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巨富王源兴的传奇人生

之一，他的颂词也很特别：“社会上几十年前有个传说：‘王源兴把新加坡百分之百的家产都搬回祖国投资了……’下文呢？没有说，是佩服，是傻劲，那就不得而知了。可以大声地说一句，这个所谓的投资是在‘改革开放’的半个世纪前。天下企业多如牛毛，谁有这么豪放？谁有这个胆识？”

原全国政协常委、香港《镜报》创始人徐四民先生，临终前曾无限感慨地说：“王源兴可以称为爱国华侨第一人”，还说：“王源兴这一家写尽华侨的爱国经历。

王源兴，1910年出生于龙岩西湖岩山下大洋村一户贫农家庭，从小树立爱国意识，他就读开明小学，与后来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郭滴人是同学，并因老师王采芝转到东平小学任教，认识了东平小学校长、《岩声报》主编章独奇和小同学林海云（建国后曾任国家外贸部代部长）。王源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福建省立龙岩九中，这是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和中共福建省委首任书记陈明的母校。由于家贫无力升学，13岁的王源兴只好随同二哥锦兴到漳州当学徒，并结识店员工友也是《岩声报》撰稿人曹菊如，受到革命救国思想熏陶。他协助将邓子恢委托在厦门印刷的《岩声报》经漳州转运，由当挑夫的魏金水（后为福建省长）、丘金声（后为新四军高级将领）挑回龙岩秘密发行。

由于生活困顿，16岁的王源兴毅然“过番”赴新加坡，当过码头苦力、三轮车工人，自荐上书华侨领袖陈嘉庚，得到陈氏赏识在他旗下的橡胶厂当“财库”（会计）。三年后回到龙岩老家，与陈陂村农家女翁雪花完婚。22岁转赴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埠，创立“恒丰”公司，并任中华商会会董。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王源兴出席并当选巨港分会副主席，并带头募捐。王源兴听说乡贤邓子恢出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旧友曹菊如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林海云为八路军总部副官长，非常振奋，与陈嘉庚商量通过宋庆龄、廖承志渠道转送一部分捐赠物品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新加坡、巨港等地相继陷落，身为抗日侨领的王源兴遭日军追捕，他携家眷逃到朱鹿镇山芭，以开荒种地维生。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澹定从容，每日戴着斗笠上山开荒，还曾将甘蔗自削成片，由女儿提篮到小镇上去卖，一日可得三毛钱小利。在这极端困顿中，他听说祖国的文化人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巴人）、张楚琨、高云览、杨骚、汪金丁等逃亡在苏门答腊的石叻班让岛，立即偕同实武牙筹赈分会的工作人员，登岛去看望他们。王源兴带头捐出200盾，连同其他华侨的捐赠，郁达夫扮成富商，化名赵廉，到巴雅公务（地名）创设“赵豫记酒厂”，掩护一大批文化人生存下来。王源兴的急公好义，在中国文化史上功不可没，成为一段佳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源兴回到巨港，恢复旧业，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当选巨港华侨总会主席，时年仅35岁。

战后短短的5年多时间，即王源兴40岁之前，他迅速积攒了几百万元的财富，这使得他能够倾力协助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并在1951年全部携回新中国投资建设。

战后回到巨港恢复旧业时，王源兴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动荡的局势，在祖国，中国两个命运正展开决战；在侨居地，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印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进行。王源兴追随“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一边。他辛苦恢复起来的公司，又一次毁于荷军的战火。王源兴遂携家并将“恒丰”公司总部迁到新加坡，入住“怡和轩”，成为站在陈嘉庚身旁最重要的华侨领袖和核心人物之一。陈嘉庚先生创办《南侨日报》，他继陈嘉庚董事长之后出资居第二位，担任副董事长。先后聘胡愈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夏衍（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任主编。陈嘉庚先生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源兴临危受命为代董事长，与洪丝丝主编一起坚持进步的办报方向，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在美国压力下遭到英国殖民当局查封。这段期间，王源兴不仅源源不断为《南侨日报》倾注大量资金，而且成为勇敢地站在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报业钜子、文化战士，其功至伟。他后来归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时，曾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特地介绍了他的这一段历史。

新中国成立，王源兴欢欣鼓舞，1951年他和黄洁、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组成华侨工商业回国考察团。临行前他到雅加达看望老朋友王任叔（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惊讶地发现使馆是暂租住在一所南洋商业旅馆里。王源兴立刻和黄洁商议，购下一座别墅捐赠给大使馆使用。考察团回国沿途受到地方首长叶剑英、邓子恢、黄敬等的欢迎。到达北京，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中侨委主任何香凝亲来看望。王源兴还见了胡愈之、曹菊如（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林海云等老朋友，并专程拜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说：“源兴，新中国成立了，百业待兴，你钱还没赚够吗？不要回去了，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报效国家。”考察团返抵广州，王源兴就作出决定，将海外资金全部携回祖国投资建设。所以他被称为新中国“三资”企业的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

王源兴和黄洁等在广东筹建创立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他出任副董事长，又受命为广州侨务局局长、广州华侨新村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带头捐资10万元创办广州华侨小学，兼任董事长。后又受命为广东省侨委副主任，还兼福建省侨委委员、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等，为侨务事业可谓竭尽心力。政府对他也信任有加，评定他为国家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月薪逾200元，但他从未领取。

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候补书记的林修德，后调任中侨委副主任。他回忆说，1959年他随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去广东见陶铸，当时有意协商调王源兴回到福建家乡任副省长，适因陈嘉庚提名，廖承志支持，中央调王源兴赴北京，在第二届全国侨联大会上，王源兴当选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兼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还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源兴曾代表华侨界，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他率领一个分团冒着枪林弹雨慰问志愿军，当人们知道他是华侨富翁，不怕危险，都惊叹不已。

王源兴在参加赴朝慰问活动中，单独捐献一架战斗机（价值15万元），闻知龙岩县捐献一架战机尚缺2万元他立即寄款补上。他还为筹办华侨大学和厦门华侨博物院各捐赠5万元。陈嘉庚逝世后，他受中央委托扶灵南归厦门集美下葬，并担任陈嘉庚纪念堂建设委员会主任，毛泽东闻知赞许道：“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以后发生印尼排华事件，王源兴协助廖承志、方方做接侨工作，在前方劳累过度，猝发心脏病，经周恩来总理派专机接到广州治疗，后来复发，64岁就逝世了。

王源兴这位当年携几百万元回到新中国投资建设，对社会事业慷慨捐献巨款名列陈嘉庚之后第二人的华侨巨富，他在逝世后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只是留下了世代绵延的爱国主义精神。

令人难以相信，他的长子王铭（维民）1978年赴香港创业时，身上只揣有2000港元，另有艺术大师黄永玉送给他的一幅旷世之画《窗》（这幅画他始终保存着，最近送给黄永玉美术馆）。其他10个子女也是凭自己的独立奋斗，但他们都感恩自己的父亲留下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身任浙江宁波啓新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的王铭，博学多才，喜欢棋艺，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和世界象棋协会顾问，对围棋、象棋和高尔夫球全国赛事倾力赞助，当闻知家乡成立闽西扶贫基金会，他是海外第一个巨额赞助人。次子维邦是第一个回到深圳经济特区创业的港商，他在江西资助4所希望小学。在父亲王源兴曾任筹建委员会主任并捐巨款的华侨大学，六女石筠和先生林津亷，八女穗英和先生陈进强合捐600万元人民币，兴建华侨大学（集美学区）“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陈进强夫妇在华侨大学和龙岩一中、侨中、闽西大学、龙岩学院和体育馆方面的捐献超过2000万元。最近，为兴建龙岩华侨历史博物馆，长子王铭和夫人林美玉，八女穗英和先生陈进强各捐100万元，次子维邦和夫人陈惠珊，六女石筠和先生林津亷各捐50万元，其余王维国、王巧英等子女和侄儿各捐1万元，孙辈王鹏、王彦、林晶、翁昕、陈芳等也各捐1万元，连曾孙辈也各捐献千元不等，共达320多万元。这一海外世家的绵延不尽的爱国情，是伟大的爱国者王源兴先生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大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