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情思

——记郁达夫与赵家欣的友谊

一九三七年元旦，郁达夫（前坐）和

（左起）赵家欣、郑子瑜、马寒冰合影

2014年9月9日离世的百岁老人赵家欣先生，是著名作家、革命烈士郁达夫生前的一位文友。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友情很值得介绍。

1936年冬，郁达夫以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和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之名，赴日本访问。其间，向亡命日本长达十年的郭沫若转达国民政府因抗日终将爆发，要郭沫若伺机回国之意。郁达夫在归途中又访问了台湾，然后乘船于12月30日抵达厦门，寓居天仙旅社。时任厦门《星光日报》记者的赵家欣（笔名：赵璧）闻讯，立即前往采访。当天晚上，赵家欣将这次采访的内容和印象，写了近3000字的《郁达夫在厦门》，发表于12月31日的《星光日报》。

31日下午4时，郁达夫应厦门文化界之邀，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作题为《世界动态与中国》的演讲（赵家欣、马寒冰担任记录），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和文学动态，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1937年元旦，郁达夫在赵家欣陪同下游览厦门市区街道和禾山农村。人们从报上得知郁达夫已到厦门，晚上，慕名到天仙旅社访问，求写书幅的人接踵而至。郁达夫即兴挥毫，有求必应。当人群相继散去，只剩下赵家欣、马寒冰、郑子瑜之后，赵家欣等三人不断向郁达夫求教。郁达夫不厌其烦，一一作答，并在这天晚上，挥毫书赠条幅给他们。写给赵家欣的是郁达夫的旧作《青岛杂事诗》中的一首：

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

郁达夫书赠的这一条幅，曾在“文革”中流失，后又辗转几十年才回到赵家欣手中。

抗战期间，由于厦门在1938年5月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刊登郁达夫、赵家欣作品的《星光日报》，在国内已很难找到。

改革开放后，我与研究郁达夫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常有联系，他嘱我协助搜集郁达夫在福建的佚作；我也因先岳蒲风曾在《星光日报》发表作品，就向他打听何处收藏《星光日报》？他建议我“一定要上北京”。

1982年4月，我持福州市民政部门的介绍信，以搜集蒲风烈士遗作的名义北上。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当时国内仅存的一份《星光日报》，不仅找到先岳蒲风的佚作《哀悼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的中国诗坛》等，也找到郁达夫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演讲《世界动态与中国》及赵家欣的《郁达夫在厦门》。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全文辑录。由于《世界动态与中国》已收入《郁达夫文集》（第8卷），在这里着重介绍《郁达夫在厦门》。这篇文章，因它详细记述了郁达夫演讲的主要内容，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一九三七年郁达夫题赠赵家欣的条幅

郁达夫在演讲中首先谈了访日观感：

“日本自从患了那不可救药的侵略症以后，简直是疯了，他们备战很急，日常的一切设施尽都军事化起来。小学生已实行操练，奠定军训的基础。初中学生都背着枪实行军事训练。对于此次西安事件，他们以为又可以到中国来打什么共产党了。不料事情平定得这么快。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政府和民众是截然两样的，人类毕竟是有理性的动物。日本广大群众对中国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文艺界，他们很同情中国，很愿意和中国文艺界携手，可是日本的文坛在重重压迫下显得消沉了，普罗主义在巨人的压迫下已无形消失……”

其次，郁达夫谈了访问台湾的观感。40年来，日本把台湾统治得似乎很有秩序了，然而这是一座火山，一座酝酿40年的火山，迟早终有爆发的一天。郁达夫说：

“台湾人很好，无论老的少的，对祖国都很热烈。年纪老的，他们一切都深切感受到。年纪轻的，他们有个热烈的眷恋祖国的心。可是在统治者多方面的压迫下，年轻人是苦恼的，他们彷徨在汉文和日文之间：汉文因环境关系，使他们不能长期学习，故根底很浅；日文亦因种种习惯，当然比不上日人，所以在文学方面，他们的作品虽然很多，但很少好的。可是他们是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着，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的钦佩，所以我断定台湾的文学将来一定很有希望的。日本人对于台湾人思想的自由极端地防范，想尽法子使他们忘记对祖国的关系。台湾青年的作品无处发表，三五个人在马路旁说话便要受干涉。这样的生活，你能够叫他们不苦恼吗？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热烈地想念祖国，无时不尖着耳朵打听祖国的信息。……”

关于郁达夫，还有一事使赵老念念不忘：1936年11月，赵家欣和厦门文化界青年13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起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如林的挽联，似潮的人群，情绪激昂的演说，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厦门警察局长密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要求逮捕追悼会的发起人。此事被当时在福州任省政府参议的郁达夫知道了，他义正词严，据理力争，才使13个或者更多青年免于一场灾难。这是因为郁达夫深知，省主席陈仪与鲁迅曾有交往，而且十分敬重鲁迅，所以郁达夫去找陈仪，说纪念鲁迅无罪，陈仪当然是同意郁达夫的观点的，及时加以制止。我曾问过赵老，这事后来怎么会知道的？赵老告诉我：是中共地下党员郑书祥说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郁达夫、赵家欣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郁达夫当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赵家欣当选为“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执行委员。

1938年3月，郭沫若已经从日本秘密回国，来到战时政治文化中心的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三厅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同时辞去在福建省政府的职务。赵家欣作为《星光日报》特派记者辗转来到武汉，他很高兴地拜会了郁达夫，再度相逢，给两人带来了喜悦。郁达夫说，这里正缺少从东海前线来的记者。经郁达夫推荐，赵家欣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郁达夫还引导他会见了郭沫若、老舍等前辈作家。会后，郁达夫代表政治部和“文协”与作家盛成等到台儿庄、徐州等地去劳军，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视察河防。郁达夫作通讯《平汉、陇海、津浦一带》，文中报告了台儿庄、利国驿及黄河南岸一带的战况，对台儿庄大捷表示十分赞赏。并说：“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赵家欣也北上到徐州、台儿庄等地采访，撰写了《采访台儿庄战役》，赞扬中国军队凭借血肉之躯和劣势装备，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歼灭了自称无敌的日军矶谷师团的英雄业绩。

作为诗人的郁达夫后来亦有诗写道：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1938年9月，郁达夫再次到福州，陈仪获悉后，仍委任郁达夫为福建省政府参议。郁达夫在此期间曾到闽东一带视察。12月，应《星洲日报》胡兆祥电邀，偕王映霞、郁飞离开福州赴新加坡，担任该报编辑，其目的是为了向海外宣传抗战。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任职期间，主编的刊物中，以副刊《晨星》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它以宣传抗日救亡，号召侨胞内外一致，团结战斗为宗旨。他自己也执笔写了大量的政论和杂文，同时很重视培养青年作者。

1942年1月，日军南侵，新加坡处在日军炮火之下。在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郁达夫当选为主席。2月初，郁达夫与胡愈之等星华文化界抗敌会主要成员商议，决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苏门答腊。2月15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郁达夫、胡愈之等开始在苏门答腊过着流亡的生活。赵家欣从此不知郁达夫的音讯。

1946年秋，胡愈之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消息传到国内，赵家欣闻此噩耗，十分悲痛，更增加他对郁达夫的追思。他把1937年元旦郁达夫题赠的条幅《青岛杂事诗》挂在客厅里，作为珍贵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5年8月，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对郁达夫为国捐躯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

这段话也代表了无数文化人士和赵家欣的心声。赵家欣说：“40多年来，达夫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的记忆里映现。”他写了多篇忆念郁达夫的文章。他说：“达夫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作家，更使我毕生难忘的是他曾经为我排除危难，给我亲切教导的师友之情。”

1996年12月7日是郁达夫百岁诞辰，“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富阳召开。年已耄耋的赵家欣，在我和爱人黄安榕陪同下前往参加。赵老怀着无限情思在会上讲话，追忆往事，他从1936年岁末与郁达夫初次会面，谈到对他一生的影响，并说：“郁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他的一生”，“写出弘扬郁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用以激励青年一代，为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而努力，是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