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中国历史上，文天祥的这两句诗被引用过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其对国家人民无限忠心、慷慨悲歌的感情抒发，激励和鼓舞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文天祥，字宋端，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他的先辈都是一般老百姓，从未当过一官半职，文天祥因此自称“起身白屋”。文家世代善良、淳朴，在当地有极佳的口碑。文天祥从小就追慕那些谥“忠”的名臣，如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人，并立志：“没不豆其间，非夫也”。

二十岁那年，文天祥上京赴考，高中进士之后在对策集英殿时，“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出色的表现，让“在位久，理政浸怠”的理宗皇帝非常满意，御笔一挥，“亲拔为第一”，即钦点为状元。主考官王应鳞也称赞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奸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然而四天后文天祥因父亲去世，依古训回家守制三年。

文天祥从政的时候，南宋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开庆初年（1259年），蒙古军队南下到达鄂州（今武汉），临安小朝廷一片恐慌。宦官董宋臣提出迁都四明（今宁波），得到许多人的附和。在此关键时刻，时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文天祥勇敢地站出来。他上书皇上：“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如果匆忙迁都不利于稳定局面。他要求“乞斩宋臣，以一人心”。虽然宋臣没有被问罪，但迁都之说也被搁置。景定四年（1263年），宋臣被起用为都知，文天祥愤而辞职，后被贬到江西瑞州。他在任内做了许多好事，受到百姓的称赞，不久改任江西提刑，又迁尚书左司郎官。咸淳六年（1270年），贾似道称病辞官，想以此要挟朝廷使其得到更多的权和利。理宗没有他的办法，只好让文天祥拟写“挽留书”。文天祥深知贾似道的用意，在起草“挽留书”时，“语皆讽似道”，即不仅没有为贾说半句好话，还狠狠地将这个干尽坏事的权奸挖苦了一番，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惜其身”，“违朕心”。贾似道因此怀恨在心，指使人借机弹劾文天祥，将其免职。

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为湖南提刑，到任后，即前往退休的老丞相江万里的家中探望。作为长辈，江万里对文天祥的志向和节气甚为称赞，文天祥也很尊敬这位长者，两人一见面，就自然地谈起了国事，而且有许多共同语言。老人最后充满期待地对他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但是文天祥在湖南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年就调到江西赣州任知府，因而未能更深地接触。

德祐元年（1275年），蒙古大军分三路进攻临安，势在灭宋。朝廷报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捧诏涕泣”。他在吉安一带召募义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他的朋友知道后加以劝阻，说是“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慷慨陈词，说得对方频频点头。

为了抗敌，文天祥一改过去比较讲究的生活习惯，变卖所有的家产作为军费。每次与客人谈及时事，便流泪满面，“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是年八月，他提兵至临安。当时朝廷求和空气甚嚣尘上，尤其是兵部尚书师孟。文天祥因此上疏，指出“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还提出“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的建议。他觉得这样做可以令各方协同步调，“约日齐奋”，使敌人“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然而有关部门却认为这个建议“阔远”（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竟扣压下来，连上报朝廷都没有。

德祐二年（1276年），南宋最高当局执意投降。元朝丞相伯颜指定宋朝必须派丞相出城，才肯与之议和。此时文天祥挺身而出，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与“伯颜抗论皋亭山”，指责对方的侵略行径，表示将抗元斗争进行到底。伯颜辩不过文天祥，顿时老羞成怒，蛮横无理地把宋方的谈判代表拘留起来，并押往北方。文天祥在镇江途中，寻机逃脱至真州（即今江苏仪征市）。元军头头因此使出反间计，说文天祥是被他们放回来劝降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江东制置使李庭芝不辨真假，便给部属苗再成下令说，如果文天祥真的来劝降，就杀掉他。文天祥是清白的，他用事实证明自己的“忠义”，得到苗再成的理解与帮助，离开真州，最后几经辗转，从温州赶到了福州，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一起，继续领导抗元斗争。

福州当时虽然聚集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一些忠良义士，但抗元的力量还是显得太弱，没过多久，在元朝大军的步步紧逼下，设在乌龙江畔林浦村的南宋小朝廷不得不匆忙南撤。

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入汀州，文天祥率部转移到漳州，五月，出江西，入梅州，收复不少失地———“吉八县复其半”，但赣州一直打不下来。不久，元军派兵增援赣州，文天祥所部抵挡不了，只得退往循州，驻南岭，进屯丽江浦。由于军中发生疫情，文天祥的夫人和唯一的儿子被夺去生命。另据《福建通志》记载，这段期间，文天祥的队伍还在福建的连城驻扎过三个月。他的两个女儿也相继病死在那里。

景炎三年（1278年）十一月，文天祥率部到潮阳县。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他的部队遭到元军偷袭，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不幸被俘。“千户王惟义”上前要抓他，文天祥吞下龙脑自杀，但没有死。元兵把他带到元军将领张弘范面前，命他跪下，他坚决不跪。弘范以客礼待之，让他给张世杰写信，劝其投降。文天祥坚决不写，直言道，“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弘范还是要他写，文天祥便将不久前所作的著名诗篇《过零丁洋》给他，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尽管诗中所表达的宁死不屈的意思非常明白，弘范看过后仍然不死心，一再规劝文天祥改事新朝，说是“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仍不为所动，他流着泪回答，“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对于忠心耿耿、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弘范除了“义之”，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派人把他送往京师。

文天祥在被押解的途上，曾绝食八天。到达燕京后，又不睡觉，硬是坐到天亮。当时元朝正处于初建时，元世祖忽必烈“多求才南官”，又深知文天祥是个难得的才俊———“南人无如天祥者”，便让人（包括被俘的恭帝）去劝降。然而每一次文天祥都以“国亡，吾分一死”回答，令劝降者无功而还。

文天祥在狱中度过整整三年，写下了几百首诗词和文章，抒发强烈的爱国之情，其中《正气歌》最为著名：“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全文慷慨激昂，充满浩然正气，至今读来，仍让人肃然起敬。

面对如此坚贞不屈的文天祥，虽然元朝的当权者已认识到无法使之归顺，但忽必烈还是不死心，他亲自出面找文天祥谈话，问道，“汝何愿？”得到的回答是,“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听后从心里赞叹这个南宋的宰相，不忍杀他，但底下的人认为，应该“从天祥之请”，不要再留他了，加之当时社会上又传出“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的说法，为了避免后患，忽必烈最终下令把他杀了。

文天祥殉难的时间是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临刑的那天，监斩官对文天祥说,“丞相回奏，还能免死。”但视死如归的文天祥不为所动，他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然后朝南面跪拜，表示他对南宋的忠贞不渝。过些天，夫人欧阳氏为他收尸时，发现他的衣带中有一张字条这样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的一生，的确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历史，为人民所景仰；他的精神流芳百代，千古不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过去读文天祥，深为其忠贞不屈、大义凛然的行为所感动，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困惑———为什么在颂扬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精神的同时，又肯定其“死对头”元朝的合法性，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后来才逐渐明白，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掌权的虽然多为汉族，但少数民族在它的聚居区建立政权，乃至于最终“入主中原”的也有。少数民族同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主导的政权与汉族主导的政权一样，都应当得到承认，二者都是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可以说，承认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是尊重历史，颂扬文天祥一类的历史人物则是倡导一种品德和精神。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的存在，更不能丢弃我们民族光荣传统的浩然正气！