸名家代表作,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师承关系、文学主张等加以介绍,不仅为当时的及门诸子专攻诗学提供一本很好的“教材”,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优秀的“文学评论集”。林滋秀“健笔写真情,硬笔造险语”,这些“沉博绝丽”的诗文,赓续了宋元以来的闽学和永嘉学派源流遗绪,保存了大量闽浙边区特别是福鼎古代人文信息,不管是艺术成就还是历史价值,都证明林滋秀时代的福鼎文学和以文学为代表的文化精神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林滋秀奉旨赴京待命,承潘芝轩尚书举荐,签分湖北荆门州知州。作为“候补”了将近40年的“老举人”,林公终于有了当官的机会,怎奈命运多舛,造化弄人,因水土不服,中秋之后即患臌胀之疾,同年十月初二病逝于京都,享年55岁。

君弦一断臣弦绝,文山忠烈叠山节。

各留一砚还一琴,五百年后在闽浙。

这颂扬忠臣义士之高风亮节的至情诗句,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林滋秀自己一生心迹的写照?

福鼎养育了一位林滋秀,福鼎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